《人世间》里，周父周志刚是在与孙子下象棋的时候，突然晕倒，被送进了医院。

到了医院里，医生直接说无法救治了，但不久周父苏醒过来，然后执意地要求回家。

在周父临终的那一段长篇谈话中，提到了他与冬梅的父母没有相见的问题。其实在小说里，周父在去世前，并没有提到这个耿耿于怀的心中纠结，而是在其它的时候，道及这样的心中遗憾。

现在电视剧把小说里突出展现出来的阶层隔阂，放在了临终前周父的总结反思中，可以说是一次非常成功且吻合小说原著的改编。

在电视剧里，设计了一场周父与三个孩子睡于一炕的动人场景，这是原小说中没有的，在这个段落中，周蓉与父亲还开了一个玩笑，笑称父亲是“老狐狸”。

这个“老狐狸”并没有贬义色彩，而是女儿对父亲没有距离的真挚情感在笑骂中的随性喷发。

而作为电视剧编剧的王海鸰与剧中的秉昆一角，出生在同一年，她设计出的这个小说里没有的“老狐狸”的台词，其实也与那个时代中的“流行语”有关。这就是文革期间的老电影《铁道卫士》里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务老狐狸，他的言行曾经深度楔入到当时的流行话语之中。周蓉对父亲的昵爱的指称，与受到这部电影的影响有关。

在剧中，看似一切正常的周父，在第二天，却悄然地离开了人世，在电视剧中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迷障。

其实，梁晓声在对小说里的周家二老的形象设计中，带有某种荒诞主义的设置。

像周母的突然晕厥，成了植物人，后来某一天突然恢复了正常，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现象，而在小说里，却成为了一种煞有介事的事件，其实梁晓声意图通过周母的意识丧失，来突出郑娟对于家庭的贡献。

周父在电视剧中回城后，也失去了他的演绎空间，所以电视剧自作主张地在原小说的描写基础上，把周父支到附近郊区的一个企业去了，他很少回家，家里的矛盾冲突中，也不见他的身影，一如他之前在“大三线”工地上那样。

其实周父退休回到家里，就已经不需要他介入到家庭的冲突了。

后来周父再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周父意外地看到周蓉与蔡晓光在屋子里依偎在一起，相互慰藉，从而得知女儿与冯化成之间已经走到了离婚这一步。

这才有了电视剧中周父面见冯化成、大发雷霆的一幕。

这在小说中是没有的。

如果按照情节剧的设计，完全可以把周父的突然昏厥，放在他斥责冯化成的时候，但是电视剧并没有如此，而是依然按照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周父是在与孙子下象棋时突发疾病的。

周父平静的死去，没有什么戏剧冲突，也没有喻涵着什么社会意义，完全是一种生理上的自然现象，这在梁晓声的小说里，标志着一个明显的转折。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1992年拍成的电视剧《年轮》中，梁晓声也在这部剧里设置了一个父亲的形象，这就是小说里的王小嵩的父亲。

王小嵩的父亲的原型，与《人世间》里的周父一样，也是按照梁晓声的父亲的形象设计的。

王小嵩的父亲与《人世间》里的周父的相似处有如下几点：

我们可以从电视剧《年轮》墙上的镜框中奖状看到王父的所在单位，是哈尔滨市第二建筑公司。

《人世间》里从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九十年代，周家老宅里都纹丝不动地挂着两张奖状，应该与《年轮》中的这个奖状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家里顶梁柱所获得的奖状。

《年轮》中写到大西北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冬天风沙大，能够把帐篷给埋没了，有的工人就被这风沙夺去了生命。那儿蔬菜没有，用水也很困难，必须到黄河里运来一点浑浊的泥浆水。

王小嵩的父亲三年才能回家探亲一次，而且路上要走六七天的时间，转三四次车。

梁晓声曾经在他的文章中，介绍他的父亲从四川的工地上回到哈尔滨，必须先搭卡车，到达乐山，从这里搭乘公共汽车来到成都，从成都上火车，来到北京，在这里转车才能到达哈尔滨。

可以看出，《年轮》中的王父与梁晓声父亲的经历高度吻合，自然与《人世间》里的周父也是基本雷同。

但是，与《人世间》里的周父自然终老不同，《年轮》中的王父的死去，却是在文革中，且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在《年轮》中，王小嵩曾经向他的朋友道及他的父亲死亡经过：“那时他在四川，单位分成两大派，有一派拦了一辆车，全副武装地去攻打另一派，可司机恰恰是另一派的，按当年看，表现得相当英勇壮烈，把车直冲着山洞开下去。还喊了一句令人崇敬的口号。结果和全车人同归于尽，我父亲也在车上……”

从文学创作的典型性来说，梁晓声把父亲为原型的人物在《年轮》中拉扯上了特定时代的特定氛围，并且残忍地处理成意外死去，的确能够增加小说中的戏剧性成份，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这完全是一种对主题的曲意迎合，因为事实上，梁晓声的父亲，并没有在文革中意外去世，真实的状况是，梁父是在患上胃癌之后才如同《人世间》里的周父一样，安详地悄然逝去的。

可以看出，梁晓声早期作品里，竭力营造一种悲惨性的气氛，他的第一篇获奖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里，短短几千字的篇幅，就将三个最可爱的知青给处理成意外死亡了，其中一个是“我”的恋人，一个是“我”的妹妹。

这种文学，可以称之为“卖惨文学”。

在《年轮》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如此的设计。小说里的王小嵩最喜欢的女性郝梅因为生病，而不能发声，成了哑巴，她被强奸而生下的女儿，患了骨癌，不幸夭折。人生中有着低微概率的惨状，却在梁晓声的小说里大面积地存在着。

这种卖惨，构成了梁晓声小说一度时期笼罩在他的文字与章回中的悲惨气氛。

但是，梁晓声也在反思，就是这种“惨”，在生活中并不是频繁地出现的，作家为了制造小说里的情节点，就不断地为人物设计悲剧性的命运，这种写作手法，是否符合社会现实，是否吻合现实主义的宗旨？

比如，《人世间》里秉昆这个人物，就交织着梁晓声的思考。他在解析秉昆这样的“好人”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时候，说道：“而我们看现实生活中，却还真有这样的人。如果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而文艺作品中这样的人却不多了，文艺作品中更多是‘他人即地狱’的状态，那也是文艺自身应该思考的问题。”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梁晓声提出了写“好人文学”，这在严肃作家群落里，可以说是鹤立鸡群的一位。

因为严肃文学里习惯性地描写人的劣根性、丑陋性，把人物的悲惨状况加以超现实地加诸在人物身上，来造成一种别出心裁的所谓深刻意味，但是这些阴暗、晦涩、丑恶的人性世界，固然有着它一定程度的对社会生活的折射，但正如梁晓声所说的那样，这种“他人即地狱”的社会状况，并不是我们普通人所实际感受到的那样的现实存在。大多数人的现实生活还是平淡、平常的，带着人性、亲情、友情的暖意，很难会出现那些所谓严肃文学里的种种扭曲的世界。

梁晓声意识到那种扭曲地反映现实的文学，并不代表就是“现实主义”，这也是所谓的严肃文学日益远离读者的原因。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梁晓声立志在文学创作中“中年变法”，擎起“好人文学”的招牌，力求写生活中的好人，从而走到了《人世间》这样一部引起社会共鸣、有别于早期作品的新的平台。

而在“好人文学”的辉光照耀下，生活也恢复了本来的“好”的面目。《年轮》中，梁晓声把主人公的父亲给处理死了，而事实上，梁晓声的父亲退休后安享晚年，一度还跟随着梁晓声的轨迹，来到儿子所在的北影厂，在电影中跑龙套，哪里有《年轮》中那般的死于文革间的派系争斗？

这样，也就有了《人世间》里梁晓声给予周父以一种平淡的死去的人物设计，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样的人物结构方式，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现实，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梁晓声文学创作在他的晚年情境中，日益显示出一种平和、包容、恬淡的态度，反而更能折射出生活的平常态，让他笔下的文字与现实，能够更好地贴近真正的当下生存方式。

而文学的目的，不就是尽量地与它笔下创造的世界，更好地产生同频共振吗？

周父的平静死亡，与王父的意外死去，看似前者没有后者那么富有触目惊心的警世意味，但是《人世间》里的周父的告别世界方式，毕竟是与真实发生的事实没有隔阂，没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