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是一支极为特殊的部队，在战争年代，他们又被称为“护路兵”，负责维护后勤道路的正常运行，与敌人的空袭和炮击做着漫长的斗争。

而到了和平年代，铁路兵就有些多余了。修建铁路、隧道等工作，已经有了其他部门，比如工程部、铁道部等担任。

1985年，为了给部队“消肿”，邓小平力排众议，推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裁军计划，这期间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铁道兵。

铁道兵内部的怨气很大，战争时期，他们担任的是最不起眼的辅助工作，没有军功不说。还要在没有掩体的情况下，面临被敌人炮弹和空袭攻击的威胁。

因此，对于撤军计划，当时的铁道兵司令陈再道很有意见，工作人员面对司令的这些意见，也是悻悻然离开，无法继续裁军工作。

面对工作执行时出现的问题，邓小平雷厉风行地表示：

“我这个年纪，在军委也待不了多久了，这些问题必须在我这个任期内解决。得罪人的事，干脆让我都办了吧。哪个地方拒绝执行，头头不通就调头头！”

可以说战争进行到近代，总是少不了各种形式的谈判，在欧洲尤其是如此。每次战争过后，各国都会开一次会议，斡旋各个参会国的裁军份额。这时候的裁军并非为了和平，而是下一轮战争前的准备。所有人都想着让别人多裁一些，自己少裁一些。

而到了冷战时期，裁军有了更大的讨论广度。

出于对世界规模核大战的恐惧，各国的军备预算陡然上涨，而在我国，由于“人民战争”战略的实行，导致解放军部队的人数始终降不下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进行所谓的“人海战术”，而是一种确保战争底力的一种战略决策，在苏联和中国都有普遍存在。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军官数量与士兵数量之比。

在80年代，中国部队中的军官与士兵数量比，长期维持在1:2.45左右，平均每个军官管不到三个兵。这样的策略，是为了在部队面临巨大伤亡时，仍能从群众中进行快速补员的一种人才储备。同时期的苏联人数稍低，为1：4.5左右，美国为1:6，冷战前线的西德则是1:10。

但这样的策略在和平时期，可能就会显得有些太过“臃肿”。部队长期没有伤亡，军官数量只增不减，消耗的人力物力无法突破军队体系的限制服务于社会，浪费了大量军费支出在兵员薪资上。

当时的中国可不光军官多，部队总人数也一样傲视群雄，有足足400万规模。进入部队这条路，在当时已经成了一种给履历“贴金”的手段，而非是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

根据当时的计算，解放军的军费一直维持在191亿人民币的规模，连苏联每年军费的零头都不到，却有着远超美军数量的总兵力。在发生冲突时，解放军必然会因此吃亏。作为当年从大别山蹚出来的人，邓小平自然知道武器代差太大，会造成怎样严重的伤亡。

解放军的前辈们已经在血与火中打了一辈子，总不能让下一代解放军还继续这么穷下去吧！

裁军非但不是为了削减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是要集中起资源攻关更加先进的军备和武装。

其次，1985年大裁军还有两个诱因，一个是对越反击战，另一个则是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

在马岛战争中，英军的表现在各方面都极为拉胯，可毕竟阿根廷距离马岛太远，而且被法国切断了补给和装备养护。在英国的反击下，阿根廷海军即便英勇战斗，最终还是落得下风。后来在1982年的香港问题谈判时，撒切尔夫人就试图仰仗马岛战争的“余威”，讨论以“主权换治权”。

这给当时的解放军，以及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打仗，中国人固然是不怕的，可总不能任何事都要与对方拼个你死我活才能好好谈吧。既然西方喜欢用装备优势来欺压他人，既然结果都是要谈判，为何中国人就不能反过来提升自己的装备实力，来换取部队可能会产生的巨大伤亡呢？只要给足时间和资源，艰苦奋斗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难道还能不如腐败横行的西方军队？这必然是不可能的！

削减部队数量，以换取提升装备实力的资源，还能表现出中国爱好和平的一面，不论从什么角度上，于中国来说都是有极大好处的！

其次，另一场战争，也就是对越反击战虽然早已打完。并且解放军如犁庭扫穴般清除了沿路威胁，达成了战争目的。可这场战争还是暴露了解放军内部的很多不足，不仅是装备的问题，更有部队组成、结构、以及人员上的问题。

早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时，我军严重缺乏大兵团指挥人才的问题就被揭露了出来，对越反击战更是让问题显露无疑。过去我们经常进行游击战，所以用不到，可时代已经变了。而且随着时间流逝，十大元帅一个接一个老去，解放军的雄厚兵力仍在保留，可以后又有谁来指挥他们呢？

要知道，大兵团指挥不同于小战役，每一个优秀的大兵团指挥者，培养起来都要伴随难以计数的死亡，不仅有敌人的，还有友军的。这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是“很容易”实现的事，即便是被动地情况下，部队中也会出现不少优秀的战略家。

可在和平年代，要想重新培养一个如粟裕一样大兵团指挥方面的天才，或许真的没有任何可能，即便是有，其代价也不是中国人民能承受得起的。

在这个现实基础上，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战略思维有他的正确性。如果大兵团短时间内不再可行，那就精简化作战兵力和规模，以装备等其他方面做弥补，一点点去积累优势。

在邓小平的预想下，虽然当时冷战尚未结束，国际形势依旧非常紧张。可正如当初毛主席所预料的一般，两个超级大国很难打得起来，他们只会同时慢慢衰弱，未来是个漫长的和平年代，必须要用适合和平年代的思维来构建新的人民军队。

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裁军是必须要进行的举措。

1985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规模还有400万，邓小平要裁撤掉100万，那就是直接去掉了四分之一。这其中功勋卓著的旧人不在少数，显然会遭遇到巨大的阻力。

面对冷酷的现实，邓小平在会上宣布：“得罪人的事，就让我这个军委主席来做！”

以当时的时代背景，解放军内最为臃肿的不是基础步兵连队，而是各级机关和军官方面。自建国以后，解放军这个“旱涝保收”又光荣的单位，就成了各个地方的青年优先追逐的就业方向。尤其到80年代后，部队内部早已生出来许多“累赘”，而且大部分都是旧时代留下的老兵。

这其中，以铁路兵首当其冲。

铁路兵在过去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居功至伟，这点无可反驳。但到了80年代，铁路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了，为了适配新兴起的汽车工业，交通发展被优先放在了公路建设上。仅以铁路部门的收益难以养活如此多的铁路兵。

而且，由于铁道部并不属于直接的军事部门，于经济方面在社会上扎根太深，权力也大。这在之后的经济改革中都属于极大隐患。

当时的部队里人人都很恐惧，生怕“庙没了，家就也没了。”时任铁道兵司令的上将陈再道，直接找到了当时负责裁军的杨得志，询问他是不是要让铁道兵都脱了军装。

面对种种质疑，邓小平直说：“头头不通就调头头！”这给出了关键性的指导意见。

事实上，裁军的主要目标，就是这些机关单位和官员等非战斗人员，最根本的目的是裁减干部。战士等基础人员可以平移到相关的行政、建制部门。比如，铁道部全员在1985年底，就被统统转移到了铁道工程部，虽然不再是军人，但仍有一席之地。

在1985年的裁军计划中，解放军总部机关的编制就一口气减少了一半，军区合并为7个，军以上级别的部队更是被撤掉了31个，堪比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型战争。

此后，裁军中还新增了部队退役制度。这也就意味着，部队领导机构不能再有老人持续占着位置不放的情况，必须要引入新鲜血液进来扩充领导班子。

裁军的思路与海军舰船的吨位设计思路刚好相反，舰船方面是吨位越大，能够修改的余地，以及装载的武器设备也就越多，越可靠。

但在军队整体方面，更加精简可靠的人员总数，才是部队得以继续提升技术以及装备的前提。若是不持续对兵力进行控制，将来在面对现代化战争时将会更加束手无策。

大裁军后的五年，世界便向我们展现了未来战争的大致模样。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就在装备完全不输我国的情况下，被美国在一开始就废掉了眼睛、耳朵以及嘴巴。庞大的军队在被精准切断指挥后，完全成了一盘散沙，就如同当年辽沈战役的廖耀湘一样陷入了混乱，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这也是用现实经验验证了五年前邓公裁军决策的正确性。

经过这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韬光养晦的装备革新，如今的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彻底转型。原先的野战步兵部队，被由以炮兵为基础的高度合成化、信息化部队所取代，机动性、火力、电子战能力都被拉到了满格。裁军不仅仅是一项政治决策，更是一个部队脱胎换骨的过程，虽然痛苦，却也是必须要走的道路。

而到了如今的2024年，刚刚爆发的加沙战争，以及俄乌战争，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呢？而面对越来越失序的国际局势，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又会有什么样的新道路？还请让我们一起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