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镇江丹徒为吴京的文献与考古依据
从周初到春秋晚期这五百多年中的先秦吴国时，镇江丹徒之地便已名为“吴京”，其有五条有力的文献与考古方面的证据。
（一）第一条极有力的文献证据：孙权“复”丹徒为武进
“京口”乃“吴京”的第一条文献依据便是《三国志》载孙权下诏书“复”丹徒为武进，而非“改”丹徒为武进：一字之差，透露重要玄机。
按《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载：刘备称帝时，曾诱使武陵蛮夷叛吴归蜀，至嘉禾三年（234）“冬十一月，太常潘浚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诏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1](1140)所改的“武进”两字意为：北拒曹操，西平蜀汉，必定要以武力进取而使国运昌盛。难怪吴大帝孙权要把自己旧时所都的京口之地命名为“武进”，要把后来的新首都武昌命名为“武昌”；后来又把正式决定下来的首都（今天的南京）命名为“建业”，表明自己图谋建国大业的天下之志。
由于上引官方正史所征引的孙权诏书用的是一个“复”字而未用“改”字，而云阳又的确是曲阿的旧名，即“复”字用在“曲阿为云阳”上是对的，则“复”字用在“丹徒为武进”上应当也真实不虚（正史要经过多位官员层层把关、字斟句酌，字字皆当信实），这就证明“武进”其实不是丹徒后来的新改之名，而应当就是丹徒原本的旧名。
而“武进”的读音又与“吴京”相同，所以丹徒古名“武进（吴京）”，其实也就证明丹徒就是先秦吴国的首都“京城”，故此城所在的江南大运河的入江口便称为“京口”。
秦始皇忌讳此名有“京”字而让此地带有十分明显的王气；事实上他又知道（而我们后人不知道）此地就是先秦吴国的首都，吴国的京城、宫城必然仍在，所以此地名所显示出来的王气更非虚名而是实在不虚，于是也就要改此王气十足的“京口”之名为恶名“丹徒”（意为穿红衣服的囚徒所呆之地，则此地便是极卑恶之地）。
而且秦始皇表面上似乎是在改“京口”，但由于“京口”只是一个河口而以“京”来命名，而“京”在古代历来就是首都之意，则河口旁的丹徒古城必定可以称作“京城”，河口旁的山必定可以称作“京山（京岘山）”，其地又是先秦吴国的首都，故可以名为“吴京”。
正如北京古名“燕京”而为燕国的首都，则“武进（吴京）”之名其实也就能证明此丹徒京口之地在当时便是吴国的首都。秦始皇特地改这“吴京（武进）、京城、京口”三位一体的充满盛大王气的地名为恶名“丹徒”；而孙权代表江南的实力崛起，首当其冲便是要恢复此地旧时充满王气的壮盛美名，当然他在这三位一体的美名中选定的是“武进（吴京）”而未选择另外两个。
由秦始皇改“云阳”为“曲阿”，孙权复“曲阿”为秦始皇改之前的旧名“云阳”，证明孙权所复的丹徒旧名“吴京（武进）”，必定也是复秦始皇所改。
丹徒之地在秦时既可以称作“京口”，又可叫作“武进（吴京）”和“京城”。“京口”是针对运河而言，指明其乃江南大运河入长江的末口（最北之口）所在；“武进（吴京）”和“京城”则是从这座城市在吴国政治地位的角度来称呼，而后者更强调其“城”的壮丽雄伟；而“京口”之名则在强调其有“河（运河）”而战略地位重要。
乾隆《江南通志》卷五“舆地志、沿革表一、常州府”之“三国吴、吴郡、毗陵县”下有注：“按《吴志·孙权传》：’嘉禾三年，复丹徒为武进。’《通鉴注》：‘吴改丹徒曰武进，晋复曰丹徒，仍因丹徒、曲阿立武进县，属毗陵郡。’是吴之武进有今武进县之地矣。又‘武进’之名，《宋·志》云‘孙权改’，《吴志》云‘复’，是‘武进’为吴、楚间旧邑名也。”[3](册507页256)
所引“《通鉴注》”见《资治通鉴》卷94“晋纪十六”晋成帝咸和“六年春正月，赵刘征复寇娄县，掠武进”，胡三省注：“娄县，前汉属会稽郡，后汉、晋属吴郡。吴孙权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复曰丹徒，仍分丹徒、曲阿立武进县，属毗陵郡，晋改毗陵曰晋陵。刘昫曰：唐苏州昆山县，汉娄县地。”[5](册306页84)
其言：“是吴之武进有今武进县之地矣。”其实：三国东吴之武进为丹徒县，与今天的武进县毫无关系。西晋将武进县改回丹徒县，又分丹徒、曲阿两县的东境设立新的武进县；而今天的武进县，其“奔牛－万绥－孟河”这西北一隅，便是西晋所设武进县的所在，万绥便是西晋所设武进县的县城所在，史称“武进故城”（注：此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观点，供学术争鸣参考）。
故可以说“西晋武进占有到今武进县之地”，但其实也只是部分占有而非全部占有，今武进之地是唐朝武则天在垂拱二年（686）分晋陵县西半境给武进县，明代朱元璋洪武初年又把晋陵县并入武进县，等于古晋陵县的东半境也全部划归了武进县。所以今武进县只有“奔牛－万绥－孟河”这西北一隅是西晋武进县的一部分，此地与丹徒之间隔开了丹阳，所以此地根本就不属于三国东吴时改丹徒县为武进县的丹徒县。
其所引“《宋·志》云’孙权改’”，见《宋书》卷35《地理志》“南徐州刺史、南东海太守”：“丹徒令：本属晋陵，古名‘朱方’，后名‘谷阳’，秦改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改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复曰‘丹徒’。武进令：晋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毗陵，宋孝武大明末，度属此。”[6](1039)“度属此”，指的是毗陵郡在宋孝武帝大明年号的末年，由吴郡改属南东海郡节度。好在乾隆《江南通志》能引《吴志·孙权传》“嘉禾三年，复丹徒为武进”的“复”字，来纠正《宋书·地理志》的“改丹徒为武进”之“改”字为非（或定此“改”字当理解为“改回”而不当理解为“新改”），从而定“武进”是丹徒旧邑名，即划线部分得出的结论：“是‘武进’为吴、楚间旧邑名也”，这是非常正确而有眼力、有见底！
孙权寻访民间时，得知被秦始皇污名化为“丹徒”的这块地方，其旧名为“吴京”，孙权只听到百姓口头说这个音。而知晓此地旧名的只可能是当地的土著百姓，而古代的土著百姓几乎全都是文盲，孙权听得其音，问其如何写法，百姓自然摇头说不知写作何字，孙权也就不知如何落笔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此地如果写成“吴京”，便意味着此地只能局限在方国吴地之京的地位，从而也就意味着自己孙权将无法一统中原来让此地由“吴京”升格为天下之京（“天京”），于是也就有意把这个听来的读音“吴京”，给硬写成了“武进”，以此来表达自己“以武而进”来使这一地名突破“吴京”格局，从字面上就能冒出那种通过武力一统一天下的雄雄壮志出来！
当然这么一改，也就掩盖住丹徒原本称作“吴京”的丹徒旧名，也就掩盖住丹徒原本为吴国之京的这一后人全然不晓的史实（去先秦吴国不远的秦始皇，及去秦始皇不远的孙权那肯定是知晓的，但后人全然不晓），从而使得两千年来所有的历史研究者，全然不晓镇江城还曾经作过先秦吴国（而不光是荆王刘贾、吴王刘濞、东吴吴国）的京都所在。
《三国志》载孙权“复”丹徒为武进而非“改”丹徒为武进，我们以此来作为“京口”乃“吴京”的依据未免显得过于单薄而未必确凿。好在我们还是能找到第二类文献依据，使之在文献上由孤证变成双证，从而显得更为可信。而且这第二类文献依据本身又有两条而非一条。
（二）第二条文献证据：六朝、五代人称京口为“京吴”
六朝、五代人称京口为“京吴”，“京吴”与“吴京”只是字序颠倒一下，两者的含义显然密切相关；所以，六朝、五代人称京口为“京吴”，便是“京口”乃“吴京”的第二类文献记载。所谓的“京吴”，其实就是以京口为首都的先秦吴国。
五代人称京口为“京吴”的文献实例见《至顺镇江志》卷八“庙、丹阳县、嘉贤庙”条录南朝梁代延陵县令王僧恕所作的延陵县季子庙碑，其碑文中有“甘棠勿翦，知东周之美政；庙宇修存，信京吴之流庆”句[7](2734)，“京吴”与“东周”对仗并举。
一般人都会解“京”为“大”，把“大吴”解作“伟大的吴国”。但“东周”与“大吴”并列，“大吴”已经明显在气势上把其宗主国“东周”给比了下去。“周”尊于“吴”，作者王僧恕出于“君尊臣卑”的正统道德价值观，肯定要尊重“东周”，而无意用“京吴”指“大吴”即伟大的吴国。
“京吴”既然与“东周”对仗并举，而“东周”是政权，表明“京吴”应当也是政权的概念，否则两者便构不成严密的对仗了。“东周”既然是客观中性的政权名号，从严密对仗来说，“京吴”也应当是客观中性的政权名号，从名号的客观中性角度来说，便不当解“京”为“大”而作“大吴（伟大的吴国）”那种加了定语的褒义式的政权名号来理解，因为没有一个客观而中性的政权名号会加上“京（大）”这样的形容词。
因此，“京吴”与“东周”对仗并举，两者应当都是客观而中性的政权名号。由于“东周”这一客观而中性的名号是以其首都来称呼其国名，即此“东周”是指定都于东都洛邑的周朝。则“京吴”这一客观而中性的名号应当也是以其首都来称呼其国名，即此“京吴”便是立都于以“京”字来命名的首都——“吴京、京口（今镇江）”——的吴国。因此这一记载到“京吴”的文献，便是吴国立都于带“京”字的“吴京、京口”也即今天镇江丹徒的重要文献实证。所谓的“京吴”，就是建都于“吴京（或京口）”的吴国。因此这条“京吴”的文献记载，便是季子所处的父亲寿梦与三位兄长任吴王时，吴国立都于京口的文献实证。
而《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开头“吴太伯”三字下《史记正义》注：“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2](1445)其“王诸樊元年”下《史记集解》注：“骃案：《系本》曰：’诸樊徙吴也。’”[2](1450)可见诸樊秉让国于季子的志向，不敢居父王寿梦所在之都，特意把自己的摄政王朝廷（即办公地）迁至吴县（今苏州城）居住，相当于后世的“行在所、行都”；其时的首都，也即其父王所居、所葬之都仍是京口。
到其子阖闾时，又抛弃父亲诸樊之城（当是今天考古所发现的“木渎古城”），命伍子胥建筑属于他自己的非常宏大壮丽的吴县城（即今天的苏州城），人称“阖闾城”，为与太湖边武进与无锡两县交界处的另一座陪都“阖闾城”相区别，而称“阖闾大城”，太湖畔的那座“阖闾城”因比之要小而称“阖闾城”，两城皆是阖闾命伍子胥所建，故皆名“阖闾城”。于是阖闾与其子夫差，便正式迁京口之都于吴县（即今苏州）。
所以说，从季子的父王寿梦，一直到被阖闾弑杀的吴王僚，应当都建都于“京口”也即今天的镇江城，其处因此而得以“京”字来命名，立都于此的吴国便被称作“京吴”，以别于泰伯所都的故都梅里——其称之为“故吴”（故吴墟）；也有别于阖闾父子所都的新都姑苏——其称之为“姑苏”（即后世之苏州城）或“东吴”。
镇江“京口”丹徒之地因是吴国之京而用类称称作“京城”，用独称则称作“吴京”，后世音讹或孙权有意记录为“武进”，因此地位于江南大运河的北口而名“京口”，其城西侧的镇山称为“京岘山”，其往东南延伸的余脉称为“京山山脉”（即丹阳境内的“水经山”）。
秦始皇忌京口之地这一系列地名中的“京”字，于是将其统统改为恶名“丹徒”，即“丹徒城”、“丹徒口”、“丹徒岘”、“丹徒山”，所以《三国志》称孙权下诏是恢复丹徒为武进，而非新改丹徒为武进。则立都于此“京口（京城、吴京、武进）”之地的先秦吴国便称作“京吴”。作《三国志》的陈寿离先秦和秦朝未远，尚知晓此由来，故用“复丹徒为武进”，而不用“改丹徒为武进”；梁朝延陵县令王僧恕去陈寿又未远（仅200多年），亦知晓此由来，故称之为“京吴”（意指延陵季子所在的政权是建都于京口的先秦吴国）。所以“京吴”便可作“京口”之地的又一别称，而与“吴京”含义相通。
今遍查古代文献，除上述一例外，我们还能找到另一条称镇江京口之地为“京吴”的例子，而且是仅此一条，可证在历史长河中，由于汉以后之人全然不晓先秦吴国立都镇江京口的史实，导致镇江京口又名“京吴”或“吴京”的外号也无人知晓。
我们所找到的这处文献便是《全唐诗》卷753南唐大诗人徐铉《得浙西郝判官书，未及报，闻燕王移镇京口，因寄此诗，问方判官、田书记消息》：“秋风海上久离居，曾得刘公一纸书。淡水心情长若此，银钩踪迹更无如。尝忧座侧飞鸮鸟，未暇江中觅鲤鱼。今日京吴建朱邸，问君谁共曳长裾？”[8]
而在文献中，“吴京”一般指的是定都于吴地的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从来都不指镇江，其文献实例可见《文选》卷22刘宋朝大诗人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岩险去汉宇，衿卫徙吴京。”唐人李善注：“宋（南朝宋）都吴地，故曰’吴京’也。”[9]又见《文苑英华》卷314唐代诗人李宾登金陵（今南京）瓦官寺而作《登瓦官寺阁》诗：“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钟山对北户，淮水入南荣。漫漫雨花落，嘈嘈天乐鸣。两廊振法鼓，四角吹风筝。杳出霄汉上，仰攀日月行。山空霸气灭，地古寒阴生。寥廓云海晚，苍茫宫观平。
门余‘阊阖’字，楼识‘凤凰’名。雷作百川动，神扶万拱倾。灵光一向贵，长此镇吴京！”[10]亦以“吴京”为金陵南京。唐代大诗人李白《李太白集注》卷5《鼓吹入朝曲》：“金陵控海浦，渌水带吴京。”[11](122)又卷15《留别金陵诸公》诗：“黄旗一扫荡，割壤开吴京。”王琦注：“吴京，金陵也，以吴人所都，故曰‘吴京’。”[11](281)文献中从未找到过六朝及六朝以后人称镇江为“吴京”的例子。
但正如今天北京以天津为海口那般，视镇江为京城建业之口，而名其为“京口”亦无不可。实不知，远在南朝建业为都前的秦始皇时代，便已称镇江之地为“京口”，其与六朝时南京为京无关。而且从地理上看，镇江与南京相隔也颇远，亦非南京的口岸，镇江乃江南大运河入长江的最末之口，正如“邗沟”入淮河的最末之口（“入淮口”）称为“末口”（其地在今淮安）那般，镇江这一运河的入江口便称之为“京口”，其“口”字并非得自南京的口岸在此，而得名于江南大运河的末口（即最北的入江口）在此。
由六朝人把京城建业称为“吴京”，不把镇江京口之地称为“吴京”，可知古人称镇江为“京吴”（正如上文所言，即相当于“吴京”），便不会是六朝立都建业时的说法。因为其时的吴京设在南京，当时之人也就不会视镇江为“京”而称之为“京吴”了，更不会称之为“吴京（武进）”。而事实上，称镇江为“吴京（武进）”，据《三国志》所引孙权诏书，乃是孙权恢复秦始皇所改恶名“丹徒”前的名字，即是秦始皇之前的先秦时代便已称此地为“吴京（武进）”。由镇江“吴京（武进）”乃先秦古名，则称镇江为“京吴（京城之吴）”亦当是秦始皇前的事。
从上引碑文来看，梁刘僧恕口中的“京吴”显然也和六朝首都“吴京”建康无关，因为此碑文所言的季子，其生平与建康南京没有任何交集，梁延陵县令王僧恕再怎么糊涂，也不可能把季子和建康的“吴京”扯上关系；而延陵季子庙就建在镇江下属的延陵县境内，梁延陵县令王僧恕只会把季子与镇江这个“京口、京城、吴京（武进）”之“吴”挂上钩。由此亦可明白：“京吴”当指立都镇江“京口、京城、吴京（武进）”之地的先秦“吴”国，从而也就让“京吴”与镇江挂上钩，透露出镇江乃季子时代先秦吴国首都的含义来。而南唐人徐铉称镇江为“京吴”，其实应当就出典于王僧恕，同样透露出镇江乃季子时代先秦吴国首都的含义来。
以上两条文献，第一条南朝文献证明了“京吴”是指：延陵季子所处的政权乃是建都于镇江京口之地的先秦吴国；而第二条南唐文献证明了：镇江京口之地因先秦吴国立都于此而有“京吴”之雅称。上文“（一）”与本处“（二）”这两点的考证，无可辩驳地揭示出“武进”的内涵就是“吴地之京”，这对于武进以及后世统领武进的常州全境精气神的提升，无疑具有宏大的意义。
有人或许会因为下面“二、（一）”所揭示的“京口是荆王刘贾、吴王刘濞都”，从而认为梁人称京口为“京吴“，不过是在用荆王刘贾与吴王刘濞的典故罢了，而未必就指先秦之吴。
然荆王刘贾的国号为“荆”，不是“吴”，其立都京口之国当称“京荆”而不当称“京吴”；刘濞之国虽是吴，但其首都据“二、（一）”所引《越绝书》的记载，人们向来都会认为他的首都是在广陵（扬州）和吴郡（苏州），没有人会认为他的首都是在京口（镇江），罕有人会像本书这样，据《太平寰宇记》的文字，推得刘濞之吴又以京口为都，因此也就不会把“京吴”（即以京口为都的吴）与刘濞之吴联系起来（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濞之吴不在京口）。更何况，我们更有下面三重证据（两重是文献旁证，一重是两类考古实证）来证明京口乃先秦吴京的事实，从而也就更加能够证明此处所言的“京吴”实指立都京口的先秦之吴而非刘贾之荆、刘濞之吴。
事实上，刘贾国号为荆，前人虽然知晓其立都于京口，但当称“荆吴”而非“吴京”。而刘濞则无文献记载其立都于京口，即便有当时离刘濞不远的西汉人知晓刘濞曾经立都京口的史实，但由于刘濞最终的结局是发动“七国之乱”，被汉景帝派将军周亚夫剿灭，兵败被杀，相当于身败名裂，也就不会有人因刘濞之吴而称其所都的京口为“京吴”；可以想见，即便真有反对中央、不识时务、歌颂反叛者的人这么称呼，京口人也不愿答应。从而也就更加证明此处所言的“京吴”实指立都京口的先秦之吴而非刘贾之荆、刘濞之吴，“京口”在先秦时便已是“吴京”。
又：镇江之地因位于运河入长江之口而得“京口”之名。今人都说镇江处的大运河是秦始皇所开；如果大运河是秦始皇所开，则秦始皇所开大运河的入江口必定是秦代才有，则此入江口之名便当是秦始皇所起；而秦始皇忌讳此地有“京”字之名，则秦始皇所开此河的河口必定不会起“京口”之名。然而孙权诏书写明他是恢复秦始皇所改恶名“曲阿”为秦始皇更改之前的古名“云阳”，则同一诏书同一句话中提到的恢复丹徒为武进，便是把秦始皇所改恶名“丹徒”恢复为秦始皇更改之前的古名“武进”。
这就表明“武进（吴京）”乃是先秦就有的古名，则此“吴京”处的河口，秦始皇之前必定名叫“京口”（意为“吴京”处的河口），即“京口”之名显然就是秦始皇所改“丹徒口”之前的旧名，而非孙权之前的吴王刘濞之吴立都于此才叫“京口”之名。这便是能够用来证明镇江京口处的大运河必定早在秦始皇之前就已存在的又一旁证。
（三）第三条有力旁证：庆封宅在丹徒
庆封宅在丹徒，便是“京口”乃“吴京”的又一绝有力旁证，这是我们找到的用来论证“镇江京口之地先秦时为吴京”这一论点的第三重证据。
1．庆封有宅在丹徒，但丹徒（京口）不是庆封的采邑“朱方”
《光绪丹徒县志》卷56“艺文、国朝文”收录有清人颜于钧的《朱方非丹徒辨》：
“朱方”之名，见于《左氏·襄二十八年传》云：“齐庆封奔吴，吴句余与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杜注：“朱方，吴地。”而不详其所在。《公羊》作“防”，云：“庆封走之吴，吴封之于防。”案：“防”与“朱方”盖一地也。古“防”字多省作“方”。《汉书·功臣表》“汁防侯”，《史记》作“什方”，便是“方”即“防”也。“防”字又通作“房”。《左·昭十三年传》云：“楚灵王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杜注作“防”，云：“汝南有吴防县，即防国。”《史记·项羽本纪》：“封杨武为吴防侯”，《汉·志》作“吴房”，孟康注云：“本房子国。以楚封吴王弟夫概于此为棠溪氏，故名’吴房’。”然则：“房、防”与“方”，皆得通用。《左》、《公》所记，字异而地则同一。
谓之“朱方”者，《路史》云：“有虞氏国丹朱于房，为房侯。”（注：房，同作“防”。）《周语》亦云：“昭王娶于房，曰‘房后’。丹朱冯身以仪之。”以其为丹朱所封，故曰“朱方”，犹之楚昭封吴夫概于房而谓之“吴房”也。鲁襄之世，房尚未迁，而得有“朱方”以封庆封者，“朱方”不过房地一邑。房之立国，不必即在朱之所封：统而言之，则曰“房”；析而言之，则曰“房国”、曰“朱方”。称以“朱方”，正所以别于“房”也。其地在今汝宁府遂平、西平及许州之郾城等境。（《唐书》：“元和十二年，李愬攻吴防，克其外城。既平吴元济，遂改号曰‘遂平’。”《括地志》：“棠溪县城，城在郾城县西北八十五里。”《寰宇记》：“西平县西北有棠溪村。”三县地境相接，盖皆古房国之地。）与润之丹徒，绝不相关。
《邑乘》引张勃《吴录》第云：“朱方，后名’谷阳’”，亦无丹徒为朱方明文。其以朱方为丹徒，则自颜师古始。而合丹徒、朱方、谷阳为一地，则又自杜佑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丹徒”，师古注云：“即《春秋》‘朱方’。”杜佑《通典》云：“丹徒，古朱方，后名‘谷阳’。”厥后，《太平御览》引《十道志》遂云：“润州丹阳郡，春秋吴国地，谓之‘朱方’。”罗泌《路史》亦云：“润之丹徒东二十里，曰‘朱方’”，是直以朱方为在吾郡之东路而从而点缀之者。且谓：“城南有庆封宅、庆封井也。”
则尝以《春秋》考之：昭公四年《经》云：“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执齐庆封杀之，遂灭赖。”楚子者，楚灵也。执齐庆封，执之于朱方。（《左传》云：“围朱方，克之。执齐庆封，尽灭其族。”）即执之于防也。
《春秋》之世，吴境北极淮阳，丹徒在其腹里。灵于庆封，并非有所积怨、深怒，必欲得而甘心？其合诸侯于申（今南阳府）而伐吴以戮之，不过假借“仁义”之名以求济其所欲。且当时用兵迥非后世流寇之比。灵虽横暴，亦恶能帅八国之师，深入吴境千有余里，大具舟楫，涉长江之险，直至润之丹徒而杀齐庆封哉？
至谓“朱方后名谷阳”，则是牵合《春秋》“灭赖”之文为说，然愈足以证朱方之非丹徒：“赖”者，近乎房之小国，其音与“厉”相谐，故《公》、《谷》经文皆作“灭厉”。而《僖十五年经》亦书：“齐师、曹师灭厉。”（杜注误。）其地后世实名“谷阳”。《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注引《括地志》云：“苦县，在亳州谷阳县界。厉，音’赖’。”是“赖”即“厉”。厉在谷阳，谷阳则苦县，苦县则属亳州，（《春秋》时别有一赖，在今湖北随州。《左·桓十三年传》云：“楚子使赖人追之”是也。字亦可读作“厉”。解者多混而一之，非是。）《汉·志》云：“淮南苦县”。然则谷阳自是一地，虽与防相去不远，而要非朱方之异称，且更非会稽之丹徒所得而冒称者也。
说者徒以朱方之“朱”与丹徒之“丹”同训赤色，因误以丹徒为朱方；又欲阴取《春秋》“灭赖”之文为证，知“赖”有“谷阳”之称，遂于丹徒之左近求谷阳既不可得，则以为“朱方一名‘谷阳’”耳。又按《谷梁传》云：“庆封封乎吴钟离。”钟离，楚邑，淮南县。（按：钟离亦有时属吴。）在今为凤阳府。虽与《左》、《公》不同，而其地要不出乎淮、汝，是奚可移而属之江南之丹徒也哉？[13](册2页372-373)
此文的重要性，便在于首次严谨而详实地考明如下几点事实：
①考明“朱方”当是丹朱所分封的房地，古人“方、房、防”三字混写而可通假，其地即今河南遂平（先秦时的房国）一带。
②“谷阳”是赖国的别称，赖国与朱方是两地，因此“谷阳”不是“朱方”的别名。
③朱方之地与钟离相近，故《左传》言分封庆封于“朱方”，《公羊传》言分封庆封于“防”，而《谷梁传》则言分封庆封于“钟离”附近，其实这三者说的都是一回事，三者也都在今天的河南一带，是吴楚两国的交界处。
④吴国应当把异族之人庆封分封在吴国的边境，用他来守卫边疆，庆封也正因为地处边疆的原故而被楚国攻灭；如果他被封于丹徒这一吴国的心腹之地而被楚国攻灭，则楚国的战斗力之强、吴国防御力之弱真是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而荒谬绝伦。由屈荡守朱方，不久屈荡又被楚人以交通吴国的名义处死，一般都认为这是吴国再次夺得朱方之地，这也能表明朱方是在吴楚争战的两国边境线上；如果朱方之地在丹徒，则吴国何能容忍敌国安插大将军到自己的心腹处来？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投降后，楚国又把夫概分封在朱方一带，来为楚国防守边境，称为“吴防”，楚国同样也不可能把异国投诚之人分封在其祖国的内地，而当分封在两国的边疆，这同样也能表明朱方（也即吴防）之地当在吴楚两国交界的边境线上。
⑤该文作者又合情入理地断定：庆封作为异族之人，吴王是不可能把他分封在本国的心腹之地丹徒；而且楚国也不敢轻率出兵攻打吴国的腹里之地丹徒。楚王如果能攻下吴国的腹里丹徒而俘杀庆封，为何不趁胜再进军一二百里与吴国决战而直捣吴都无锡梅里或苏州城？楚王怎么可能只攻杀庆封，便选择偃旗息鼓地退兵？由此可知：庆封必定是被吴王封在吴国边疆上的今天河南、安徽交界处的朱方；也正因为此，楚国才能够乘虚而入，攻打吴楚边境上的“朱方”而得手。
⑥赖国在朱方近旁，所以楚国趁机一并把赖国给攻占了。
⑦“谷阳”是朱方近旁赖国的别名，与朱方相邻近但非同一地区。把丹徒视为“朱方”已是大误，再把“谷阳”与朱方视为同一个地区，说“丹徒又名’谷阳’”，那更是误上之误。
因此，⑧朱方之地肯定位于吴楚两国的交界处，古往今来的镇江志，以及抄录镇江志说法的省志与国家总志等地方志中，所有关于丹徒古名“朱方”和“谷阳”的说法，全都出自前人的误会和后人对前人误会的袭讹踵谬，全赖清人颜于钧《朱方非丹徒辨》这篇宏文得以正本清源、肃清流毒！
那么前人的这一误会源自何时，前人又为何会发生这种原本不该发生的重大误会呢？这一点显然也值得详细考究一下。
上文作者颜于钧认定此误源自唐人——注《汉书》的颜师古和作《通典》的杜佑。其实这一误会源自更早的六朝人，即东吴、东晋与南朝的宋齐梁陈（总称“六朝”）人便已如此。
《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载刘建国《朱方考》一文，详举六朝与唐朝人称丹徒为朱方的实例。
如其引《宋书》卷82《周朗传》：“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岂吴邦而有徐邑？”言：“徐邑即徐州，南朝时曾侨置于丹徒。这里周朗以朱方代称丹徒，此其一。”[14](101)
如其又引刘宋诗人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诗》“晓月发云阳，落日次朱方”句，言：“云阳，即今丹阳，西边数十里即今丹徒，当年诗人从云阳出发，无论以里程或是路线计，一日游的归处，无疑应是丹徒。这里诗人亦以朱方代称丹徒，此其二。”[14](101)
如其又举镇江焦山上残存的六朝摩崖石刻《瘗鹤铭》中有：“甲午岁（仙鹤）化于朱方”（见镇江博物馆编的《焦山碑目志》），言：“六朝时焦山地处丹徒县境，既然其时瘗鹤于斯，刻石于斯，自然是以朱方代称丹徒，此其三。”[14](101)
最后又举近年镇江出土的唐代墓葬中的十余方墓志铭，有一半称当时的润州治所丹徒为朱方（见《考古》1985年2期所录的《江苏镇江唐墓》一文），言：“这里又是以朱方代称丹徒，此其四。”[14](102)
最后得出结论：“上述例证巳经清楚地表明，及至六朝、隋唐时期，人们称丹徒为朱方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和流行。可见，朱方古名一直牢固地植根于丹徒故老的心上，其地位和影响确是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完全体现了地名在使用和流传中，所具有的稳固性及延续性的重要特点。
反之，所谓朱方是在安徽钟离，或河南房县的说法不能成立，是因为这两处地方，在古代志书或人们口碑中，均未曾见有称之为朱方的先例，也没有留下任何朱方在两地流传的痕迹，这与丹徒的情况正好形成显明的对比。因此：结论应该是肯定的，朱方即是丹徒，古代一地二名而已。”[14](102)
此文的价值便在于证明颜师古注《汉书》、杜佑撰《通典》把丹徒称作《春秋》中吴王余祭封庆封的“朱方邑”是有依据的。但此文认为其它地方没有“朱方”之号，唯独丹徒有之，于是定丹徒确有古名“朱方”、确为庆封采邑，根据本书下文的考证，其实是靠不住的。
颜于钧《朱方非丹徒辨》论证朱方与谷阳肯定在吴楚交界处的河南、安徽一带，这是无可怀疑的。而丹徒父老自古（六朝）以来又认定自己就是“朱方”邑所在，这也是确定无疑的。两者的矛盾看似无法解决，其实解开其谜底的关键，便在于旧丹徒城、也即今天丹徒镇内，拥有庆封的宅和井。
2．庆封有宅在丹徒，证明丹徒为吴王余昧的京城
《光绪丹徒县志》卷七“宫室”有：“春秋齐庆封宅，《舆地纪胜》：’在县城南。’（详见‘水、庆封井’注。县城，今丹徒镇。）”[13](册1页147)这便讲明庆封宅、井在“丹徒故城”、也即今天的丹徒镇内。所谓的“详见‘水、庆封井’注”，即其书卷11“河渠”：“庆封井，在县治西南‘白龙冈’庵下，其水逆流，又曰‘逆流泉’。齐庆封奔吴，吴与之朱方。（按：此所谓‘县治’，即丹徒镇，古名‘朱方’。然朱方实非丹徒，辨详‘艺文’。）聚其族而居。此井，在所居之地。（陆龟蒙诗：‘今歌此井是吴人，断绠沉瓶自兹始。’）”[13](册1页226)所言的“辨详‘艺文’”，即上文所引的其书卷56颜于钧《朱方非丹徒辨》。
此丹徒镇既然不是庆封的封地“朱方邑”，那为何又会有庆封的家宅和取水用的水井出现呢？显然，这就证明丹徒镇就是庆封最初来吴国定居的地方。
我们都知道，政治流亡的逃难大臣，首先会到避难国的国都面见君主，恳求同意自己在贵国避难而定居此地接受考察，然后再接受君主的委派而出任官职。所以逃难的大臣肯定会先在避难国的首都有其家宅。这逃难的大臣谒见君主后，便会等待君主的委派；而君主肯定要考察这位外来臣子的忠诚，这一考察过程显然不会是一两天的工夫，往往要一两年才能“日久见人心”。
等考察放心后，君主才会委派这位外来大臣上任，出任之地一般也不会是腹里要地，而只可能是边境多事之地，以充分发挥其治理地方事务、进行军事作战这两方面的才能，同时又可进一步深入考察其忠诚程度。因为边境之地多半是新征服来的地区，外来之臣即便叛变，丧失的也是原本就不属于本国的国土，没有什么可惜。经过“日久见人心”的忠诚度考察后，君主才敢委任这位外来大臣官职。所谓的分封庆封一座采邑“朱方”，其实也就相当于任命他担任吴国新占领的敌国边境城市“朱方”城的地方官（即担任此城的行政首长兼军事长官）。
朱方是从楚国手中夺来的，之前肯定就有官衙在城内。庆封在朱方之地既然是行政长官，则他在这一分封之地内，肯定住的就是旧有行政长官们所住过的府第，这个府第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属于他自己的家宅。这一行政长官的府第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公馆、官衙、官邸”，那肯定也是之前旧有，而不是从庆封来后才开始创建的；而庆封被楚国俘杀后，此官邸又会被后来楚国所任命的长官（如楚国派来占领朱方之地的将军屈荡）入住，因此朱方城中也就没有庆封宅和井留下来，因为朱方城中供庆封居住过的府第原本就不是庆封一家所私有，朱方城中的这一府第自然也就无法用“庆封”的名字来冠名；相应的，其宅、其井也就不可以用“庆封”两字来命名。这就导致吴国首都之地会有“庆封宅、井”，而庆封分封的朱方城内却留不下以“庆封”两字来命名的宅和井。
现在吴国腹里之地唯有丹徒有庆封的宅和井，其余各处全都没有，特别是吴国的首都“故吴墟”（即勾吴墟，也即今天的无锡梅里）和吴国的新首都吴县（今苏州）没有，这便可以证明，丹徒其实就是当时吴王的驻跸地，相当于后世所谓的“行在所、行都”。
《咸淳毗陵志》卷15“山、无锡”：“柯山，在县西。《九域志》云：’柯山在惠山侧。’《风土记》云：吴仲雍六世孙柯相所治之地。”[15]《成化毗陵志》卷17“山、无锡”特改“惠山”为“舜山”，表明惠山旁的舜山与柯山其实是联为一体的：“柯山，在县西。《九域志》云：柯山在舜山侧。《风土记》云：吴仲雍六世孙柯相所治之地。今俚俗合名为‘舜柯山’。”[16](924)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常州、古迹、柯山”条：“在慧山侧，即吴子仲雍五世孙柯相所治之处。”[17](126)“五世孙”是据《史记》而言，按《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2](1446)
则受周天子封爵的周章便是吴国第五代吴君；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共有六代人，柯相为仲雍的五世孙。《咸淳毗陵志》、《成化毗陵志》言柯相为仲雍的六世孙，则出自《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第一》：“追封太伯于吴。太伯殂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简子叔达；达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18](5)即《史记》所说的“熊遂”在《吴越春秋》是两代人。
由上引《咸淳毗陵志》、《成化毗陵志》、《元丰九域志》这三条记载便可得知：古代吴国尚处于部落阶段，君主的驻所迁徙不常，不像后世朝代那样，把国都永远确定在同一个地方。吴泰伯定都梅里，其继承人仲雍亦居“蕃离”（即“梅里”的另一种读法），而柯相则迁到无锡的柯山（即惠山西侧的舜山与柯山，合称“舜柯山”，也即“舜过山”）。
据文献记载，到了吴王寿梦时，又迁回泰伯所立的故都梅里。这也只是相传如此，见元《无锡志》卷三之六“古迹”言无锡梅里的“太伯城”条：“太伯城，《毗陵志》云：’在州东南四十里。’《史记》云：‘太伯奔荆蛮，荆蛮之徒从而归之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吴越春秋》云：‘太伯当殷之末，恐中国侯王用兵以及荆蛮，故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吴西北隅，名曰“故吴墟”。’自太伯以下，至王僚三十三君，皆都于此。吴公子光刺王僚，即此都也。’”[19](2243)据笔者来看，镇江既然出土了余昧坟，寿梦、余祭、余昧、王僚便应当全都立都并安葬在京口（镇江）为是。
先秦吴国要到吴王诸樊、阖闾、夫差时，方才开始定都姑苏（今苏州）。事见《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开头“吴太伯”三字下《史记正义》注：“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2](1445)即吴王寿梦逝世后，诸樊奉父亲之命，想把国君之位让给最小的弟弟季子。但由于季子不接受，诸樊只能就任“摄政王”的角色，即《吴越春秋》卷一“吴王寿梦传第二”所言的：“诸樊以適长，摄行事、当国政。”[18](10)
由于是摄政（代理国君之位），所以也就特地要避不敢居先王寿梦的首都，而要另外迁到吴县来立其为陪都，即上引《史记》划线部分所谓的“南徙吴”。而《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王诸樊元年”下，《史记集解》注亦言：“骃案：《系本》曰：‘诸樊徙吴也。’”[2](1450)
可见：寿梦时，吴国仍都梅里（其实据本书考证，当都镇江京口），诸樊迁于其东南的吴县（即今考古所发现的苏州城西“穹隆山”下、太湖东岸上的“木渎古城”遗址）。到了阖闾时，方才请伍子胥大为筑城，所建便是今天的苏州城。
由于阖闾定都姑苏，而阖闾为诸樊子，子承父业，加之古书又载“诸樊徙吴”，则其父诸樊定都苏州境内当可无疑。阖闾当是在其父亲所建城池的基础上扩大而筑成今天的苏州城，即诸樊城可能和阖闾定都的苏州城重合；但也有可能不相重合，而在今天苏州城西“穹隆山”下、太湖东岸上的“木渎古城”遗址处。
应当说，在吴王诸樊后的吴王余祭、余昧、僚，应当又以吴王自居，而不再像季札大哥诸樊那样怀有浓重的“摄政”的想法，于是又迁回季札父王寿梦所都的镇江京口，以名正言言顺的“吴王”自居了，只不过循“兄终弟及”之制，不传子而传弟罢了。
当然，相传专诸刺王僚发生在无锡的梅里，见上引元《无锡志》划浪线之文，即吴王僚迁回的不是镇江京口，而是无锡梅里。其实据笔者来看，吴王僚应当仍是在京口被刺。
今《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12“冢墓、周”有：“专设诸墓，在城中娄巷，今有塔曰’专诸塔’。”[20](182)卷34“艺文、诗”有明末清初人严绳孙所作《专诸塔》诗：“何年壮士此栖迟？片石居然照等夷。尺剑已还公子国，一龛翻并让王祠。不妨屠狗长邻近，岂有巫阳走岁时？堀室功高犹惨淡，更将何地葬要离？”[20](550)可见无锡城内娄巷有专诸坟，而梅里又在无锡县境内，因此无锡城内的专诸坟、专诸墓塔，便可以作为专诸刺王僚于无锡梅里的佐证，从而得出王僚定都于梅里。
其实大为不然。因为专诸坟如果在无锡城东30里处的梅里，则我们便可以确定王僚的确就定都在梅里，但现在既然是在无锡城内，则专诸并非安葬在他刺杀王僚的地方。因为王僚没有定都过无锡城，无锡城在历史上也从未有充当吴都的记载。既然专诸并非葬在他刺杀王僚的原地，则他刺王僚于镇江与梅里便都有了可能。后人之所以不敢把他葬在他刺杀王僚的王僚之都镇江或梅里，便因为王僚被刺后肯定要安葬在其首都边的山上，专诸作为刺杀其仇人，与吴王僚不共戴天，与吴王僚的亲戚（含阖闾本身在内）及子孙也是不共戴天，所以专诸自然应当远避、安葬他乡为是。
《礼记注疏》卷三《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兄弟之仇，不反兵。（恒执杀之备。）交游之仇，不同国。（仇不吾辟，则杀之。交游，或为朋友。）”[21]所谓“不共戴天”，就是指不愿和仇敌同在一个天空下生活，乃至不能在同一个天底下并存于世，即：有对方则无自己，有自己则无对方，一定要和对方分个你死我活方止。后人便用“不共戴天”来形容仇恨极深。这说的是杀父之仇。而杀兄弟之仇，则要永远拿着刀剑，不能抽回，碰到对方就把对方杀死；而杀朋友之仇，则不能与仇人共处一城，要么将其逐出此城，要么自己远避它城。
王僚是君，君乃臣之天，杀君之仇自然与杀父之仇相等，因此专诸胆敢刺杀吴国的国君，则他与在天有灵的王僚、及在世的吴国大臣便都有了“不共戴天”之仇。而朋友之仇尚且不能同城，所以专诸坟自当与吴王僚生前所居、死后所葬的都城，相去至少一两座城市为宜。
所以专诸如果刺王僚于梅里，其在无锡县境内，葬专诸坟于无锡城内，等于把两位仇家安排在同一个县境安葬，连“交游之仇，不同国”（古代之国方圆百里，即后世“县”的概念）都未能做到，这么做的话，简直就在打尚且活在人间吴国所有臣民们的脸，可谓大违礼制，令有识之士义愤填膺，也令吴国在诸侯国面前颜面扫地！
如果专诸是在镇江京口刺王僚，无锡城与镇江京口相距200多里，古代方圆百里为一国（即后世之一“县”），镇江与无锡之间便隔开了丹阳、常州（武进）两个县的境域，这方才符合“不共戴天”（即不共处一方天地）的“君父大仇弗与共戴天”的古礼，吴国臣民们在天下诸国面前才算有点脸面。
所以，专诸坟葬在无锡城，恰可证明专诸未刺王僚于无锡梅里，而刺王僚于镇江京口；即：吴王僚时的吴都不在无锡梅里，而在镇江京口。同时我们也深信：吴王僚的坟墓肯定不在无锡梅里，而当在出土“余昧墓”的镇江京口。
当然，吴国首都肯定是在吴国的发祥地无锡梅里，称为“故吴墟”，这儿有吴国一世祖泰伯的宗庙，后世的君主永远不会剥夺这个地区作为名义上首都的地位；但我们想说的是：后世的吴君又有“开疆拓土”的责任在身，常会随自己军事占领的需要，而驻扎在疆土的前沿阵地，比如我们这儿所说的镇江京口。
有人会问，庆封为什么在河南的朱方没有留下自己的宅和井呢？其原因上面已详细说过，即：朱方无论是吴国占领前还是占领后，早就设有过行政长官，他们必定要有官邸供自己居住，庆封不可能另立一座新宅，当是住在这历来传承的官邸中；他被楚国攻灭后，楚国后来的长官入住此官邸，此官邸即便是庆封新造，也肯定不会再沿用庆封的名字，即便曾以庆封的名字来冠名，也要加以抹除：所以朱方之地、朱方之城没有庆封宅、庆封井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吴国的腹里之地“长江三角洲”有两座或两座以上的城市出现庆封宅、庆封井，我们便不敢判定哪一处是他所投奔的吴王余昧的驻跸所在（即行都）。现在既然只有丹徒一处出现庆封宅和井，所以我们才敢断定丹徒就是余昧时代吴国的首都。而1984年，在丹徒大港沿江的北山顶，发现了吴王余昧的大型墓葬，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丹徒古名“吴京（武进）、京城、京口”，绝对不是从孙权的东吴政权建都于此开始，而当是先秦吴王定都于此的原故（下文将据“宜侯簋”的出土来考明：早在西周第三代天子周康王，便已命令吴国的第五代君主周章定都于“宜侯簋”所出土的镇江京口之地），难怪秦始皇要阉割“京岘山”，要凿损曲阿“经山（实为’京山’）龙脉”，以此来镇压此地居然名“京”的蓬勃的王（旺）气。
“宜侯簋”证明第三代周天子分封第五代吴君周章到宜地，这个“宜地”显然就是“宜侯簋”所出土的丹徒之地。同时“宜侯”其实就是“虞侯、吴侯”。因为“宜、虞”两字古音相近，“虞、吴”古字又通假（因为“吴”可读“娱”而与“虞”同音；“虞”比“吴”只是增加一个虎字头“虍”，是其繁写形，而“吴”是“虞”的简写形，两字实为同一字），所以“宜”即“吴”，也即大舜的国号“虞”。而江南以大舜定都此地的原故而得名“虞、吴”。“宜地”应当就是吴国的首都“吴京（武进）”，也即今天的镇江丹徒地区；“宜侯”就是“虞侯”也即“吴侯”；“宜侯夨”就是“虞侯（吴侯）夨”，也即吴国第五代国君周章。
从“宜侯簋”所证明的第三代周天子分封到此宜地，即分封到簋所出土的镇江京口之地，也即分封到此簋所标明的“宜=虞=吴”地：此地既然可以“吴”来命名，显然就是吴国国君所驻的吴国之都“吴京”所在了。
镇江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宜侯簋
从“宜侯簋”所证明的第三代周天子分封到此“宜地”（实为“吴京”之地）的第五代吴君周章，到后来胆敢藐视封主周天子权威而擅自称王的吴王寿梦，再到其子孙吴王余昧、吴王僚，镇江丹徒京口之地作为吴国首都“吴京（武进）”，居然绵延长达500年不衰，可证吴国在泰伯立国后三四代人下来，便很快就响应中原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三位周天子的号召，走上了西扩的道路，所以“故吴墟”梅里没有什么吴国的遗存出土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泰伯之后的吴君，很早就奉周天子之命，迁居、西扩到丹徒一带而立“行都（也即新都）”于丹徒，梅里只是一个宗庙所在的象征性的发祥地“故都”而已，只有周章之前的四代吴王立都于此。
至于苏州城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吴国的遗存出土，原因亦然，即：苏州作为吴国首都只有吴王诸樊、吴王阖闾与夫差这祖孙三代人（从诸樊摄政当国的公元前560年至夫差亡国的公元前473年仅87年），与只有四代吴君的梅里拥有吴君的年数大致相当。既然梅里没什么吴君遗迹留传下来供考古挖掘，则苏州城自然也就没什么吴王遗迹被考古挖掘出来了。而且夫差亡国后，苏州被越人占据了好几百年，三代吴王的遗迹早已被后来越国人的生活所侵蚀磨灭，苏州作为越国在江南吴地的统治中心，其有大量越文化的遗存出土，而没有一点吴文化的遗存出土，便由来于此。
后人正因为普天之下只有丹徒有“庆封井、庆封宅”，而《春秋左传》又言庆封封于朱方，于是读过书的文人很自然就会联想式地“想当然”地认为：庆封应当就分封在这儿。因为如果庆封封在别处，为何别的地方没有他的宅和井呢？
老百姓当然没读过书，肯定不会知道古书所载的庆封这个人和他的事，更不知道庆封逃到江南来过。但老百姓经过有文化的文人们那么一说，丹徒父老们（即丹徒镇那不识字的老百姓们），自然也就知道并相信了这一点——有庆封宅井的丹徒，应当就是庆封的封地朱方城。
至于有人看出破绽而刁难丹徒父老：为什么丹徒自古以来就没留下过“朱方”或“谷阳”的名称？丹徒父老们觉得那也很好理解，即被秦始皇给改掉了。于是丹徒城从文人到百姓，便全都开始认可自己这儿就是“朱方”和“谷阳”。据上文刘建国先生的考论，早在六朝时便已如此。
其实秦始皇是改丹徒旧有的代表其吴都身份的显赫之名“吴京（武进）、京口、京城”为污名“丹徒”（意为身穿红色囚服之人劳作过的地方）；秦始皇并不是改“朱方”或“谷阳”之名为“丹徒”。《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嘉禾三年冬十一月“诏复曲阿为云阳，丹徒为武进”[1](1140)，请充分注意诏书用的是“复”字而非“改”字。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改云阳为曲阿，称“复曲阿为云阳”是对的；因此其称“复丹徒为武进”便意味着：秦始皇所改的丹徒的古名其实是“吴京（武进）”，而不是“朱方、谷阳”。因其为吴王之都，故名“京城”；其处的运河入长江之口便称为“京口”，其处的镇山便称为“京岘”，其处的山脉称为“京山山脉”。“京城”只是其行政级别的类称，诸侯国所有的国都都可以称作“京城”，而“吴京（武进）”才是其行政级别的独称，天下只有镇江之地在周章至王僚这500年中可以称作“吴京（武进）”。
（按：天下方国的首都皆可称作“京城”，“京城”只是一个类别之称，不是此类别中每个个体之称，此类别中每个个体——即每个方国的京城——当以本国的国号来作为自己的独称，如吴国的京城便称作“吴京”，即今镇江京口；燕国的京城便称作“燕京”，即今北京。）
总之，秦始皇是改“吴京（武进）、京城、京口”为“丹徒”，并没改“朱方、谷阳”为“丹徒”。而且“朱方”、“谷阳”这两个词从字面上看，再怎么看也看不出有什么王气冒出来，秦始皇没必要改掉这两个不令他感到王气恐惧的名字，换句话说：秦始皇不会因为这两个名字而改其为污名“丹徒”。而“吴京（武进）、京城、京口”有热气腾腾的王气冒出来，令秦始皇大为恐惧和不悦，所以才要将其改掉。
至于真正的朱方之地，即河南遂平一带为什么反倒没有“朱方”的古名流传下来？那便是因为其后来改名为“吴防”了；“朱方”就是朱房、朱防，与“吴防”之名太近似了，人们自然也就想不起它的古名来了。
附带说一句：颜于钧说“朱方、谷阳不在丹徒”那是对的，但后人如果根据他的文章得出丹徒镇的“庆封宅、庆封井”出自古人伪托，则又不对了。
而刘建国先生以六朝以来称丹徒为朱方乃时人的共识，这是对的；但他根据普天下仅丹徒有“朱方”的别号，而其它地方没有，从而断言丹徒就是朱方，这个结论其实是靠不住的。因为好多地名后世都没能流传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原因便是已经改为它名了，而改名前的名字又因无人记载，所以未能流传下来。因此朱方之地（河南遂平）没有“朱方”之名流传，是不可以用来证明其地“自古以来原本就没有‘朱方’之名”这一结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