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其长期革命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或笔名。学生时代，用过伍豪、飞飞和翔宇等名；1927年到1931年，他在上海中共中央担任领导工作期间，又用化名冠生、周少山等，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1947年3月，国民党重兵进攻延安。中其中央丰动撤出延安。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为迷惑蒋介石的密码员，也为了保密，毛泽东化名“李德胜”(取“离得胜”的谐音——离开延安即得胜利——笔者注)，周恩来化名胡必成(取“胡”，来自周过去曾留过的长长的胡子，当时有人称他为“胡公”，“必成”则是“必定成功”——笔者注)，这大概是周恩来终其一生的最后一个化名。在周恩来的所有化名中，要数伍豪最有名。无论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四人帮”，都曾利用这个名字恶意中伤周恩来，妄图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
1919年4月，周恩来中断了在日本留学回到了天津。几个星期之后，便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天津学界群起响应，成立了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机构——天津学生联合会。周恩来和回民学生马骏是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当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与天津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分领导人郭隆真(回民)、邓颖超(当时叫邓文淑)、刘清扬等组成觉悟社。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考虑到将来组织要扩大，他们一共编了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自己为几号。周恩来抓到5号，邓颖超抓到1号。为了听起来像中文名字，他们便根据号码的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后来，伍豪、逸豪结为伉丽，这两个笔名亦为他们使用了许多年。
1931年12月初，主持中共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周恩来，在地下交通护送下，由上海十六铺码头乘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然后从汕头经潮州、长汀，于12月底安全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两个月之后，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等报纸突然刊登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
鄙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傀儡，而陷于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以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鄙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下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同样内容的启事在2月17日《时报》以及20、21日的《申报》上又连续刊出。
在中共上层人士中，谁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虽然这则启事没有顿时造成什么轩然大波，但也确实给舆论界带来一片迷雾。当然，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则“启事”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策划的一个骗人的伎俩，目的是诋毁周恩来，制造混乱，瓦解中共地下组织。其手段是毒辣的，又是卑劣的。如果真有200多名中共党员同伍豪一起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的话，国民党肯定如获至宝，一定会逐一列出全体声明人的名字，进行大肆宣传。然而国民党特务机关却没有这样做，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这就越发显示出这个骗人的把戏编造得多么拙劣。
仍在上海坚持斗争的中共临时中央认为对此事不能沉默，便与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交涉，用曲折的笔法，在2月22日《申报》广告栏内刊登如下启事以回应：伍豪先生鉴：
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倘若要求登广告者因缺少保人，报馆只需让他提供保人就是，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么一个惹人注目的启事呢?启事是发人深省的。其用意是让人觉得有两个伍豪，提醒公众注意，并应有所考虑，有暗示《时报》等刊登的“伍豪启事”有捏造之嫌。因为，《申报》刊登这则不寻常的启事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伍豪在18日，也就是《时报》等刊登“伍豪”那则启事时就给予了回答。伍豪送给《申报》刊登的启事，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已无法知道，但是根据“申报馆广告处启伍豪先生”那段文字可以判断，显然是伍豪先生对《时报》那则启事的反击。
为了在党内外澄清事实，2月27日，中共内部刊物《实报》登了一篇《伍豪启事》。这则启事义正词严地指出：“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党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同一天的《实报》上还发表了《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个标本》一文，无情地揭露批判了特务们的可耻手段。
后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又让人请当时在上海滩颇负盛名的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为伍豪辩诬。陈志皋思想进步，虽不认识伍豪，但他读过以伍豪署名的文章，甚为其见识所折服，便一口答应。但他在三思之后又觉得，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若由他自己公开出面为伍豪辩诬，国民党当局肯定要忌恨他，给他制造麻烦，倒不如找个外国律师出面，既能达到目的，又让国民党上海当局奈何他不得。于是陈志皋亲自出面，请在上海的著名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先生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幅中国古画，巴和便答应了所求之事。于是，3月4日，在《申报》的广告栏里，醒目地刊出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电话：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九号。乙A1329
这个启事中所说的周少山，如前所述是周恩来曾用过的一个化名。这则启事设计严密，措词巧妙，合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律，敌人抓不住把柄，它既揭穿了敌人的诽谤，也澄清了事实真相：脱党的“伍豪”不是周少山，也不是周恩来。
此时的周恩来身在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替他想出用所谓启事、“保人”和律师登报声明的巧妙办法来反击国民党特务机关造谣惑众的伎俩，当然是中共临时中央了。
后来，因参与此事的中统特务组长黄凯透露了内情，策划和主谋此事者就是追随蒋介石而不遗余力地从事反共活动的张冲，这才终使“伍豪事件”大白于天下。黄凯说：有一次中统骨干张冲和我谈起CP(共产党)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启事，由张冲起草《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由我派人送登上海各报。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申报》上却由一位法国大律师代伍豪发表被人冒名的声明。
张冲，字淮南(1903—1941)，浙江乐清县人。1922年夏，19岁的张冲在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读书时，便加入了国民党。1930年春．他担任了由蒋介石亲任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主管情报事务，成为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统)的骨干，后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就是这个炮制臭名昭著“启事”事件的张冲，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却与对手周恩来走到了一起而成为挚友，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佳话。这是后话。
按理说，这件已成为笑料的往事，只不过是周恩来革命斗争史上一件小小的插曲而已。可谁曾料想，国民党特务机关并不经心制造的这个小伎俩，却在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用来作为攻击、诽谤已成为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的炮弹。
1967年春天，在铺天盖地“抓叛徒”的群众运动高潮中，天津红卫兵将他们从历史的故纸堆里翻找到的35年前登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旧报，送到江青手里。江青如获至宝，立即给林彪、周恩来、康生3人分别写了内容相同的信，并附上“启事”。江青在信中煞有介事地写道：天津红卫兵小将向我报告，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她企图以此要挟周恩来。周恩来在两天之后即给江青一个文字答复：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任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相应措施。详情另报。
这一天，周恩来还让秘书调来了当时上海的有关旧报，再次核对，并于1967年5月19日郑重地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主席：
连日因忙惊天动地四川和内蒙问题……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目的伪造启事……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五月十九日夜
毛泽东当然了解周恩来，1932年“启事”发生之前，周恩来就已到江西瑞金就任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并跟他并肩战斗了，哪会有“伍豪脱党”一说呢?
毛泽东阅后即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同志阅，存。
1967年底，北京一个“抓叛徒战斗队”的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他们的重大发现——“伍豪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明确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他让周恩来在适当场合给大家讲一讲，录个音，存人档案，免得老有人拨弄是非。康生、陈云都证明此事纯属伪造。
这样，林彪、江青一伙企图利用“伍豪启事”整倒周恩来的企图便未能得逞。
在林彪叛逃、折戟沉沙之后，1972年6月23日在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会上讲一讲这个历史问题。为了澄清是非，杜绝后患，周恩来在会上就“伍豪事件”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并录了音，要求将报告及有关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局，同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各保存一份。将报告列入档案，白纸黑字，就可能制止那些诽谤中伤者再兴风作浪了。周恩来在非常时期采取的这一异乎寻常的步骤，也真应了那一句“周公犹恐流言日”的古诗。
陈云也在会上就这问题作了书面发言：“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陈云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他的发言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病情加重，第八次被送进手术室，他自觉此次生死难卜。在进手术室之前，他让秘书要来1972年6月23日所作报告的记录，吃力地抬起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于进人手术室，一九七五、九、二十。”而后仰起疲倦、苍老的脸，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后，江青及其一伙仍不放过已作“盖棺论定”的周恩来，继续玩弄卑鄙阴谋。有一天，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突然转载了香港一家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诬蔑周恩来以伍豪之名幕后操纵四一二事件，甚至还有居心叵测的人拿出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合影来蛊惑不懂历史的幼稚单纯的青年。这毫无疑问是当时“四人帮”在新华社的爪牙为了拍江青等人马屁而蓄意选登的，显然这也是得到了“四人帮”在宣传口的掌门人姚文元的同意和批准的。一时间广大群众纷纷写信、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求对这种含沙射影的可耻做法作出说明。新华社迫于群情激愤，不得不在《参考消息》上表示歉意，说那是疏忽大意造成的错误。就在这一年，“四人帮”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诬陷伍豪的阴谋也随之彻底完蛋了。
1979年国庆节，周恩来蛭女周秉建结婚。邓颖超利用这一次难得的家庭聚会，对孩子们说起“伍豪事件”：“当时党中央知道这是敌人对你伯伯的诬陷，也处理了这件事。但是，1967年上半年，‘四人帮’又翻出这件事来陷害你们的伯伯。正好有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是假的，很快拿出了当时的证据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说‘这是敌人伪造的，不能相信。’现在‘四人帮’已被粉碎了，组织上要搞一套材料详细说明这件事。这是关系到我们党的历史，关系到你们的伯伯的历史，也关系到你们下一代的事情。所以我感到有责任向你们讲一讲，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