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吴楠
贺炜接到面试通知时，喜出望外。换做别人，很难理解一个海归为何愿意去做一个基层店员，哪怕这是全球最负盛名的电子品牌之一。但贺炜愿意，从新西兰留学回国后，他已经在家待业快两年了。凭借出色的英语口语，连二面都直接免试，贺炜被录用了。这让他对公司的好感再次增加。
一个月后，贺炜成了该公司这个城市直营店的一名店员。在办理入职手续时，人事专员告诉他，在员工福利中，除了办理健身卡、配置眼镜外，还为员工及其伴侣提供商业保险一份。而公司对伴侣的注释为是否结婚不论伴侣性别均包括在内，但每位员工只能为一位伴侣免费投保。
贺炜压抑着激动的情绪。虽然那时他还单身，但他回国的原因之一，贺炜是gay。而当时新西兰的法律虽然接受少数群体，但华裔似乎总难以融入当地而处于一种“隔离”状态。
“彩虹派对”
贺炜在新西兰从高中读到大学毕业，一直小心翼翼的隐藏着自己。他举止很男性化，身材高大却话少，这也让他在读书这几年没有暴露。并且贺炜也不太敢公开自己喜欢男生。
留学期间，贺炜目睹了对少数华裔留学生的质问，“你是不是来我们这里找一个男人结婚的？就是为了留下来？你能创造什么价值吗？”虽然贺炜只是在餐厅里听到这段对话，他的脸却发烫了。
在新西兰唯一一次的亲密接触，还是贺炜业余时间去酒吧做服务员，跟同样是华裔的一个男生在收拾打扫时，趁着没人注意，偷偷接了吻。事后，两人给对方的解释都是当时喝多了。
除了他自己，以及几位国内的好友外，无论家人还是同学，无人知道他喜欢男生。而贺炜到这家公司入职的第一天，在见面会上，四位经理分别作了自我介绍后，轮到员工们介绍。其中一个肉乎乎的男生活泼而有些柔媚地说，自己喜欢男生，希望以后能在这里交到一样的好朋友。
这样的职场出柜，把贺炜吓坏了。他警惕地环顾四周，发现大家也有些惊愕。但四位经理都异口同声地说，公司是非常能接受少数群体的员工的。虽然不像南方那样开放，但公司的文化是多元的。
如今想来，贺炜认为这四位经理应该是在之前接受过培训，他们说的话就像背诵。但这也没什么不好，毕竟作为直人，也许那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面对gay。
贺炜入职是在4月份。到了6月，店面为员工举办了“彩虹派对”。在这次的派对上，又有两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出柜了。在贺炜看来，他们三个基本不需要出柜，同事们应该都猜得出来。“那我呢？”贺炜在心里暗想。迟疑的片刻，其他同事们开始环顾，似乎在等待其他人的出柜。看到这番架势，贺炜又胆小了起来。
贺炜在工作一年多的时候，有了男朋友，他决定将男朋友纳入公司的保障计划。负责登记的同事看了贺炜提供的身份证信息，抿嘴笑了笑，“早知道你是。”贺炜有点窘。
过了一阵子，第一位出柜的男生提出了辞职。原因是他在半年内更换了三位保障计划的受益人。公司要暂停对他的保障。男生认为这是公司的歧视，要求公司给出理由。公司的答复是，公司和员工之间应当是彼此尊重的。但目前来看，男生频繁更换伴侣，无论同性还是异性，都让人难以接受。而且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不好的影响。
这件事上，贺炜是站公司这面的。他也有些看不起那个过分花枝招展的同事。在他看来，那个同事恨不得在公司的制服上都画上彩虹标识。而且他对男客户格外热情。其实就算这个同事不辞职，在公司的季度评价上，也不会得分太高。
贺炜当时最喜欢同事的评价是“根本看不出来你是gay”。尽管现在听起来，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看起来是个正常人，而不是个gay。可在当时，贺炜并不能听出这种区别。
一次，贺炜和同事去喝咖啡。同事和他都是，所以聊天的内容也比较开。同事一边打开交友软件，一边喝着咖啡。忽然，他把手机举到贺炜面前，“你看这个，是不是刚才给我们点单的那个男生？”没等贺炜仔细端详，同事又把手机拿走了。
同事对贺炜说，“这个店和我们店虽然都号称同志友好，但差别还挺大的。这个店毕竟是快消品，没啥晋升机制。就算当了店长又怎么样？和我们店的经理可不一样。”
贺炜不太明白哪里不一样。同事告诉他，这家快消店店员到店长或者副店长，就是一步之遥，而且多半是由店长自己说的算。而贺炜所在的店是由北京总部说的算，另外经理和店员之间，还有“五级员工”的晋升，可以说并不容易。
“所以，这里的店员是来得容易也走得容易。你看我们店里，哪有几个人愿意说走就走的。”同事一面说一边又刷起了软件。
“你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贺炜之前也在两三家公司短暂工作过。要么是公司管理太过束缚，要么就是业绩不好，三五个员工每天无所事事，收入极低。这让贺炜更加珍惜现在的工作机会。
每年6月公司依旧举办彩虹主题的派对活动，不过多半是和当月的集体生日一起举行。但这并不会影响后来加入到店面的性少数群体自然而然地出柜。但此时已经没有人在乎这件事了。贺炜总有些担忧，觉得这样的职场出柜，看起来自由，却让他隐隐不安。
贺炜虽然在工作中没有交到好朋友，不过前四年算得上顺利。那几年，贺炜的员工等级每年晋升一级，没有任何压力。每年发了新工装，他还会发朋友圈晒一晒。直到工作五年时，贺炜才站在了岔路口：可以选择晋升“技术岗”，即申请五级员工，也是最高级的员工；还可以选择晋升“管理岗”，就是申请经理职位。贺炜在看到二者的薪资等级后，迅速决定申请经理职位。
经理职位的申请是面向同一地区、所有符合任职年限的同事开放的。换言之，北京总公司在批准经理职位时，是按照地区的名额批准，而不是按照具体的店面批准。如果贺炜申请成功后，他可能被安排到同一省份内的任何一家门店担任经理。
贺炜对于公司产品的了解和熟练程度，要比其他同事都更深。而且他的英语口语能力有目共睹，有时来了老外客人，大家都拱他去接待。贺炜一直有些骄傲地认为，这是他的优势。然而，那一年的经理初选名额里并没有贺炜。
贺炜看着公布的名单，心里不解。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暗自琢磨了两天后，贺炜找到熟悉的一位经理。经理听完贺炜的问题。把他拉到店外，“这个初选名单是店内的四个经理一起协商后确定的。我们很高兴你愿意报名，但你平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有两位经理都说，你私下给来店的男客人留了自己的微信号。”
贺炜一听，立刻反驳，“公司不允许这样做，我也从来没这样做过，我可以和他们对质的。”经理安抚他，“算啦，先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你看这几年，咱们店里既没有五级员工，也没有经理产生。说明你还是有机会的。”
贺炜是一个比较单纯且努力的人。就拿店面通宵换新产品这件工作来说，同事们都不太爱做，但贺炜总会留下。每次换新，意味着要更换海报、产品，包括整个店内的产品布局。通常从夜里九点半或者十点开始，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左右。
那一年，贺炜拿到了店里的“明星员工”称号。他也再次提交了晋升经理的申请。这一次贺炜比较虚心，先去和之前聊过的经理打了招呼，请他帮忙多多关照。经理拍了拍他的肩膀。果不其然，这一次在店内公示的候选名单，贺炜是三个候选人之一。贺炜发现另外的一男一女都已经结婚，女生的小孩已经上了小学三年级。
面试时，是北京总公司安排专家去各个城市的。贺炜的面试被安排在当天的最后一个。除了常规性的自我介绍和能力评估外，专家看完贺炜的简历，问了他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店面工作时，他销售非本公司品牌的无人机的数量比别的同事都要高？作为公司员工，不是应该把营业精力更多地放在本公司产品上吗？贺炜不得不承认，虽然公司对于员工的销售额并没有做强制性要求，但自己在无人机销售做得的确不错，这是因为他自己很喜欢研究无人机，玩了几年，有些心得，所以在介绍时容易被客人接受，也自然愿意下单。
另一个问题是他一直没有结婚，是不是有稳定的伴侣？贺炜在回答前犹豫了一下，他认为这属于个人隐私。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说自己和男友在一起已经两年多。专家听完，用笔在桌面顿了两下，请贺炜等消息，他们会综合考虑的。
贺炜等来的消息，是只有自己落选了。这太尴尬了！虽然这两位成为经理的同事都被派往别的区域，可一个店里出了两个经理，还是让人刮目相看的。对比之下，贺炜成了笑柄。
尽管贺炜和店里的少数同事联系很少，依旧有一个男同志同事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看似无意地说到，“你看看咱们店里的，还有同城另外一个店的经理，有七八人吧？没有一个是gay的。所以咱们就不要妄想了。”
贺炜当天晚上仔细琢磨，还真是这么一回事。他憋屈极了。一个月后，店里发了新的工装，天蓝色的，明媚极了，但贺炜第一次没有拍照留念。他甚至不想穿那件T恤上班。
“看不见的屏障”
除了接受，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贺炜在苦闷中，和几个朋友聊起这件事。大家似乎都习惯了这样的事情，反劝他不要想太多，不要轻易辞职。一来疫情期间，不太好找工作。二来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六年多，算是老员工，可以考虑晋升高级员工。三来大家都半开玩笑地说，至少可以通过贺炜买到员工折扣的产品。
贺炜的郁闷在接下来两个月的出差中得到了消解。经理安排贺炜去苏州、北京出差，协助其他店面的工作。贺炜决定在出差过程中隐藏身份，一心做好工作。但他又忍不住旁敲侧击地了解，这些店面的经理的个人信息。比如“经理都结婚了吗？”“那个经理看起来有点弯”等穿插在他和店员的私下聊天中。贺炜一共去了三个店面，再加上他所在城市的两个店面，在这五家店面里，将近二十个经理，竟然没有一个少数群体。这些经理大部分都已经结婚生子，就算没有结婚的经理也有异性恋人。
贺炜趁着出差结束时，在店面举办的欢送会上，和一个还算聊的来的同事说起了这件事。那是一个南京男生，他只是笑笑，“这种事到处都有！我们公司还算是好的吧？至少这些奇怪的人可以做自己。你换一家公司看看？估计早被排挤了。”过了一会，同事又补充，“我肯定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朋友里有gay。万一别人怀疑我也是，我怎么解释？”贺炜不知道如何接话，只能举起啤酒瓶笑了笑。
其实贺炜挺喜欢出差的。但到了北京后，一起出差支援的人里有一位同性恋男同事，来自内蒙古。也许是北京的繁华，让他更容易认识同类，于是在出差期间，被其他同事看到有数位男生出入他所在的房间。这件事情不知道被谁反映到店面，这位同事很快被以“内蒙古店面同样需要人手”的理由提前结束了出差。贺炜暗想，幸亏自己没有乱做什么。但他也问自己，如果是异性出入房间的话，会不会得到大家的接纳呢？
在离开北京前，同事们说要去玩一玩。但去哪里呢？有人提出要去一处比较有名的LGBT酒吧。贺炜心里想去，但不愿意表明想法。同事问他的时候，他说他跟大家一起，去哪里都行。
最后大家还是去了酒吧。贺炜大开眼界，很多来出差的同事也被酒吧独特的环境吸引了。因为人多，大家没有玩到太晚。不过第二天大家还津津乐道地讨论。尤其是一位男同事，因为长得精神，在酒吧里被两三个男生上来要微信。第二天，大家还拿这件事打趣他，说不然他变弯吧，还挺有市场的。男同事一脸嫌弃的表情。
贺炜侧面打听过北京几家店的经理后，得知仅有一位少数经理。这位女经理是在店面开设初期直接应聘的经理岗位，在岗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换言之，在各地店面运行成熟后，几乎没有少数员工晋升到经理职位。倒是在店面或者公司成立的初期才有这样的机会。
贺炜在次年没有申报经理职位，而是找到关系还算不错的经理去询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是不是新晋升经理职位，不会考虑少数员工？
经理看着直接抛出问题的贺炜，一时有些为难。经理只能说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和店面，不能绝对得出贺炜说的这样的情形。不过，经理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建议，贺炜的性格稳重有余，但不够灵活，建议他考虑申请五级员工。
经理还特别强调了，贺炜具有留学背景，英语口语也很出众。在这样的情况下，五级员工的竞争和经理的竞争并不相同，更多看的是专业度。而且也不需要北京总公司安排专家面试，同一个省份各个店铺组成专家，直接面试就可以决定。
而那一年，贺炜再次被拒。他找到经理，问为何申请五级员工依旧不合格？经理安慰他，当时他所在的店面的确没有五级员工。经理说他会进行咨询。但在几天后，贺炜得到的答复是，五级员工是需要到外地轮训至少三次的。
这可真是好笑！贺炜出差两次，分别是去北京和苏州。但在面试后，却告诉他还缺少一次出差或者轮训。为什么在申报之前不先说明这是一个硬条件呢？
那段日子，贺炜感觉像又回到了新西兰一样。在新西兰的最后半年里，贺炜太紧张别人会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因而出现了抑郁的问题，不愿意出门，只想在住处闷着。新西兰本就地广人稀，他常常一整个下午，在窗口望着外面的树和一望无际的草地，却没有一个人。
贺炜觉得曾经说对少数群体开放包容的公司，也仅仅是看起来而已。他也不知道向谁去质询公司是不是存在歧视。毕竟公司连伴侣的权益都给予了保障，甚至不需要出具任何手续，就可以提供人身保险。有这样好的员工待遇，怎么还会被指存在歧视？
但只有贺炜知道，有些歧视是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当事人才能真切体会到的。“就好像一个看不见的屏障，把我们和他们隔开了。”贺炜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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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人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