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在三国鼎立之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赤壁烽烟散尽，荆州之地遂成曹、孙、刘三家争食的对象。

荆州位于长江中游，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与文化均较为繁荣。西可控益州，东可图江东，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赤壁之战曹操虽遭受挫败，却仍握有北部的南阳、襄阳；孙权虽竭尽全力，却仅获南郡；而刘备所得最多，既有江夏郡，又有向刘琦纳降的江南四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

这让人们不由疑问，刘备明明已经占有荆南四郡，为何还要向孙权“借荆州”？

荆南四郡幅员辽阔，覆盖了后世整个湖南省的地域，甚至延伸至与湖南毗邻的广东、广西及贵阳的部分地区。然而，这片广袤的土地，其价值却远不如其面积那般令人瞩目。

据《晋书・地理志》所载，荆南四郡的人口户数在战乱中急剧下降，跌至不足十四万户，人口数量仅剩大约六十至七十万人。

人口的稀缺直接导致了钱粮的不足，无法为刘备提供充分的物资支援。与其他地区相较，荆南四郡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难以支撑刘备扩张势力的雄心。因此，若刘备意图发展壮大，就必须寻觅更具战略价值的地域。

而且从《黄盖传》中记载的“武陵蛮夷反乱，乃以盖领太守”，“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以及《周泰传》中的“荆州平定，将兵屯岑”等史料来看，江东势力在武陵郡和长沙郡已有渗透之势。

这一现象表明，刘备并未完全掌控荆南四郡。尽管赤壁之战后他掌握了这些地区，但江东势力的介入使得他对荆南四郡的统治并不牢固。这种不完全的控制状态，为刘备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一方面，他必须应对江东势力的渗透，防止其对荆南四郡进一步的侵蚀；另一方面，这种局面也削弱了刘备在荆州地区的权威，不利于他实现问鼎中原的宏伟目标。

在同期东吴所控制的南郡（荆州），历经刘表和曹仁的先后加固与治理，其整体实力远超荆南四郡。

刘备，心怀一统天下的壮志，决不会满足于偏安一隅。若长期局限于荆南四郡，势必走向衰亡。因此，为了自身的宏图大业，刘备迫切需要借助南郡，以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刘备三顾茅庐之际，诸葛亮为其勾勒出了三分天下的宏伟蓝图，其中占据荆州、夺取益州成为关键策略之一。若仅凭荆南四郡，刘备难以通过陆路战胜刘璋，进而占领益州，毕竟蜀地山川险阻，难以攻克。

而南郡作为长江水道的要冲，占据此处，刘备方能顺江而下，迅速进入蜀中。史籍所载，刘备在夺得南郡之后，西进益州之路便显得更为顺畅。因此向孙权借取南郡，成为刘备实现战略规划的必要之举。

依据隆中对的谋略，刘备需同时掌握荆州与益州，待天下有变，即可从两翼北伐。若困守荆南四郡，刘备将无缘直面曹操，因孙权的势力横亘其间，东路北伐途中必经孙权防区，易生冲突。

一旦借得南郡，刘备便可直面曹操，为日后的北伐做好铺垫。南郡向北可望襄阳，进而夺取整个江汉地区，甚至觊觎中原，威胁曹操的统治核心。正如后期关羽北伐，以南郡为基地，成功围困襄樊，对曹魏腹地构成直接威胁。因此，为了北伐战略的顺利实施，刘备也必须借得南郡。

在孙权考虑是否将南郡借给刘备时，他心中自有盘算。当时，孙权治下的东吴内部并不平静，诸多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方面，东吴国内政治波谲云诡，孙权不得不投入巨额的时间与精力，致力于巩固其统治基础，确保政权稳定，免受内外风波的侵扰。

另一方面，东吴与曹操的边界绵延曲折，承受着曹操势力施加的沉重军事压力，边境的安危问题成为孙权亟需应对的燃眉之急。

在这种复杂的局势下，将南郡借给刘备，似乎是一步巧妙的棋。这样既可以让刘备成为对抗曹操的前线，减轻东吴所承受的压力，又可以为孙权赢得喘息之机，专心处理国内事务。

孙权思忖之下认为，尽管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实力有所提升，但总体而言，他的势力仍不足以与东吴相抗衡。在孙权眼中，刘备的力量尚不会构成对东吴的实质性威胁，而且东吴随时都有能力收回南郡。

孙权深知，此举既可暂时转移曹操的注意力，又可在必要时利用刘备作为缓冲，为东吴争取更多的战略空间。因此，借南郡给刘备，在孙权看来，是一石二鸟之计。

此外孙权将南郡借予刘备，亦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深思熟虑。赤壁之战虽以孙刘联军的胜利告终，但联盟的稳固性尚存疑虑。通过借出南郡，孙权意在强化孙刘之间的合作关系，共同抵御曹操的威胁。同时，他期望通过此举，增加刘备对东吴的依赖，以便在未来的政治较量中握有更多的主动权。

然而，孙权的这一策略并非全无风险。随着刘备势力的逐步增强，孙刘联盟内部的矛盾亦日益显现。特别是当刘备成功占据益州之后，双方在荆州的归属问题上分歧加剧，这一争议最终演变成了日后夷陵之战的导火索。

总体来看，孙权将南郡借予刘备，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中作出的一项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此举虽在短期内减轻了东吴承受的军事重压，但同时也为孙刘联盟的未来埋下了隐忧的种子。孙权的这一决策，既彰显了他作为政治家的远见与智慧，也揭示了孙刘联盟内部潜藏的矛盾与冲突，为后续历史的发展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