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映群，“烟草之王”、“橙王”、“优秀企业家”，同时也是劳改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年迈父亲。

从牧羊人到烟草大王，褚时健用了半辈子时间，但跌落谷底只需一朝。

在他出事前夕，身为女儿的褚时健曾嗅到危机来临，奉劝他退休。

只可惜，最终褚家还是落了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褚时健因贪腐等问题被收监，褚映群也被连累进监狱，最终选择自杀。

然而，当家庭、事业、亲情种种打击接踵而至时，白发苍苍的褚时健没有选择倒下。

从头再来，重新开疆拓土，70多岁的褚时健做到了。

褚时健，云南玉溪人。

祖上从河南迁来,玉溪沃土养育了他的父兄。

1949年,他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地方“边纵”，即云南解放前党的地方武装,成为一名小游击队员,在山区与国民党残部打过仗。

后来,在地委和行暑工作担任过玉溪行署人事科科长,20几岁就已是个行政17级干部了。

只不过到了1959年,因犯错被下放到玉溪地区元江县农场。

从此,褚时健的厄运开始了。

褚时健说：“我养过高加索马,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玉溪牧马人。所幸的是,我爱人虽是昆明城里的姑娘,受我的牵连被‘停薪留职’,却自愿跟我去了农场。”

正如电影《天云山传奇》所描绘的那样，褚时健一家四口住在遥远的荒郊野外，生活物资困乏，看不到希望。

褚时健回忆说：“我们的处境比电影里还要困难得多,维持一家三口生命的经济来源，是那仅有的22.80元生活费。”

逆境可以使人唉声叹气叹气,悲观沉沦，但也可以使人迎接磨炼、力争奋起。

褚时健属于后者。

他泰然地迎接苦难,从忍受到适应,直至苦中作乐。

没钱,就自己种菜、养鸡、打柴。

生活虽清苦,但劳动产生了物质效果,日子也还过得趣味盎然。

奇迹在厄运中出现,常年的磨砺和等候，让褚时健终于迎来命运扭转时刻。

褚时健被重新提拔为一家糖厂厂长。

他仿佛是天生的企业家，糖厂生产红糖,别的厂100斤甘蔗出九斤糖,而他却能出11.5斤，别的厂燃料消耗与产成品的比例是5:1,而他竟做到0.8:1。

究其原因,是他把传统工艺的三个滚筒压糖变成12个滚筒压糖,使甘蔗中的糖分被充分提取。

常压下煮糖燃料消耗多温度要求高,他就换上真空密封罐,用蒸气煮。

诸如此类的技术改革,正是他长期坚持学习,积累知识,勇于实践的结晶。

褚时健在玉溪这片土地，用足了心里去耕耘,一个小小的糖厂只是小试牛刀，真正让他命运迎来转折的，是玉溪卷烟厂厂长这个位置。

1979年，褚时健被分配到玉溪卷烟厂工作，这个职位看起来有些显赫，但实际上的卷烟厂早已千疮百孔，效益低下，距离倒闭只是时间问题。

可褚时健并没有坐以待毙，他选择继续践行自己的企业家之路。

他深入卷烟厂各个生产环节，试图找出阻碍这家厂房发展的症结。

经过调查,他找出了问题所在——平均主义的经济分配模式严重压抑了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摸索,1982年卷烟厂试行了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的分配改革。

这个改革使职工精神面貌发生根本变化,劳动生产率年平均递增6.5%,全员产值劳动生产率平均递增11.97%,工厂开始有了积累资金。

当时,国家有以退税支持企业改造的政策,趁此东风,1983年企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88年跃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10年中，工厂新建宿舍60多幢和相应的生活福利设施,工人平均年收入以200元左右的速度增长，共上缴税利39亿元！

褚时健做的第二点大胆改革，是引进设备,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

对卷烟行业已运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陈旧设备,是逐步翻新改造,还是汇集世界先进装备,彻底改变玉溪卷烟厂？

1983年褚时健赴意大利实地考察后,发动全厂中层以上干部讨论了九次,终于作出贷款两亿人民币,引进2300万美元先进设备的决策。

在当时,全国烟草行业没有第二家敢于冒这个风险。

而这个举动，也彻底奠定了褚时健“烟草大王”的地位。

1995年9月, 褚时健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 又以玉溪卷烟厂为基础, 整合周边烟草生产和营销资源, 组建了红塔集团。

集团成立仅一年后, 褚时健掌控的卷烟生产、营销规模, 就从他上任时的每年27.5万箱, 实现税利9700万元,固定资产不到1000万元,猛增至每年218.3万箱,实现税利193亿元, 固定资产超过70亿元。

红塔山集团向国家贡献的利税，不仅超过了当时位列全国工业企业第一的大庆石化,而且占云南全省年财政收入的近60%！

这样一家企业，堪称是整个云南省的经济命脉。

同时,红塔山品牌的无形资产达到了353亿元, 跃居中国企业品牌之首，“红塔集团”也一跃成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

正如当时一位中央领导视察红塔集团时感叹地说：“这哪里还是什么烟厂, 简直就是印钞厂!”

从无名小厂到行业大鳄, 在玉溪卷烟厂发展成红塔集团的过程中, 褚时健的付出多次受到国家、省、市的表彰, 他先后获得了许多荣誉称号,。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1994年他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很多普通老百姓更是把他称为“中国烟王”。

1998年, 对于“烟王”褚时健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 已经整整70岁的他, 在带领红塔集团继续创造着经营神话之时, 人生一下跌入了深渊。

1998年1月, 新华社通电全国：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 经过联合调查取证, 已取得重大突破。

经查, 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 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55万美元, 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 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谋利,。

其亲属从中大肆索要、收取钱物, 其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 其妻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

但是,这个案子却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据当时新华通讯社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

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最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十易其稿，洋洋洒洒写了8000字，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被判处无期徒刑。

不过坊间一直有声音认为, 他的问题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他被判重了。

一些媒体人士甚至为他辩护、鸣不平。

有人曾这样表示，可口可乐老总年收入885万美元,此外还有价值2500万的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

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 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的贪污和不明财产)174万美元。

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

他每为国家贡献17万自己才得到一块钱。

民间如此,官方亦然,2008年的最后一天,云南当地媒体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影响云南30位人物”中,褚时健仍然高居第五。

不过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再去评判褚时健的功绩，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毕竟，这场牢狱之灾切切实实落到了他头上。

但最让褚时健难以接受的，还是自己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狱中不堪重负自尽身亡。

据说，早在红塔山集团出事之前，褚映群就隐隐感觉到了不对劲。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褚映群曾劝诫父亲急流勇退，早点抽身，只可惜晚了一步，褚时健一朝跌入谷底。

而褚映群被警方带走、同样被关进监狱后，或许是觉得前路无望，她选择了自杀身亡。

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最终，褚时健因为表现不错得到减刑，再加上身体不好申请保外就医，在2002年走出了监狱。

回到离别多年的家中, 看着冷清的情景, 褚时健为自己的罪责感到深深的内疚。

这些年来，家中只剩下年迈多病的妻子马静芬，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

短暂休息一段时间后, 褚时健觉得不能就这样呆在家里, 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经过一番调查和谋划, 他决定和弟弟褚时佐一起到位于云南的哀牢山, 承包荒山, 种植甜橙。

亲友们知道他的决定后纷纷劝他：“哀牢山海拔3000多米, 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 生活很艰苦, 你都70多岁了, 能吃得消吗？你想找点事情做, 在市区内干点什么不行, 干嘛非得跑到那个穷地方!”

褚时健知道大家都是为自己好, 沉思片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之所以选择哀牢山, 有两个原因, 一是凭借以前下乡与烟农打交道所见所闻积累的经验, 觉得哀牢山自然条件不错, 无论土壤、水源还是气候, 都特别适合种橙子。

二是我去那里时发现, 由于当地村民一直抱着只有种粮食才能养家糊口的陈旧观点, 生产单一, 因此收入很低, 生活过的很苦, 我想带领村民们改变现状, 通过种植甜橙帮他们尽快脱贫致富!”

听了褚时健的话, 亲友们明白了他的心思, 不再说什么。

但除了以上两个原因，褚时健还有自己的理由。

一是身体原因。

“闲下来,就不行了”。

据褚时健表述,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他的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 但对身体影响太大。

“如果闲下来, 我身体肯定不行了。”

二是心里不平衡。

“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他说。

三是否定“烟王”是靠政策论。

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让外界没想到的是，七十多岁重新创业的褚时健，竟还真的成功了。

褚时健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把一片荒山变成花果山, 成功的秘诀就一条——他沿用了当年经营烟厂时的管理办法。

以前在管理烟厂时, 褚时健实行了“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制。

现在, 他给种橙的300多名果农定了生产标准, 标准细到每棵果树每年应该结多少果。

与此同时, 他还建立了激励机制:一个果农只要完成规定的任务且质量达标, 就能领到8000元钱工资, 年终还能发2000多元奖金。

这样, 一个果农一年收入就能达到上万元, 比到外面打工要划算, 因此生产积极性非常高。

褚时健把他这种管理办法称作是与农民互助共赢的种植模式, 褚时健说:“这实际就是一种‘利益联盟’, 这一办法, 无论我干什么都会使用, 不会轻易改变, 尤其现在, 因为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 希望他们都能富起来, 有好日子过!”

短短几年时间，荒芜的哀牢山被他打造成了中国最出名的橙园。

不仅如此，褚时健还把果园建成了一个年产量达6000吨的现代农业企业。

他虽然不是法人代表, 但是实际掌门人。

他给自己的甜橙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云冠”, 并注册了商标。

由于品质好, 供不应求, 短短几年时间, 他再次创造了一个奇迹。

只可惜，身为女儿的褚映群，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

放眼中国现代，几乎没有几个人的命运，能像褚时健这般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从牧羊人到“烟草大王”，从阶下囚到“橙王”，褚时健攀登过最高峰，也曾摔落过最黑暗的深渊。

女儿褚映群，更是随着他的出事彻底离去。

那个老伴卧床、女儿自杀、自己被收监的中秋夜，褚时健到底是如何挺过来的无人得知。

但最终的结果总归是让人惊叹的，他再次站起来了，还再次站到了顶峰。

唯一可惜的，是不堪重负自尽的褚映群。

倘若她能有父亲一半的坚韧和勇气，或许命运就会截然不同。

参考资料

[1]周桦.褚时健:我的十年种橙路[J].黄金时代,2019,(12):26-29.

[2]魏为秋.中国硬汉——褚时健[J].中学语文,2019,(11):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