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是自愿加入工人党的，他在1919年的夏天调入梅耳上尉领导了一个部门，这个新部门负责调查军队里的“反叛”行为。同时“临时国防军”实际负责人鲁登道夫还想渗透进工人组织，因为他觉得德国军队需要这些组织的支持。

在投入工作前，这个部门的成员被送到慕尼黑大学接受专门训练，阿道夫因此结识了米勒教授。一次，米勒教授讲完课，照例让这群学生自由讨论。他发现学生们都围拢在一起，中间有一个人正用深沉的嗓音发表演讲。他透过人群发现演讲者有一副苍白的小脸，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蓝色的眼睛里放出狂热的光芒。

米勒教授的妹夫叫戈特弗雷德·费德尔，他是一名经济学家，主张将银行国有化，以解除犹太人对德国民众（利息奴隶）的盘剥。他被邀请来给学生们讲述金融常识，也借机向学生们灌输自己的主张。阿道夫听了费德尔的课后，认为自己找到了未来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他还找来《资本论》重新研读了一遍，认为自己读懂了它。

1919年9月12日，在费雷尔的邀请下，阿道夫参加了工人党组织的一次聚会。按照梅耳上尉的要求，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当时希特勒肯定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日后“事业”的起点。

此时的工人党充其量算是一个沙龙，成员只有几十个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除了费雷尔之外，还包括：安东·德莱克斯勒是创始人，他曾经是一名钳工，没有什么文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一名建筑学博士，还是一位富商的儿子；迪特里希·埃卡特是一名成功的剧作家，也是众人的长者，比希特勒大21岁。

这些人本不应该有交集，他们不属于一个阶层，也不属于一个行业。但他们身上有三个共同的标签，即：反犹、日耳曼民族至上、德国至上。费德尔之所以把希特勒拉进来，除了了解到后者有演讲方面的才能外，也许更看重的是希特勒在不久前完成的一份报告，他在报告里谈及犹太问题的时，在结论处用了“清除”这个词。

与费雷尔的盛情相比，希特勒后来对自己第一次参加他们的集会印象很模糊，甚至在自传中都没有提及。在那天黄昏，他走进了一家咖啡馆，里面坐着大约40人。当天担任主讲的本来是埃卡特，可他因为身体不适缺席，所以费雷尔临时成了主讲人。希特勒耐心地听着自己老师讲完，然后准备提前离开。

可接下来演讲的那个人（是一个教授）吸引了希特勒的注意力，准确地说是激怒了他，因为那个人主张把巴伐利亚分离出来。希特勒打断了教授的讲话，然后用15分钟的时间痛斥了他的观点，让后者狼狈地离开了会场。

希特勒给德莱克斯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身边的秘书说：“此人有种，可以利用。”他主动向希特勒介绍自己，然后将自己写的一本40页小册子送给希特勒，并叮嘱希特勒回去一定要好好读一读。

不久之后，希特勒收到了一张明信片，通知他已经被接纳为工人党的正式成员，同时邀请他在下个星期三参加会议。据阿道夫后来回忆，决定他再次参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当面拒绝德莱克斯勒的邀请，他对这群人从事的活动没有兴趣。

第二次聚会的地点仍然是一家低级咖啡馆，希特勒通过这次会议对工人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活动经费只剩下7.5马克，没有纲领，没有传单，甚至连一个橡皮图章都没有。这反倒让希特勒拿不定主意，理性告诉他应该退出，但这种还没有成形的组织可以让自己有机会施展才华，甚至按照自己的需要左右它。

希特勒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上司梅耳上尉，后者又将情况转给了上级。不久之后的一天，鲁登道夫走进了梅耳的办公室，他要求希特勒加入那个组织，并协助它建设。为了鼓励希特勒，他每周会给希特勒20马克津贴。就这样希特勒正式加入了工人党，他的编号是第55号。

工人党成员中，除了几个核心人物外，其他成员也都形形色色。他们的穿着倒是有明显的特征：军短裤，二次染过的外衣，磨得发亮的帽子，破靴子，手持木棍（手杖）。这种装束在当时很“荣耀”，因为这证明自己来自人民。他们包括退役的军人、失业的工人、破产的小店主和其他组织派来的“破坏者”。

阿道夫加入后提出的第一个主张就是通过召开大型会议扩大组织的规模。因为军队的暗中支持，他跑到军营里用打字机制作了一批请帖，邀请他们参加工人党的集会。首次集会的当晚，7名骨干成员早早地就来到会场等候，结果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没有一个人来。

阿道夫没有气馁，他动用活动经费，用油印制作了一批请柬，之后的集会人物在缓慢增加，11人、13人，然后是34人。有人会给组织捐款，德莱克斯勒和阿道夫用这些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于10月16日在霍夫布劳斯啤酒馆地下室召开群众大会。这是一次赌博，因为刊登广告花光了所有经费（15马克），如果没有人来，或者募集不到下一笔捐款，他们就没有钱继续活动了。

当天参加大会的共有77人，这次的主角是阿道夫·希特勒。他原定演讲用时20分钟，结果一口气讲了半个钟头。谴责、威胁和保证之词犹如流水一般从他的口中喷射出来。他在演讲中会适当掺入一点蹲过战壕的人才能听懂的词汇，也会加入一点从早年市井中学到了俚语，这让与会有同样经历的人倍感亲切。当他结束演讲后，已经汗流浃背、筋疲力尽，听众则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这次集会是希特勒人生的转折点，也是工人党的转折点。希特勒确信自己“能够演说”，他很受民众的欢迎，工人党则在这次集会中募集了300马克的捐款。

德莱克斯勒和阿道夫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刊登广告和印刷标语上，并宣布11月13日召开第二次群众大会。与众不同的是，参会的人必须花50芬尼（0.5马克）买票入场。同时，因为第一次大会已经在慕尼黑激起了一点涟漪，希特勒向接替梅耳上尉职务的新上司汇报，从军队调集一些人，穿便服负责维持会场秩序，防止破坏者捣乱。

阿道夫的新上司叫罗姆，也就是日后纳粹冲锋队的创始人。他是一名同性恋者，也和阿道夫一样参加了一战，战争留给他的脸上的一道伤疤和一部分被打断的鼻骨。他很欣赏阿道夫，两人结识后不久他就要求阿道夫称自己为“你”，在他的带动下，手下的军官们也对阿道夫非常尊重。

1919年11月13日，第二次群众大会如期召开，这次的人数大约是上次的两倍，有130多人。当阿道夫演讲时，一些人会发出怪叫声扰乱会场，罗姆立即示意手下把这些人赶走。台上的阿道夫没有被打断，他用一句“德国的惨境必须用德国的钢铁打破，那样的时刻必然到来”结束了演讲。一些对他质疑的人也被他的演讲激情感染，坚信他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尤其是老兵们更有认同感，确信他曾经分享过机关枪、铁丝网和肮脏的民主，能够理解前线战友之间的手足之情。

之后的12月10日，他们又举行了第三次集会，人数突破了200人。这样的发展速度让工人党内部第一次出现了分歧。大量粗野退伍军人的加入正在改变组织的面貌，这让他们担心组织因此被毁灭。创始人德莱克斯勒也有同样的担忧，但他坚信希特勒是这个组织的希望，因为自创立以来，工人党一直得不到发展，而希特勒一来就让它有了井喷的趋势。所以在他的支持下，阿道夫当上了工人党宣传负责人。

“长者”埃卡特和费德尔也都支持阿道夫，四个人决心对组织进行全面改革。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他们聚在埃卡特的家着手制定纲领，在1919年年末的一个晚上，他们完成了纲领的草稿，这就是日后著名的“25点纲领”。

在内部一片反对声中，第四次群众大会决定于1920年2月24日召开。之后他们印制了醒目的红色标语，贴在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当大会召开的那天晚上，2000人挤进会场。第一个演讲人是丁格费尔德，他委婉地抨击了犹太人，这并没有让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

接下来阿道夫走上台前，他先是简单平静地回顾了德国最近10年的历史，然后开始谈到一战后的德国。这时他的声音充满了激情，打着手势，眼睛里放出光芒，他的愤怒传到了大厅的每个角落。这时“破坏者”再次用嘘声和谩骂扰乱会场，罗姆的手下立即用木棍和马鞭把那些人赶了出去。

听众里有一个叫汉斯·弗兰克的20岁学生被震撼到了，他记录了那天的情形：“他的声音时高时低，讲得很真诚，都是自己感受到的东西。他的嗓音很粗，富有丰富的表达力，那些捣乱的人后来也洗耳恭听。他演讲的内容能使脑筋最糊涂的人也能明白事理，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这位弗兰克当时是法律专业的大学生，他后来追随希特勒，担任纳粹的法律顾问。德军占领波兰后，他担任波兰总督，战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

演讲产生了爆炸性效果，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阿道夫拿出了事前准备的25条纲领。他逐条念着每一条，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能从中找到好处，只有犹太人除外。

给爱国者的是全体德国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帝国；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是殖民地；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德国应享受平等权利；废除凡尔赛条约；创建一支真正的军队；对犯罪分子进行“无情地斗争”，以加强法律与秩序。

给工人的是废除不劳而获；战争利润归公；无偿没收土地为社会所有；在大型企业内利润分享。给中产阶级的是对大百货商店立即实行社会化，以低廉的租金租赁给小商小贩；“大力提高”全国老年人的健康标准。

给有“民族”思想的人是将犹太人当外国人对待，剥夺其公开开办办公室的权利，当国家发现无法养活全民时则将他们驱逐出境，对1914年8月8日（这一天德皇对俄宣战，在德国视为一战的起点）后移民入境的犹太人，立即驱逐出境。

每一条宣读完他都会询问听众是否明白，然后作出判断，是否同意。大部分人都表示拥护。有少部分人表示反对，个别人跳上桌子或椅子大声抗议，罗姆则命令手下拿木棍和鞭子对付。弗兰克则相信：“如果有人能掌握德国的命运，此人就是希特勒。”

这次群众大会吸纳了100名新成员，希特勒把所有人编成了花名册。因为他是第55号，所以编号从第501号开始，他是第555号。

这次群众大会后，年长阿道夫21岁的埃卡特和他更亲密了，两个人商量应该去一趟柏林，那里才是斗争的中心，他们希望在那里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在罗姆的安排下，二人搭乘飞机前往柏林，驾驶这架飞机的飞行员是一战时期的老兵，名叫格莱姆，他在二战期间担任第6航空队司令，战争最后的几天，他接替被解除一切职务的戈林，出任德意志第三帝国空军司令。

阿道夫第一次乘坐飞机的经历很狼狈，他一直在呕吐，当飞机落地后，发誓这是他最后一次坐飞机。

柏林的局势很混乱，艾伯特的位置并不牢固，像是走在刀尖上的小丑，左右逢源，昨天的叛徒会摇身一变成为保卫国家的功臣，反之亦然。埃卡特建议赶紧返回慕尼黑，而阿道夫则希望能去拜访一下心中的英雄鲁登道夫，他不知道后者正打算化妆南逃，远离柏林这个是非之地。

1920年3月31日，希特勒领到了50马克的退伍费，至此他结束了近6年的军旅生涯。部队还给他发了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件外衣、一套内衣、一件衬衫，若干条短裤、袜子和一双鞋。

他是一个平民了。

阿道夫在德尔希大街41号租下了一间15英尺长、8英尺宽的房间（约11平米）。房间是整栋楼最冷的，之前住在这里的人很多都生了病，房东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把它租出去了，一直当做杂物间用。

埃卡特和希特勒商议，工人党的首要目标是犹太人和凡尔赛条约，其次才是布尔什维克。所以当前应该联合德共，建立一个“日耳曼布尔什维克”。在这之后，他开始宣称德共是有理想的，他们正在为拯救德国而斗争。希特勒这段时期的言论显然是一种斗争策略，绝不是真心和德共联合。

工人党早期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起初并不认同希特勒。他们的首次会面给罗森堡留下的印象是：“如果说他令我倾倒，那我是在撒谎。”后来他在现场首次听了阿道夫的公开演讲，这才被后者折服，他后来又回忆道：“我看到了一个前线的老战士是如何以一个自由人的勇气，赤手空拳、明确地、令人信服地进行着斗争。”

在这个畸形的社会，是非评判的标准已经面目全非，愤怒掩盖了理智，人们的行为准则也变得越来越野蛮。

1920年8月13日的慕尼黑，希特勒正式公开地阐述了对犹太人的态度。他在这天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我们为何要反对犹太人》演讲。这次演讲并没有什么理论独创，无非是讲述了自中世纪以来犹太人如何“污染社会”，然后巧妙地把德国在一战战败，并且战后民众遭受苦难的根源统统归罪于犹太人：是他们掏空了国家力量，导致战争资源陷入枯竭。然后他们在后方制造混乱，毁掉了这个国家。他的话常常被赞同的掌声和笑声打断，人们在他两个小时的演讲中十多次用热烈的掌声回应他。

希特勒的恐怖哲学还在延伸，尚处于朦胧阶段的外交理念也在形成。他在1920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的手脚被捆住了，嘴巴也被堵住了。即使丧失了抵抗能力，我们也不惧怕与法国交战。对我们来说，敌人端坐在莱茵河彼岸，不是在意大利和别处。”罗森堡博士也在给他提供弹药，他后来逐渐成为纳粹的理论家，并且在战争期间担任东方占领区的首脑，战后被纽伦堡法庭判处绞刑。

希特勒在加快改造工人党，他在“德国”和“工人”之间加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字眼，也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纳粹党。新的党旗是万字旗，背景是黑、白、红三色。在梵文中，万字旗寓意“包罗万象”，也是中世纪条顿骑士常用的标记。魏玛共和国时期包括“自由军团”等组织也会使用他。自从纳粹选择他作为党旗后，他则永远代表着罪恶。

纳粹在这段时期正野蛮成长着，1921年2月1日，希特勒决定租用皇冠马戏园召开一次大会，这家剧院有6000个座位，经理是纳粹成员。他象征性地收取了一点费用，就把场地交给纳粹使用。可惜经理的能力实在不怎么样，他设计的海报华而不实，很多人看了都觉得反感。阿道夫知道后，重新设计了海报，赶在大会开始前的一天张贴了出去。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担心宣传效果不佳，他又租来了两辆卡车，装扮得五颜六色，每辆车拉上十来个纳粹成员，沿街散发传单。当车辆开进工人的聚居区时，工会组织的成员用叫骂声赶走了他们。

大会定在晚上8点举行，因为一直在下雨夹雪，几乎所有人都担心这次大会无法吸引太多人前来。果然，晚上7点的时候戏院经理打来电话，会场还是空空荡荡，几乎没有人。7点45分时，经理又打来了电话，听众涌进来了，现在已经有4000多人了，而且入口处还在排着长长的队伍。当阿道夫等人准时进入会场时，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戏院，更多的人没有座位，就站在过道、缓台或者任何可以容身的地方。

阿道夫当天的演讲主题是《前途或毁灭》，如今的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德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他的演讲，也许是痴迷他旋律一般地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哪怕是重复地听也不会厌烦。雷鸣般的掌声不时地打断阿道夫的讲话，最后上万人齐唱《德意志土地》结束了这次集会。阿道夫在讲台前又站了有20分钟，目送观众退场，然后回到他自己的那间小屋。

这次集会在慕尼黑造成了轰动，有赞扬声，也有嘲笑声。但无论是哪种声音都让阿道夫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越来越被别人注意了。阿道夫自信只要关于他们的消息越多，就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阿道夫显然还不满足，他希望纳粹应该有自己的报纸，这样才能更主动地扩大影响力。《人民观察家报》是一家反犹的报社，因为经常编造谎言或诽谤，导致报社已经濒临破产。阿道夫的小屋就在这家报社的附近，当他听说报社要出售后，就赶紧找到老埃卡特，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艾卡特和德莱克斯勒就募集到近10万马克，德莱克斯勒以个人的名义承担了报社的债务，最终以18万马克的价格得到了这家报社。它成为日后纳粹的喉舌。

在此期间一些日后的重量级人物进入阿道夫的视线里，比较著名的有四位，第一个是赫尔曼·戈林，第二个是鲁道夫·赫斯，第三位是尤里乌斯·施特莱彻，第四位是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此外还包括被很多人忽视的卡尔·豪斯霍费尔。

赫尔曼·戈林比阿道夫小4岁，是一战老兵，服务于德国空军，也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联队”的最后一任指挥官。他性格外向、善于交际，不过为人轻浮，喜欢装腔作势。阿道夫虽然是一名演说家，可在人际交往上是一个矮子，所以他需要戈林这样的人。阿道夫更看重的是戈林在一战时赢得了英雄名声，在后者加入后，被阿道夫安排进入了冲锋队。作为日后纳粹的二号人物，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时被判处绞刑，他在狱中选择了自杀。

鲁道夫·赫斯比阿道夫小5岁，也参加过一战，而且和阿道夫一样在第16步兵团服役，这让两人从相识就有了很多的亲近感。赫斯家境富裕，他在一战后期加入了德国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员。赫斯同时崇拜着两个人，一位是阿道夫·希特勒，另一位是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导师卡尔·豪斯霍费尔。

豪斯霍费尔是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一战时担任旅级指挥官，后来以少将军衔退役。赫斯促成了阿道夫和豪斯霍费尔结识，如果说二人相识对阿道夫后来的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也不为过，因为德意志第三帝国日后的对外扩张，几乎都是按照豪斯霍费尔的地缘政治考量实施的。阿道夫唯一反对豪斯霍费尔的一点就是：德国联合苏联取得陆权，共同对抗美国和英国组成海权联盟。当希特勒发动入侵苏联的战争后，豪斯霍费尔就再也没有和阿道夫讨论过地缘政治。

赫斯堪称纳粹内部一朵奇葩，日后我们还会继续介绍他的悲喜剧。

尤里乌斯·施特莱彻是一个痞子，他肥头大耳、五短身材、为人世故，阿道夫看重的是他反犹的立场和随时表现出来的保护阿道夫的决心。他后来创办了一份报纸《冲锋队员》，里面充斥着淫秽的内容。施特莱彻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

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很特别，如果了解他的背景，也许会让我们产生很多遐想：他出生在慕尼黑，比阿道夫大2岁。父亲是富商，与巴伐利亚王室交往从密。母亲是美国人，她的家族在美国十分显赫。汉夫施丹格尔从小移居美国，毕业于哈佛大学。1922年他结识希特勒，次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阿道夫就躲藏在汉夫施丹格尔的家中，由此可见二人的亲密程度。1937年两人关系破裂，汉夫施丹格尔辗转回到美国，担任罗斯福的高级顾问。

很多人都质疑阿道夫·希特勒如何神奇般地从一个落魄的老兵，在短短几年后就成为一位耀眼的明星，直至掌控德国的最高权柄。如果仅仅凭借他的巧舌如簧和超出人性的胆魄似乎缺少足够的本钱。从鲁登道夫到汉夫施丹格尔，不得不让人们揣测其他不为人知的因素。所以站在鲁登道夫和汉夫施丹格尔的视角，阿道夫像一只风筝，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如洪水一样汹涌发展的纳粹不出所料地出现了分裂。早期的创始人不甘心阿道夫喧宾夺主，尽管在他们的手上时，工人党几乎一文不值。这里要介绍一位工人党早期另一位重要人物，也就是阿道夫加入工人党时的党魁-卡尔·哈勒。

哈勒是一名记者，由于工人党创始人德莱克斯勒没有能力扩大规模，他和哈勒创建的“工人集团”合并，并由后者担任主席。哈勒也缺少组织才干，这才给阿道夫·希特勒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早在1920年初，哈勒就发起了一次会议，当时阿道夫等人主张联合布尔什维克，先集中力量攻击犹太人，所以纳粹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试图彻底拥抱德共，一派则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哈勒则是前一派的支持者。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表决后，大部分人选择跟随哈勒，其余人则提前退出了会场。留下的人也却并不团结，人群中有一个叫奥托·施特拉塞的人，他虽然主张亲近德共，却反对哈勒倒向苏联。他的哥哥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是一个重要人物，当时他手上有一支“自由军团”，拥有步兵、炮队和一个机枪连。

兄弟二人陷入了困惑，于是去找威望极高的鲁登道夫，希望能让这位一战统帅和英雄指点迷津。在会面时，鲁登道夫带来了阿道夫。他直截了当的告诉格雷戈尔和奥托，军队交给自己，你们二人要追随希特勒。

奥托不服气，他当场和阿道夫发生了争执。尽管这一次兄弟二人选择了妥协，不过他们从来没有真心追随阿道夫，他们也在日后给阿道夫带来了两次“大麻烦”。

事业蒸蒸日上的阿道夫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就连巴伐利亚总理古斯塔夫·卡尔也邀请和他会面，二人虽然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不过在外界看来，阿道夫的分量越来越重。1921年7月，在内部分歧的问题上，阿道夫选择了摊牌。他宣布自己要退出，除非由他出任党魁，并被赋予独裁的权力。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德莱克斯勒，他和委员会拒绝妥协。眼看“逼宫”计划要失败，长者埃卡特跑出来说和，他劝德莱克斯勒和其他人改变主意，因为阿道夫已经是一棵大树，靠着他大家都会是有地位的人，没有他则什么都不是。

1921年7月29日，阿道夫正式接过纳粹的最高权力，12年后他又复制了这种模式。

自从阿道夫拿到独裁的权力后，人们很快感受到他和纳粹的变化。罗姆和戈林的冲锋队在他的支持下已成气候，这些人穿上了统一的制服，胳膊上裹着纳粹的徽章，手上拿着棍子和大刀。

1921年9月14日，一个名叫“巴伐利亚团”的组织召开集会，领导人巴勒斯特正在演讲时，希特勒大踏步地走进会场，身后是大批冲锋队员。在一顿混乱打斗后，巴勒斯特被冲锋队员从台上扔了下去。希特勒示意关上所有的出口，然后开始在台上宣讲。

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阿道夫也成了监狱里的常客。实际上魏玛共和国最初的几年全国都处于混乱之中，而当局对包括纳粹在内的右翼明显袒护。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阿道夫才越来越无法无天，逐渐露出了獠牙。

据统计，从1919年1月至1922年6月，发生在德国的376起类似事件中，有354起是右翼所为，22起是左翼所为。但是因为当局的袒护，左翼的肇事者平均被判入狱15年，右翼肇事者则只有14个月；左翼有10人被判处极刑，右翼则一个都没有。

阿道夫的“杰作”有两件，一件发生在1922年3月，德国外交大臣拉德诺突然宣布和苏联签订了条约。这份条约本来对德国很有益处，双方宣布放弃之前的战争赔款并恢复贸易。同时双方还决定加强军事合作，由德国派出教官，帮助苏联训练部队。

这份条约在德国遭受英法等国的制裁下签订，让内忧外困的德国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可国内的反对者不管那一套，他们早已经把犹太人拉德诺定义成叛徒。6月14日，“自由军团”的成员将拉德诺暗杀。

此时本来和阿道夫无关，可他在事后发表了一番支持暗杀者的言论，他对追随者说：“两千年前，耶路撒冷的暴徒就是这样将一个人押赴刑场的。”话音一落，他就被关进了监狱。

出狱不久后，他身边多了一个私人保镖，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壮汉，名叫格拉夫。8月15日，针对当局不久前出台的《共和国保护法》（因拉德诺被刺而出台），阿道夫来到柯尼希广场，参加有1.5万人规模的集会。在他入场前，冲锋队排成6路纵队进入会场，手上举着15面纳粹的旗帜。他站在台上挥舞着双手，闪烁着那双蓝色的眼睛，发表了一番慷慨陈词，再一次博得了全场的欢呼。

10月14日，几乎所有纳粹的核心成员动身前往慕尼黑以北160英里的科堡，他们租了一列火车，跟随他们的还有800名冲锋队员。当他们走下火车，便打开事先准备好的旗子，在科堡城内举行游行。这次游行引发了当地上万人的冲突，陆续赶来的冲锋队员、当地纳粹的支持者和其他派别的成员大打出手。之后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了慕尼黑。

10月28日，意大利发生了比“科堡事件”规模更大也更成功的行动。墨索里尼率领“黑衫军”向罗马进发，他们奇迹般地获得了胜利，墨索里尼登上的意大利的权力顶峰。相比于当时的墨索里尼，阿道夫·希特勒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过之后他得到了一个新的诨号“德国的墨索里尼”。

意大利发生的奇迹对33岁的希特勒有巨大的触动，他似乎看到了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