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陈昌浩因胃病严重恶化，经组织同意前往苏联治疗，由此开启了漫长的海外生活。
他的子孙后代，大多数也都很有出息，积极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渐渐长大的孩子】
由于周总理要去苏联治病，中央同意了陈昌浩陪同他一起赴苏的安排。
陈昌浩的小儿子陈祖涛那时才12岁，特别舍不得离开爸爸，哭着喊着一定要跟着去苏联。最后，陈祖涛真的跟着一起去了。
当时，陈昌浩在湖北老家的妻子刘秀珍刚好带着大儿子陈祖泽到了延安。
然而，当刘秀珍历经波折终于抵达延安，想要寻找陈昌浩时，却得知他在1936年7月已经与张琴秋结婚，并且本人已经去了苏联。
刘秀珍今年32岁，延安方面得知她是陈昌浩的原配夫人，并且陈祖泽和陈祖涛都是她所生，于是把她们母子安排到了大学西边的招待所，同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了张琴秋。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情况一时也没了主意，便对张琴秋多加照顾了一些。
张琴秋表现得非常自然得体，她见到陈祖泽时，第一句话就亲切地问道："这位就是柏生吗？"
“柏生”这个名字，其实是陈祖泽小时候家里人叫他的昵称。
在张琴秋的热情沟通下，双方迅速拉近了距离，这让陈祖泽感触颇深，久久难忘。
刘秀珍被分配到女子大学协助工作，一直勤勤恳恳。有次她闹了个乌龙：她拦下了一位没有出门证的老八路，急忙去报告，没想到那人正是朱德总司令。
朱德称赞她工作认真负责，执勤时特别上心，表现出很强的担当意识。
毛主席到女子大学授课时，利用课间时间特意找到刘秀珍，亲切地与她握手交谈，还聊了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
陈祖涛随父亲前往苏联，在那里开启了他的求学之路。
当时，各国共产党人的子女都由共产国际统一管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也是由共产国际直接安排和规定的。
陈祖涛刚到苏联没多久，就拿到了苏联公民身份，而且这个批准还是斯大林本人亲自签署的。
他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拔尖，早早就成为苏联少年先锋队的一员，戴上了象征荣誉的红领巾。在十年求学期间，他还因为成绩出色跳了一级，比其他同学提前一年完成了学业。
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时，陈祖涛的日子也彻底变了样。那时候，他们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因为吃不上有营养的东西，身体发育都不太好，整天就靠吃土豆填饱肚子。
他一直认为，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种考验，也教会了他在困难中如何坚持下去。
在苏联期间，陈祖涛见到了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短期培训毕业的毛岸英。毛岸英一身军装出现在国际儿童院，这让陈祖涛十分向往。他还听说，从那时起，毛岸英就一直坚持要到前线去。
在这种氛围中长大，陈祖涛心中立下了明确的理想：日后要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陈昌浩原本打算带儿子去苏联看病，但由于苏德战争突然打响，他被迫长期留在苏联无法回国。与此同时，他和妻子张琴秋的婚姻关系也早已名存实亡，只剩下形式上的夫妻名义。
张琴秋和陈昌浩的离婚申请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尽管两人分开了，张琴秋仍然尽心照顾陈昌浩的前妻和他们的长子，这段故事后来被传为美谈。
后来，张琴秋和苏井观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两人携手共度风雨，感情深厚，直到新中国建立，他们始终相伴相守。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就进入了纺织工业部任职，在那里她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直到生命结束。
她晚年生活平淡安稳，但在推动国家纺织业进步和改善百姓穿衣条件方面立下的汗马功劳，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在苏联期间，陈昌浩结识了一位叫格兰娜的姑娘，她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婚后不久，他们就有了儿子陈祖莫。那时候，陈昌浩在苏联外文局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
陈祖莫说："我妈其实不太清楚我爸到底是干嘛的，就是俩人看对眼了就结了婚。结婚后，我妈从不过问我爸以前的事，只要有了孩子和丈夫，她就觉得特别知足，日子过得很开心。"
在陈祖莫的印象里，父亲总是在做翻译工作。他看到别人都有空闲的周末，而自己的父亲却整天忙个不停，看起来有点木讷。
陈昌浩在苏联居住了十多年后，终于获得了回国的许可。
陈祖莫回忆说，那天父亲情绪特别高涨，他对母亲说：“咱们中国样样都棒。”
1951年，陈昌浩携妻儿回到了祖国，他的儿子正是陈祖莫。
1963年春天，卧病在床的陈昌浩对儿子陈祖莫说，他决定要和格兰娜结束婚姻关系。
陈祖莫那时支持了妈妈，和妈妈一起劝爸爸改变主意。
陈昌浩决心已定，执意要与格兰娜结束婚姻关系，最终他们一同走进了法院。
从那以后，陈祖莫决定跟着妈妈格兰娜过日子，不再理会他那个爸爸了。
1967年，陈祖莫得知了一个令他心碎的消息——他的父亲陈昌浩在61岁时离开了人世。
陈祖莫的母亲后来失去了联系，1968年他大学一毕业就去了山西洪洞县当兵，随后又到门头沟青白口公社干活，在那里一待就是五年。
幸运的是，他最终和母亲团聚了，随后他们一起搬到了芜湖生活。
从那时起，陈祖莫的日子过得平静无波，他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寻找”父亲的踪迹上。
晚年的他，总是以“陈昌浩的儿子”这个身份活动。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面对镜头滔滔不绝地回忆自己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
2008年，他领着全家去了甘肃张掖高台县的西路军烈士纪念馆，替父亲祭奠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们。
他常常在梦中见到父亲，总感觉父亲有很多心里话想对自己倾诉。
陈祖莫曾告诉记者：“我们之间其实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讲，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去聊。”
他一直认为，父亲身上藏着许多未解之谜，需要他去慢慢揭开。
陈祖莫跟着格兰娜离开陈昌浩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孟力，她也擅长俄语。1965年7月，他们结婚了。
在陈昌浩生命的最后时光，孟力一直陪伴在他身边。陈昌浩离世后，孟力始终独自生活，直到1981年，她都在中国科学院任职，先后担任过心理研究所、力学研究所和地理研究所的领导职务。
1979年10月5日，中央领导亲自会见了她，耐心聆听了她的详细汇报。
1985年4月，孟力从中科院正式离职。
读到陈昌浩的悼词，孟力不禁潸然泪下。她晚年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处理前夫相关的事务上，空闲时候就安享晚年时光。
2020年12月25日，孟力同志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用毕生的精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陈昌浩的另外两个孩子，均有所成就】
陈祖莫这一辈子过得不太顺，主要跟他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和那些不寻常的遭遇分不开。
他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各自走出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终的结局也是由他们自己一手创造的。
陈祖泽从小在延安长大，一直跟着母亲生活，他从小就胸怀大志，最终也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他很少提起和父亲的关系，从公开信息可以查到：陈昌浩的大儿子陈祖泽，之后也去了苏联学习，得到了不错的教育，回国后就在核工业部下属的一个研究单位上班。
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跟随父亲的脚步发展，而是全身心投入到了科研事业，最终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
陈祖涛的弟弟则在"一汽"的创建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这家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新中国刚刚建立，各方面都需要重新建设。当时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因为已经完成了系统的学习，开始陆续回国。
陈祖涛在苏联求学时就读于著名的鲍曼工学院，同时他还经常为中国代表团做翻译工作。他深知当时国内急需专业人才。
为了尽快回国，他抓紧时间通过了考试和答辩，在苏联汽车厂完成实习后，立即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他原本就是联共的成员，经过帅孟奇的同意，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总理得知陈祖涛归国后，直接对他说："你是学汽车专业的，那就去负责长春第一汽车厂的筹建工作吧！"
陈祖涛刚到长春汽车厂的时候，还是苏联籍。他与总设计师并肩作战，参与了设计图纸等规划工作，为项目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4年，一汽厂长姚宾前往苏联，陈祖涛随行担任翻译工作。
要在汽车行业干出成绩，基础设施得先打好基础。当时陈祖涛听说了这个情况，因为他之前在汽车厂实习过，所以主动申请到一线去，接手了技术最复杂的发动机车间，担任副主任的职务。
陈祖涛全程参与了一汽从选址到建厂的每个环节，在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中，他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
上世纪60年代，国家计划建厂生产越野车，陈祖涛负责采购工作。他不仅顺利完成任务，还为政府节省了一大笔资金。
国务院最终敲定筹建第二汽车厂，姚宾点名让陈祖涛全权负责，这对陈祖涛而言，无疑意味着踏上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创业征程。
陈祖涛肩上的担子很重，他每天都在反复琢磨问题，还常常加班到深夜。
为了做好设计，他认真考虑各种可能遇到的麻烦，只要是有道理的观点和做法，他就能用清晰的逻辑让大家信服他的想法。
多年后，陈祖涛提起这段经历时感慨道：“现在回过头看，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他花了整整30年，一心扑在新中国汽车事业上，最终建成了著名的“第二汽车制造厂”。
改革开放大潮中，陈祖涛执掌中国汽车联合会，面对国外汽车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挑战，形势十分严峻。他特别针对国内汽车产业"小而散"的现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成功改变了延续二十多年的传统发展模式。
这些都得益于他经常出国学习，吸收了不少先进的理念和方法。
在展会现场，陈祖涛满怀信心地表示："我们完全有实力应对进口车的冲击。我坚信，把中国汽车工业打造成国家支柱产业和出口大国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实现。"
陈祖涛的一生与中国汽车产业密不可分，他是中国汽车行业的奠基人之一。说到中国汽车发展史，陈祖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他还写了一本书，叫《我的汽车生涯》，里面提到过去在“一汽”和“二汽”的经历。他回忆说：“那时候的汽车厂就像一所大学，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管理层，大家都在拼命学习，努力胜任自己的工作。就连最高层的领导也很接地气，一点架子都没有。”
在他成功的道路上，离不开来自全国各地伙伴们的鼎力支持。
陈昌浩离世后，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如从前顺遂，但陈祖泽、陈祖涛和陈祖莫都没有被困难吓倒，特别是陈祖泽和陈祖涛，他们靠着顽强的毅力，硬是拼出了一番新的事业。
我的父亲陈昌浩，他的一生经历了风风雨雨，充满了起伏与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