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中大机器的广泛使用不仅提高了生产速度和生产效率，让一个人能替代十几个人，还深刻改变了现代社会发展，重塑了近代乃至现代的国际格局。
西方国家依靠工业的力量，大肆对亚非拉国家进行剥削、掠夺。如果要改变这一现实，就必须完成工业化，建立本国的工业体系。
可惜的是，自二战以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寥寥可数。
中国的工业化之路走的也是步履维艰，能独立生产出一辆汽车，就足以让中南海的领导人都前来驻足观看。
羡慕苏联的吉斯汽车1950年2月，时值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远赴苏联，洽谈中苏同盟一事。
坐在火车上，毛泽东就点燃了一根卷烟，听取了前线将士的汇报，毛泽东深深感到两军之间的差距不在战术，不在兵员素质，而是在武器装备、后勤供应上。
要想弥补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必须迅速完成工业化。除此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
如此，便要借助苏联的力量。
2月份，毛泽东从苏联启程回国。乘坐的专列上，载着斯大林赠送的吉斯牌防弹轿车。
苏联自行生产的吉斯牌轿车是当时世界上顶级的轿车，一般不轻易送人。
毛泽东访问之际，也曾受邀参观了生产吉斯汽车的斯大林汽车厂。
参观该汽车厂，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汽车驶下装配线，毛泽东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一个小时过后，离别之际，毛泽东悄声对身边秘书说：“以后，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
毛泽东的访苏之旅没有白费功夫，苏联人说话算话，首批援建的50个项目中，就包括建设一个现代化载货汽车制造厂。
斯大林更是向毛泽东允诺：“斯大林汽车厂有什么设备，中国就会有什么设备。”
别的不谈，苏联在对盟友援助是真下血本，一不抠抠搜搜，二不藏着掖着。
当然，双方关系差时，苏联又是另一副面孔了。
一个月后，中国重工业部就成立了汽车筹备组。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福特汽车工程师的孟少农作为技术人才，进入了筹备组，担任技术顾问一职。
能一展平生所学，对于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是莫大的机遇。
孟少农等人有了用武之地，不分昼夜跑遍了全国，寻找建厂地址。
一番考察，只有东北最符合当时的条件。一来汽车厂需要雄厚的供电供水技术和大量钢铁资源，二来长春有大量的土地资源未被开发，三来东北有发达的铁路网，可以对接苏联的设备。
于是，筹备组便将工厂选在了长春孟家屯，这里原是东北军驻扎地点，稍微整修就能改造为建厂指挥中心。
经过两年的准备工作，“一五计划”正式提上了日程，集中力量打下工业基础。在“一五计划”中，建成长春汽车，并独立生产出汽车，是重点项目。
原计划四年完成，可由于时间紧张，苏联专家评估后认为，如果加班加点，三年或许也能成功。
毛泽东听取了苏联专家的建议，签发了《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让有关部门给予最大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从全国各地调来了数千名干部和技术工人，不少科长都是县级干部。另外，还从北京、天津、上海分配了几百名大学生。
孟少农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帮助，不然无法短时间内召集那么多人。”
当时长春人口不足十万，满目疮痍、气候苦寒。
一汽副总工程师陆孝宽回忆说：“长春，地处东北，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苦寒之地，可学子还是以入职长春为荣。”
在几百名莘莘学子中，李岚清的成就最高。
李岚清，生于江苏镇江，是地地道道的江南学子。
1952年，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系，后被分配到尚处于筹建中的“一汽”工作。事先，他只知道工作地点在长春，但具体干什么他并不十分清楚。
报到时，李岚清手上的介绍信写的是“毛泽东汽车拖拉机坦克制造厂”。
本以为去研发坦克，但一到长春，接待处的负责人又让李岚清去“652厂”（“一汽”的保密代号）筹备处。
这时，李岚清才明白，自己不是研发坦克，而是建造属于中国人的汽车。
到厂之后，李岚清就开始了学习。
李岚清说：“一汽的第一代职业工人都是挤出空余时间学习，下班之后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大家都在苦攻俄文和技术知识。”
由于李岚清不懂技术，只懂俄文，，厂里便让李岚清负责翻译和编制工厂建设总体计划的工作，还兼任饶斌厂长的秘书。
学习了一年，厂里各种设备差不多都到了，次年的7月15日上午，李岚清便参加了破土典礼，将刻着毛主席题词的汉白玉基石安放在底座上。
一切准备工作完成，李岚清便于1956年带队，领着一帮实习生赴苏学习。
开进中南海的“东风”汽车汽车工业一般都是从模仿阶段出发，这也是成本最小的一条路径。
为了适应全国工业的建设需求，一般家用车不处于最高的优先级，“一汽”接到的使命是优先生产载货汽车，车型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选择了吉斯150。
吉斯150是二战后，苏联投产的新型卡车，是根据战时从美国租借来的通用卡车改良组装的混合产品。
“一汽”便沿着这条路子，继续前进，在吉斯150 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使之更符合中国的道路状况和运输需求，造出了“解放”牌汽车。
“解放”这个名字在建厂初期就定了下来，工程师提出了要求，说要给车子命名，以便标在设计图纸和车头模子上。
一机部部长黄敬等人列出了“解放”、“前进”、“胜利”等多个名字，递给了毛泽东。
毛主席一看，不假思索圈定了“解放”二字，字体依旧取自《解放日报》题写的标题“解放”二字。
1956年7月13日，“一汽”汽车制造厂兑现了承诺，装配出第一辆“解放”开车。
国庆节那天，第一批“解放”汽车还参加了庆祝典礼，摆在天安门广场前展示。
想要购买“解放”牌汽车，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政府的批件。
据孟少农回忆：“最初的定价是14000多元人民币，这样大约有20%的利润。当时普通家庭的月支出大约是三四十元，由此可见该汽车也算是天价了。”
有了载货卡车，还要用家用车，才能更值得代表国产车。
毛泽东就曾说：“什么时候，我们不用坐苏联的汽车，而是坐上自己生产的小汽车就好了。”
国产车取代苏联车，这是关系到国家形象，也能提升民族自豪感。
毛主席非常注重这点，1958年2月13日，他到“一汽”视察，还问厂长饶斌：“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
此时，“一汽”对小轿车的研发组装已经开展近一年，设计参照了法国的西姆卡和德国的奔驰190。
饶厂长也有了底气，就说：“不出一年，就能生产出来。”
饶厂长是一位言必行、行必果的人。
5月21日，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东风”汽车就已经下了生产线，比预估的时间提前了近六个月。
铁道部还派了一辆专列，将东风牌汽车从长春运到北京。
一同来到北京的还有厂长饶斌以及26岁的李岚清。
列车进站后，闻讯而来的记者和群众将“东风”围得水泄不通。
如果不是借助站台服务人员的帮忙，饶斌和李岚清恐怕还走不出火车站的大门。
在中央警卫团的护卫下，“东风”汽车先在北京主要街道展示了一圈，随即开进了中南海。一进“中南海”，中办主任杨尚昆立马赶出来迎接，说：“明天一早再把车送来，放在怀仁堂草坪上。”
接着，杨尚昆就对汽车绕行一周。
当他发现车头上有排英文字母，杨尚昆就问饶斌和李岚清说：“这是啥子意思？”
饶斌解释道：“这是东风的拼音。”
杨尚昆想了想，说：“饶厂长，这不妥，还是改了好。人们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外国车呢，换成汉字吧。”
就这样，厂里的师傅连夜用锉刀锉出了“东风”二字，并立即进行电镀，将车头七个字母卸了下来，洞眼补漆，镶配了汉字“东风”。
第二天一早，小轿车再一次驶入了中南海，停在了怀仁堂前。
八大会议间隙，不少领导人都来观看。周恩来围绕着车看了一圈，打开了机器盖子，看了看发动机，问了句：“这发动机是模仿奔驰190的，对吧！”
带队的设计处主任说：“是。”
周恩来说：“模仿没有问题，世界上的汽车都是互相学习的，但有些改变才行。原样照搬，人家会不高兴的。比如发动机的气阀室盖就可以改改形状嘛。”
散会后，毛泽东和林伯渠也来看了看。
在秘书的建议下，两人还上车绕着怀仁堂兜了两圈。
下车后，毛泽东满脸春光，十分高兴，连连说道：“好呀，好呀，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车了。”
为了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这辆东风汽车没有给旁人使用，而是存在了“一汽”博物馆。
不久，李岚清就被调到湖北，负责筹建“二汽”。
退休后，李岚清依旧关注汽车工业。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李岚清谈到：“面临大气环境的恶化，石油资源的短缺，世界各国都在研发电动汽车。”
对于电动汽车，李岚清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分管科技工作就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2001年10月，电动汽车专项被列入“863”计划，对汽车工业十分熟悉的李岚清听取了汇报后曾说：“电动汽车根本就是国家的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是每一个政治家关心的问题。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电动汽车是一条出路。”
可见，国家眼光之长远，非普通人所能预料。
提早三十年，就从全局出发，走在了各国前头。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推广电动汽车，不仅解决了能源问题，顺带手还对环保工作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结语：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如今，中国电动汽车实现了弯道超车，进一步占据了汽车产业链的上端，让欧美国家再也不能只凭着专利就能躺着收钱。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国家体制发挥的能量更大，也离不开初代汽车工人的摸索和经验。
参考资料
《长春一汽艰苦造车记》纪实之窗
《李岚清：退休的“沉思录”》 半月谈
《李岚清的东风情怀》 时代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