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万马齐喑的年代，如果有一位堪称“国器”的经济学家的话，那一定是王茂荫。

当所有人都不知西洋为何物的时候，他用中国本土的经验，提炼出同世界主流经济理论相媲美的学说，并穿越万里大洋，来到马克思的桌子上，并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提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

宝钞不可以兑换成可购买物品的金银，相当于的废纸。

凭借由此衍生的一系列学说，王茂荫取得了当时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也是唯一进入《资本论》的中国人。

嘉庆三年（1798年），王茂荫出生在歙县的一个徽商家庭。6岁时，母亲就撒手人寰，父亲又在外做生意，他只能跟着奶奶方氏生活读书。老太太是个传统的中国妇女，在家恪守孝道，在外与人为善，对待子孙又特别严厉。在奶奶的栽培之下，王茂荫刻苦读书，日复一日从不懈怠。

道光十二年（1832年），35岁的王茂荫终于考中进士。在他带着荣耀回家的那一天，方氏并没有想象中的高兴，反而给了他当头棒喝：“毋躁进，毋营财贿，与家人守吾家风。”

埋头苦干绝不贪污受贿，恪守道德学业，努力成为国家之栋梁，就是奶奶教给王茂荫最朴实的道理，也是他一生为官做人的本分。

王茂荫

或许是因为不善经营，王茂荫的仕途平平淡淡。自从中进士后，他20多年来一直在户部任职，担任“主事”、“行走”之类的闲散官职。

就这么勤勤恳恳的工作了20年，咸丰元年（1851年）的时候，王茂荫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清朝主管财政货币的官员之一。

苦熬了20年终于出头了，按照一般人的做法，应该再接再厉才对嘛。可王茂荫刚刚走马上任，就搞了一个大新闻。

当时的“太平天国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走出广西大山，横行湖南的长沙、岳州一带。

清朝的财政本来就一塌糊涂，现在为了围剿起义军更是雪上加霜，为了挽救朝廷的财政危机，王茂荫给咸丰皇帝上了《条议钞法折》的提案，请求改革货币制度：有限制地发行货币。“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

此时距离英国真正确立“金本位”制度，也不过30年时间。

王茂荫建议发行纸币，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他还主张：发行纸币（行钞）只应是用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纸币发行后，银币并不退出流通，而是数倍于纸币与纸币同时流通；行钞应该做到“行之以渐，限之以制”、“定数”发行。“否则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钞币必须能够兑现。主张朝廷应“准许人民持钞捐官，或缴纳钱粮，或持钞到银号兑取现银，以坚民爱钞用钞之心”。他的方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想阻止通货膨胀。但咸丰皇帝和朝廷大臣压根没有概念，对于他的提案直接否定。

仅仅2年后，印钞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朝廷又发行了不兑现的“大清宝钞”和大钱。

不兑现，就是纸币不能兑换成金银，大钱，就是面额远大于实际价值的铜钱。这样一来的话，纸币就是废纸，大钱也是废铜。仅仅100年后就又有人走上了这条不归路，就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几十亿也只能吃顿早餐......

清朝的货币也是这样，各大城市的物价飞涨，钞票也被叫成“吵票”，信用和价值都降到谷底。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王茂荫又站出来提意见了。王茂荫针对银票、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剧烈贬值和混乱，给咸丰皇帝上了《再议钞法折》。他试图把废纸变成真正的货币来挽回通货膨胀。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其一，允许钱钞兑换现钱；其二，允许银票兑换现银；其三，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其四，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前两项是关于持钞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后两项是在商人同商人，商人与顾客的交换中扩大钞币的使用问题。总的来说，前两项是整个方案的重中之重。王茂荫重视商人的作用，既反映了当时商人在社会中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表明他本人同商人和商业活动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对货币问题的深刻认识。平心而论，王茂荫属于清政府里少有的明白人，至少，他懂得市场和价值的关系。可掌权的人不懂，咸丰皇帝骂他是“受商人指使”，毫不利国而专门利商。因为他的提案不仅影响了朝廷的收入，也阻碍了官员们搜刮民财，最终的决定当然是——不接受，贬官。咸丰皇帝看了王茂荫上奏的《再议钞法折》后大为不满，认为王茂荫所言是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加上户部军机大臣审议结论中也指责王茂荫是“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咸丰皇帝下旨严行查办，将王茂荫调离户部，任兵部右侍郎。

咸丰皇帝不接受意见，很快就吃到了苦头。太平天国不久就攻入南京，最终威慑东南半壁，派出的北伐军甚至打到天津一带。因为没有钱给军队发军饷，不得已允许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东南各省就地征税，以做为军饷，从此东南的赋税不归朝廷所有。能拿到多少得看地方官员的心意。堂堂大国朝廷的威信荡然无存。

《资本论》

有时候百年命运就在于一念之间，无论大国还是个人。而当时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还以为是最平常的一天，殊不知飓风早已出现了小漩涡，即将呼啸天地。而王茂荫的这两封奏折，却被俄国驻北京的布道团收录在《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中。咸丰八年（1858年），德国人梅克伦堡将这本书翻译成德文出版。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王茂荫的经济观点，并将其写入《资本论》第一卷中。

王茂荫也不会想到，这本收录了自己观点的书，日后会被中国奉之为经典。而自己又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重的大名。

其实王茂荫的初衷，不过只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为国家尽一份责罢了。

当时的大清王朝也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徘徊，无论是财政货币制度，还是教育、人才的培养方式。

这艘大船行进在十字路口上，彷徨失据、进退无序，当大家都不知道该什么走的时候，“老祖宗的智慧”就成为判断的唯一标准。

咸丰元年九月十九（1851年11月11日），王茂荫就科举制度提出来了一些建议：“咸丰元年，迁御史。疏请振奖人才，乡会试务覈实，殿试、朝考重文义，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有裨实用为贵。”

科举制度示意图

当时的科举制度，要有三场微问。提问的主要问题都来自四书五经，学子们根据经书的大意来回答。明清几百年来都是如此，大家都习惯了。

可王茂荫觉得不行，这样培养出来的都是不通实务的书呆子。如以字体工拙取士，认为由于取士专重小楷，以致于“合天下之聪明材力尽日而握管濡毫”，根本不能“济实用”，即用人取士不能仅注重表面功夫。因此，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等。他上书朝廷，请求把三场微问改为五门答题。这五门基本包括了当时的最广泛知识面：博通史鉴、精熟韬略、制器通算、洞知阴阳、熟谙地形。

如果照这样的要求选拔人才，也许大清朝以后的命运就要改写了。可咸丰皇帝和满朝大臣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固执认同“老祖宗的智慧”，不愿睁开眼看看世界早已走到了哪一步。

王茂荫

这时候的王茂荫已经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再也不是中国称雄世界的时代了。

愚昧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落后，他们认为大众的方向就是光辉大道。抬头看到与自己不同的进步者，反而觉得是异类，必会排挤打压，保持自己的绝对正确地位。

做为“开眼看世界”的清朝官员，王茂荫是孤独的。怀大才而不得重用，有见地而不得其时。假如他晚生20年，必然能与曾国藩、李鸿章干一番大事业。

可惜，没有如果。王茂荫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螺丝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