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

东汉末年，政治两极分化，皇权呈现衰落之势。桓、灵帝时期更为严重，宦官与外戚勾结，皇帝形同虚设，严重阻碍了士人阶层的进仕之路，使得士族与宦官的冲突日益严重。又因为士族对宦官集团进行了一系列不理智的打击，最终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

东汉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两次党锢之祸，一次是延熹九年，一次是永康元年底，虽然都是宦官与士族的冲突，但其兴起的原因和涉及的人群都不尽相同，带来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别。

东汉政权持续两百多年，和帝继位之后，窦太后临朝听政，宦官和外戚开始逐渐介入朝政。到了桓、灵帝时期，宦官的势力达到鼎盛，这些宦官“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常擅自专权，培养自己的势力，扰乱朝堂，败坏朝纲，使得当时朝局动荡，臣心不稳，百姓也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的宦官亲党遍及州郡，常恃强凌弱，巧取豪夺，比如宦官的亲族兄弟侯参做刺史时，“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可想而知当时的政治有多黑暗。

除了内政腐败，当时还频发天灾，仅桓帝即位到党锢之祸发生前的20年里，水灾、地震、旱灾及各种疫病就累计达27次，使得当时国库空虚，百姓极端贫困。即使是这种国情之下，宦官却穷奢极欲，使得民与官之间的矛盾更加明显。

而且当时外患不断，周边常有少数民族入侵作乱，为了平叛，政府甚至削减朝臣俸禄来筹措军资。不少贪官为了能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便对百姓变本加厉的剥削，使得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斗争也在意料之内。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从少数向大众普及，这种普及让士人阶层不断扩张，无论是人数还是士人的品质都在飞速增长。由于前期统治者对儒家的尊崇，使得士人的权力和地位也在逐渐提高。

到了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在国家政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比如当时就有“四世三公”、“家世传业”、“世仕州郡”这种世代掌权的大族。而到了东汉后期，皇位常常易主，继位者又多年幼者，所以对儒学的信仰度也逐渐下降，使得士族与皇帝的联系开始渐行渐远。

后来宦官和外戚轮流把持朝政之后，就开始逐渐切断士人的进仕之路，尤其是宦官，原本就没有什么政治格局，一旦得势之后，便借权四处安插亲信，使得当时“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更加激化了士族与宦官的矛盾。

一） 两次党锢之祸的相同点

1. 权力分配不均导致矛盾激化

汉武帝之后，习儒成为了参政的先决条件。而到了东汉后期，宦官把持朝政，大肆排挤士族，儒者在官员中的占比开始减少，使得士人在朝堂中的地位和权力显著下降。

而士族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两面性，他们一边从统治者那里取得权力以把控百姓，一边又以皇权的监督者自居，想要代表社稷的良心，弘扬“拯救黎元”的观念，这使得他们和皇权之间本身就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

由于他们无法直接向统治者索权，于是当政治腐败之时，他们便可以借由宦官“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来瓦解宦官阶层，以达到扩充自身权力的目的，但宦官集团说白了也是皇权的衍生物，攻击他们也相当于刺激皇权，这本身就有风险。

尤其是清议之风兴起后，士族的影响力开始空前膨胀，甚至脱离中央控制，这对统治者来讲是绝对不允许的。而第一次党锢之争之后，李膺的声誉不减反增，甚至出现了“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的现象，这对皇权来讲是一种不可小觑的威胁。

2. 政治格局不同产生主张分歧

除了争权之外，宦官集团和士族本身就具备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宦官阶层大多出身低微，眼界和格局都无法和文化素养较高的士族相比，更不要谈治国大略和政治信仰了，对宦官阶层而言，掌权的第一步便是大肆满足自己的私欲。

而出身大家的士族则不同，他们的主张有三个，一是主张皇帝亲贤臣远小人，广开言路；二是主张积极选拔优质的地方官员，完善吏治；三是主张罢黜鸿都门学。而这些主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最终目的还是通过排挤宦官政权使得中央大权回归士族。

二） 两次党锢之祸的不同点

1. 党锢发生的时机

据《后汉书》记载，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是源于宦官党羽张成教子杀人，而河南尹李膺不顾大赦仍将其子处死，随后宦官便教唆张成弟子牢修以此为由，上书告李膺与士族“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使得皇帝之怒，才有了第一次的党锢之祸。

不难看出，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发生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对皇帝来讲，宦官擅用私权虽然可恨，但是士族结党营私才是最不能容忍的，这对中央集权来讲是一种挑衅。此时表面上是官宦集团和士人阶层的斗争，实际上却是统治者对士族的敲打。

而第二次党锢之祸始于灵帝即位不久，窦太后辅政临朝，大将军窦武协众官员密谋清除宦官曹节、王甫一党，被发现之后，宦官开始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党人”，而后灵帝又下诏，凡是党人相关以及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

这一次党锢之祸的发生可以说是情理当中，意料之内，具有发生的必然性。在经历了清议、弹劾以及窦武等士族企图尽除宦官失败之后，士族和宦官集团已经势如水火，在党人失败之后，宦官集团必然反扑。

2. 党人经历党锢后的心态

第一次经历党锢之祸时，虽有很多士人被陷害下狱，但却并没有谁被处死的记录，而且在经历了这次祸乱之后，不少士人的声望和影响力不减反增，这对士族来讲是一个相对积极的结果，因为本身他们攻击宦官主要还是为了挽救东汉的政权。

桓帝的处理结果使得他们对统治者以及对朝堂仍然抱有很大的希冀，所以当时便有士人发出“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吾不西行，大祸不解”的言论，显然他们当时对于解除党锢很有信心。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时，皇权彻底由宦官把持，所以当时窦武协众欲除宦官无疑是破釜沉舟。由于他们失败在前，以至于这一次祸患来临之后“其余死者百余人。天下闻之，莫不垂泣”。被捕的党人抱着必死之心入狱，不少士人因此对斗争、对统治者心灰意冷。

一）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影响

1. 党人内部产生分化

经历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内部发生了两极分化，大部分清流士官仍对于清君侧抱有积极的态度，甚至更多的官员加入了这一阵营，百姓对士族的好评也是空前绝后的。

当然，也有一小部分的士人因为这一次而看清了朝堂的趋势，比如荀爽在李膺第一次遭到禁锢时，就看出当时的政治局面已经是“直道不容于时”，在这之后，他们开始逐渐向宦官集团妥协或者直接退出斗争。

2. 宦官集团的妥协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时，宦官和士族的冲突是导火索，但是决策者却是皇帝，所以当时宦官集团的势力并不足以直接打垮党人。

而且当时他们和士族的阶级矛盾也并没有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随着党锢之祸的推进，党人影响力的提高，使得“宦官多惧，请帝以天时宜赦，于是大赦天下”，第一次党锢之祸结束。

二） 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影响

1. 党人心态彻底转为消极，开始走向皇权的对立面

由于第二次党锢之祸较第一次株连甚广，死伤无数，使得党人集团对于斗争前途和朝廷的未来抱有的幻想彻底破灭。

比如魏朗第一次被捕时尚能“闭门整法度，家人不见墯容”，而第二次被捕时行至半路便自杀身亡，可见当时的士人心中是多么的绝望悲凉。

经历了这次打击之后，党人集团的“婞直之风”也不复存在，他们开始对东汉的政局彻底失望，有的人隐姓埋名、归隐山林，有的人企图重新推立新的皇帝改变这一境况，更有人暗地里为各路军阀出谋划策，企图彻底推翻东汉政权，重新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

2. 东汉政权衰败，宦官集团彻底覆灭

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近二十年，灵帝直到黄巾起义爆发之后，才想起来解除党锢，但当时“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所以对挽救东汉政权也是无济于事了。

在何进被杀之后，袁绍果断率兵攻进皇宫，斩杀宦官。对于自和帝开始便掌权的宦官集团，随着东汉政权的覆灭也彻底瓦解。

自古有权力的地方便有斗争，而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可以看出，在古代皇权的霸道统治下，所有的党派都是统治者的附庸，但凡有一方威胁到统治者的集权，哪怕初心并非推翻政权，也会遭到严厉的打击。

而这种权力的平衡术则非常考验统治者的智慧，一但统治者驾驭不了这种手段，便很容易造成政权覆灭的严重后果。

1、《后汉书》

2、《东汉两次党锢之祸比较研究》

3、《党锢之祸 —公元２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思想与文学》

4、《东汉桓灵时期的党锢事件》

5、《东汉末年党人清议及其相关问题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