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明将李九成、孔有德在赴援关外大凌河城的途中，兵变叛明于吴桥，一路攻占黄县、招远以及明朝重要的沿海重镇登州，兵围莱州数月。在山东半岛肆虐了一年半有余，最后被明廷调集的辽东、四川等地军队平定，孔有德、耿仲明逃出登州，从海上逃亡投奔后金。这一事件给明、后金实力的此消彼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下面就来说说这场兵变的发生、蔓延和平息。
兵变肇始吴桥兵变的发生与崇祯四年（1631年）的大凌河城战役息息相关。当年七月，明军修筑大凌河城，工程即将完工，后金军便于八月将大凌河城层层包围。明廷肯定不能坐视大凌河城失陷，遂决意发兵增援，明廷陆续调动各路援兵前往大凌河城解围，但均以失败告终，在万般无奈加火急火燎之下，明廷决定让山东登州、莱州的军事力量承担增援重任，孰料这场原本的增援行动变成了一场石破天惊的叛变，实出明廷的意料之外。
明廷特意调动登、莱的部队前去大凌河增援，也是有原因的。登莱巡抚孙元化一直是坚定西法派，自毛文龙为袁崇焕所杀后，其下属孔有德、耿仲宁、李九成等从东江镇去往登州，为孙元化所招抚，“元化谓欲复辽土，宜用辽人。欲固辽心，宜得辽将。故征辽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孙元化大力招募辽人，并请西洋铳师、工匠对孔有德等人进行培训，使这支部队成为了明朝最精锐的火器部队。
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既然孙元化说是精锐了，那就上去和后金军碰一碰。本来拟以水陆两路出兵，但水路一军很显然发生了畏敌如虎的状况，“讬言风讯不利，逗留不前”。而陆路则派孔有德、千总李应元等人率兵1000增援，就是这路兵马行至直隶河间府吴桥发生兵变。
根据清朝时期成书的《明史》、《明通鉴》等书记载，兵变的原因是孔有德的部队到达吴桥县之后，补给无法得到满足，遂有士兵在士绅王象春家偷食鸡犬，此事被王家告发之后，孔有德将偷窃士兵“捆打贯耳”游行，此举让饥寒交迫的士兵非常不满，遂发生哗变，军士将王象春家焚烧殆尽，胁迫孔有德谋反。
孔有德
这些史书记载兵变原因是被史家广泛采信的说法，仿佛孔有德所部着实是被迫造反。但这并不是事实，根据明人所著的原始史料《平叛记》记载，孔有德在出发前就已经有怯战畏敌之状，“初无意往，勉强前赴，沿途观望”，其所率援军更是军纪败坏，所过之处“地方多骚扰”，老百姓因为此事大为愤怒，对孔部闭门不纳，不再提供补给，才导致了孔有德部饥寒交迫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孙元化在孔有德出兵前是给足粮饷的，孔有德部为了避战竟然逗留了两月之久才刚出山东，要知道其叛变的时候杀到登州可不是这个速度，也就在这逗留期间，孔有德部将粮饷挥霍而尽，加上军纪败坏，才有偷食鸡犬之事。
所以，事实就是孔有德所携兵马本来就有消极畏战的情绪，其人“骄悍不法”，率领兵马又军纪败坏，沿途抢劫，引起了山东百姓的极度反感，在山东逗留两个月后，其粮饷已经见底，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麾下士兵偷食士绅鸡犬被处罚，接下来，那些士兵又惊又怒，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走上了哗变之路。
孔有德本人虽然一开始没有叛变的想法。根据记载他遭遇了千总李应元和其父李九成的胁迫，这个李九成完全丧心病狂，其原本奉孙元化之命去陕西一带买马，但他却将买马款项悉数贪污，“马价荡尽”，自知难逃国法的他遂利用孔部军兵不满的情绪发动谋反。将官的野心和士兵的不满结合起来，遂酿成了这场浩劫山东的大祸。
叛乱扩大，登州失陷崇祯四年（1631年）闰十一月二十八日，孔有德、李九成等人发动叛乱。在孔部叛乱之后，由于山东地处内地，升平已久，整个省的军队大部又派往山海关、辽东对抗后金，所以呈现兵备废弛的空虚状态，“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士骄怯，略无斗志”。是故，孔部连续攻陷陵县、商河、齐东、新城等地，一路上抢劫府库，释放囚犯，可谓是势如破竹，但当时叛军人数尚少，“中骑不过千人，余皆乌合，矢亦尽”。如果采取断然措施，还能镇压。
但山东的两位最高军政长官，山东巡抚余大成、登莱巡抚孙元化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余大成闻得孔部叛变，居然不相信，说什么孔部都是山东兵马，怎么会伤害本省人民？“一块土之兵，不宜作邹鲁之哄”，干脆称病回家念经去了，“唯闭户诵经而已”，混账得让人血气上涌。孙元化在得知叛乱之后，居然决定用招安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叛军又佯装答应，还下令各郡县不得拦截，且致书余大成，“抚局已就，我兵不得往东一步，以致坏事”。以至于叛军可以长驱直入，直奔登州，“贼遂得安，意长驱，无敢一矢加遗者”。事态向无可挽回的方向发展。
十二月二十二日，孔有德部长驱抵达登州，这一行军速度较去程快了一倍有余。叛军驻扎于城南密神山，做好了攻城准备。孙元化一面命标将张焘、总兵张可大率兵与叛军对峙，一面又幻想着招抚孔有德，但孔有德部毫无回应，用沉默拒绝了孙元化的招抚。崇祯五年（1632年）正月初二，两军战于城东，一开始南兵略胜，但张焘率领的辽兵与叛军显然勾结，突然退却，南兵几乎全军覆没，张焘的部下有一半降敌。初三，降敌的张焘兵突然回归，孙元化一心求抚，居然否决众人意见，一意孤行放叛众入城。叛军混入城中后，在中军耿仲明、都司陈光福带领下里应外合，孔有德从东门杀入登州，登州至此被叛军所占，孙元化自刎未遂，被叛军俘虏。登州道宋光兰、监军王徵、标将张焘等亦被俘虏，总兵张可大自缢殉节。后孙元化和张焘被叛军放归后，于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被崇祯帝斩首。
登州的失陷，酿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由于孙元化的努力，登州已经堡垒化，所以登州城有包括红夷炮在内的大量武器储备，这些武器极大加强了叛军的战斗力。叛军在城内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登州城遂成为人间地狱。《平叛记》记载：“是时尚有旧兵六千人，援兵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其余火器甲仗，不可胜数，皆为贼有。居民男女数十万，杀劫淫污，备极惨酷。”
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叛首极其狡猾，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将搜刮的财物拨出部分诱使辽东诸岛与其同反。不得不说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岛众纷纷渡海至登州，其中就包括毛文龙义子之首毛承禄，其中声势最为浩大者为陈有时，他“率众七八千，渡海附之”。叛军声势是很浩大，山东形势已经岌岌可危。
万众一心守莱州就在全山东束手无策，坐看叛军向登州挺进的时候。只有莱州知府朱万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早在孙元化忙于招抚，孔有德叛军向登州进发的时候，他就知道要出大事，他根本不相信对叛军的招抚能成功。十二月十三日，遂决定莱州搞全城总动员，为将来的大战做准备：第一、全面加固城防。莱州城墙、角楼全部按情况配置红夷大炮、礌石、滚木以及其他守城器材，莱州城四个大门修筑高厚墙面保护，并在南北两门铸造千斤铁叶牌重点防护。第二、厉行保甲。规定十家为一牌，以牌为单位查清上报各家的人口情况，以备防火、放奸，每户出壮丁一名，上城坚守。第三、颁布宵禁、戒严措施。士绅所有粮食必须运回城中，城中十字路口都要设栅栏一座，居民轮流看守，夜间不得打开，不许饮酒赌博闹事等。
就在张贴告示期间，一位丁忧在家的朝臣范相公意图出城，被朱万年强行拦回，朱万年命生员20人击毁其轿子，以示守城之决心。
正月十二日，叛军在占领登州以后狮子大开口，要明朝割让登州以及登州所属八县，巡抚余大成居然也考虑叛军的条件，并代为转奏。但叛军显然言而无信，于正月十三日继续进攻黄县，莱州参将张奇功浴血奋战，以300名老弱的微弱兵力坚守黄县二天，黄县失守，张奇功死战殉国，至此，莱州门户被攻破。崇祯帝愤怒之下，将巡抚余大成罢免。二十九日，叛军骑兵5000，步兵10000向莱州挺进，总兵杨御蕃、王洪率兵骑兵不到1000，步兵不到4000与叛军接战，结果王洪营未战先溃，杨御藩孤掌难鸣，“大炮三十余”，炸膛24门，最后寡不敌众，率领300多命士兵退入莱州城中。
二月初一，新上任的山东巡抚徐从治和登莱巡抚谢琏到达莱州，两位是坚定的主战派，进一步确定了守城拒抚的方略。初三，大部叛军数万到达莱州，在城周围扎营“十四五处”，“列炬四周，光焰撤天”，这些叛军很多原是辽东诸岛镇兵，有众多来自蒙古、女真的骁勇善战之辈。而此时城内守军只有4200人左右，兵力对比堪称绝望。
二月初四、初五二日，叛军对莱州城正式发动猛攻，叛军惨无人道的以平民百姓为前驱，逼令他们搭云梯，填壕沟。精锐在火炮的掩护下猛攻四门，史料记载“炮矢如雨”，巡抚徐从治、谢琏，总兵杨御藩身先士卒、豪气干云，亲登城头部署防御，屡发火器，重创敌军。初九日，叛军恼羞成怒，再次进行新一轮的疯狂进攻，叛军强迫难民搭设云梯、撞车四面攻打城墙，明军也用火炮、火铳击退了叛军一轮轮的进攻，“极力射打，伤贼甚众”，明军一炮击毙敌军蟒衣大将一名，叛军士气遭到极大打击，号泣而走。
叛军经过多日猛攻，发现莱州城不仅准备充分，万众一心，当地官员个个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如果一直强攻，恐怕伤亡不小。二月初十，开始进行土工作业，想以挖掘隧道的方式攻城，并修筑炮台与明军展开对射，由于叛军熟悉西洋炮法，用炮，“对城攻打，准如射的”，所射铁弹“大如升，小如拳，重七八斤不等，有重十余斤者”，明军士兵中炮者被炸得粉碎，城墙也被炸得倾塌，叛军为了加大炮击力度，又从登州运来2000至3000斤红夷火炮七八位对莱州进行炮击。整个二月到三月，莱州军民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炮战和地道战，城墙也是随修随补，尽管承受着巨大的伤亡，但莱州城依然屹立不倒。
直到三月二十六日，按捺不住的叛军在此发动最强猛攻，红夷火炮所发炮子，“每个重十二斤，连发不断”，叛军大量兵力向城池东北角和四门猛攻，叛军引爆在东北角隧道埋设的炸药，城墙轰然坍塌，叛军调集兵力一路而上，二、三百叛军已经率先蜂拥至重城下，城内川兵、湖广兵在统帅彭有谟的率领下与叛军进行激烈的城墙争夺战，川、湖兵在与敌军肉搏的同时，不顾安危，枪炮交加，火罐齐下，连续三次击退叛军，叛军尸体与城墙等高。莱州军民又一次获得了胜利。莱州摇摇欲坠，但莱州也奋力坚持了下来，它深刻诠释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这句话，它成了叛军越不过的叹息之墙。当天以后，叛军再也没有大规模进攻莱州。但可惜的是，四月十六日，山东巡抚徐从治在城头指挥守军时，不幸被叛军炮弹击中牺牲。
莱阳解围莱州被围攻，让明廷很是着急，但效率实在低下，经过漫长的争论和部署。崇祯五年（1632年）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刘宇烈以督理的身份率蓟州、密云等地援兵和乡兵25000人前去增援。四月初二，崇祯帝还特地派中使送红夷炮6门至沙河交付援军，但刘宇烈不熟悉军事，人马杂糅，纪律性低下，而其辎重又被叛军偷袭焚烧殆尽，在沙河兵溃，大炮等火器反归敌有。
崇祯五年（1632年）六月，眼见莱州之围不解，崇祯帝和诸大臣已经完全对内地官军失去信心。以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为总指挥，高起潜为监军，指挥靳国臣、祖大弼、祖宽、吴三桂、吴襄率关宁军4800余人为核心，与内地官兵一起进剿，“专任大典，督主、客兵数万，及关外劲旅四千八百余人，合剿之”。
叛军一听关宁军要来进剿，猛然慌了起来，“至是闻彝汉丁至，始有惧色”，叛军决定与明廷讲和。七月初二，叛军停止炮击登州城。初五，明廷派员安抚叛军，孔有德叩迎。
七月初七日，莱州知府朱万年、登莱巡抚谢琏一同出城与叛军议和，但总兵杨御藩表示反对，说道：“总镇唯知杀贼，不知抚事也。”明确表态他根本就不相信孔有德等人，“坚不出”。果然，朱万年、谢琏被叛军拘留。朱万年假装顺从，声称帮助叛军劝降莱州，被叛军押到城下后，高呼：“吾死矣！汝等固守！”惨遭叛军杀害，叛军则继续围攻莱州。
至此，明廷终于放弃了招抚的愚蠢想法，改为全力进剿。八月十三日，巡抚朱大典率兵2.1万人分三路进剿叛军。八月十九日，明关宁军与叛军主力遭遇。孔有德率3000骑兵来战，明军前锋祖宽仅率骑兵500人，见寡不敌众，本想退却，但被靳国臣阻止，靳国臣认为如果现在退却，将对后军产生不利影响，“若一退步，则吾军则齑粉矣！”遂拔刀大呼而进，关宁军直博而前，叛军居然无法抵挡，被直追至莱州城下。叛军自知不敌，慌忙从莱州撤退，一路逃散，逃回登州者，“不及十之三”，从缴获的兵籍簿上显示，叛军竟然高达9万多人。至此，莱州围解，吴桥兵变至此迎来转折点。
收复登州崇祯五年（1632年）八月二十日，叛军头目李九成得知莱州兵才，遂将软禁于登州的谢琏杀害。三十日，明军进抵白马塘，叛军眼见明军逼近，决定倾巢出动，号称10万之众，其中有骑兵10000人，埋伏于密林两旁。前锋祖大弼经过叛军伏击地毫无察觉，二队靳国臣、吴襄搜查两侧林中，叛军伏兵猛然突出，两人所部备叛军包围，监军太监高起潜急命前锋、后军夹攻，内外夹击之下，叛军大败，当阵被杀13000人，俘获800人，“逃散及坠海死者不下数万”。大军追击叛军直抵登州西门外。
九月初一，由于登州易守难攻，各路明军开始围城，明军在数日间构筑了长达30里的围墙。在围城期间，叛军在头目李九城的率领下屡出挑战，双方互有胜负。登州城是叛军最后的基地，防守森严，每垛夜间以5人防守，传箭而睡，明军屡攻不克，形成对峙局面。
十二月初三，李九成率叛军出战时被明军击毙，由于其威望甚高，对叛军士气打击很大。崇祯六年（1633年），随着围困日久，城中物资储备开始告罄，城中的叛军开始“杀人为粮，熬人为烛”，但仍然死硬拒绝投降。二月十三日，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禄终于坚持不住，出海潜逃。十八日，明军攻下登州水城，“凡俘千余人”，“自缢及投海死者，不下四五千人”，山东全境收复。
孔、耿、毛三人浮海逃跑后，在旅顺遭到了总镇黄龙的阻击，毛承禄被俘正法。孔、耿二人在鸭绿江出海口携男女12000余人降后金，其中精壮官兵3643人，相对于全盛时期的9万叛军，已经是苟延残喘之势，但清太宗皇太极仍以最高规格的礼遇接待他们，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
这场持续一年半的叛乱虽然以明军的胜利而告终，但此战让山东莱州以东的地区残破不堪，登州也失去了对辽东沿海诸岛的辐射作用，沿海明军势力基本丧失依托，给旅顺的失陷埋下了伏笔。而孔有德和耿仲明的投降，让明廷建设精锐火器部队的努力付之东流，十数门从澳门购买的红夷火炮和花重金培养的熟悉西洋操法的炮手及炮匠都落入后金手中，“前登州火器大炮与精其技者皆归于建州矣”，让后金拥有了与明朝一样的红夷大炮和超出明朝的精湛炮术，这一下显然让后金如虎添翼，军事实力的消长对明军更加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