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毛主席旷世之作《沁园春·雪》背后的国共暗战与较量
世人皆知《沁园春·雪》是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震惊天下的千古绝唱，却鲜有人知这首词背后，还曾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文化较量。1945年深秋，重庆的枫叶正红，毛主席应蒋介石之邀赴渝谈判。表面上，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会谈，可谁能想到，一首诗词的横空出世，竟在国共两党之间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风暴。蒋介石为何对这首词如此震怒？国民党又是如何集结文人对抗这首词作？这背后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较量与暗战？
一、踏入虎穴：毛主席赴渝谈判的历史背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中华大地。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每一封电报都比前一封更加急切。
第一封电报发出的时间，正是日本投降的当天。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敌已投降，天下为公，望即来渝，共商国是。＂这封电报措辞谨慎，字里行间透露着谈判的意愿。
然而六天过去了，延安方面并未立即答复。8月20日，第二封电报便火速发出。这一次，蒋介石在电文中提到：＂为商讨和平建国大计，特派张群将军专机迎候。＂相比第一封，这封电报的语气明显急迫了许多。
三天后，第三封电报再度发出。这一次，蒋介石甚至直接表示：＂可派专机到延安接你，望即电复。＂
这三封电报背后，实则暗藏玄机。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都向蒋介石施压，要求国共双方和平谈判。特别是美国方面，马歇尔将军已经在准备来华调停国共纷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摆出谈判的姿态。
延安方面对这三封电报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多次讨论。一些同志担心重庆之行暗藏危险，毕竟1927年的教训还历历在目。但毛主席却有着不同的考虑。
8月24日，毛主席在延安召开了一次特别的政治局会议。会上，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如果蒋介石把我们代表软禁了，那正好在那里办些事情。＂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特意叮嘱刘少奇同志，如果自己在重庆遭遇不测，党的工作要由他来接替。这番话语透露出毛主席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8月26日，延安正式复电重庆，毛主席决定赴渝谈判。消息一出，延安城内外沸腾了。当天，数千名干部群众自发来到机场送行。有群众含着泪水说：＂主席，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毛主席却笑着说：＂放心，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两天后，载着毛主席的美军专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降落。在机场上，国民党方面派出了张治中、王世杰等要员迎接。张治中后来回忆说，当时看到毛主席从飞机上走下来，神态从容，举止镇定，完全看不出丝毫紧张的样子。
当天晚上，蒋介石在林园官邸设宴款待毛主席。这是近二十年来，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当时的情形，后来被赴宴的周恩来这样描述：＂主席坐在蒋介石的对面，谈笑风生，丝毫不见拘谨。＂
就这样，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谈判，在看似平和实则暗流涌动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而这，也只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惊人事件的开端...
二、诗词风波的导火索
谈判初期，张治中将军将自己位于重庆市区的＂桂园＂让给毛主席作为办公地点。这座建于民国初年的宅邸，在重庆城里可谓是风水宝地，四周绿树成荫，环境幽静。就是在这里，一场文化较量的序幕悄然拉开。
1945年9月初的一天，著名诗人柳亚子特意前来拜访。这位老先生在文坛享有盛名，不仅是南社创始人之一，更是当时进步文人的代表人物。当日，柳亚子带来了一首专门写给毛主席的诗作，诗中赞颂毛主席此次重庆之行乃是＂弥天大勇、霖雨苍生＂。
柳亚子将诗作呈递给毛主席后，又提出一个请求，希望主席能赠他一首诗词以作纪念。这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是很常见的互赠方式，表达相知相交之意。
不曾想，毛主席随即从自己的诗词集中选出了那首写于1936年的《沁园春·雪》。这首词最初创作于长征胜利后不久，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在党内传诵。但在全国范围内，还鲜为人知。
柳亚子拿到这首词后，当即在桂园写下和词一首。这在文人雅士之间是一种特殊的礼节，以示对原作的敬意。柳亚子的和词写完后，便交给了在场的《新华日报》记者。
有趣的是，《新华日报》并没有立即刊登这两首词作。直到10月11日，也就是毛主席离开重庆的当天，报纸才刊登了柳亚子的和词。这种特殊的发表时机，引起了重庆文化界的极大关注。
更令人意外的是，《新华日报》只登载了柳亚子的和词，却没有刊登毛主席的原作。这种反常的做法立即引起了文人们的好奇。不少人纷纷登门拜访柳亚子，打听毛主席的原词究竟写的是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时任《新民报》编辑的吴祖光通过友人黄苗子得到了《沁园春·雪》的部分内容。作为当时重庆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吴祖光立即意识到这首词的不同寻常。他开始四处奔走，试图补全缺失的部分。
经过一番周折，吴祖光终于得到了完整的词作。11月14日，《新民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首《沁园春·雪》。这在当时的报业界是极为罕见的，因为通常一首诗词能占据四分之一版面就已经算是相当重视了。
《新民报》的这次刊登，可以说是精心设计的结果。不仅选择了整版刊发，还特意配上了精美的插图。这种规格的处理方式，在当时的新闻界可谓绝无仅有。
这首词一经公开，立即在重庆掀起轩然大波。不少读者专门到报社购买当天的报纸，甚至有人将这一版剪下来装裱保存。短短几天时间，这首词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在文化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三、文坛暗流：国民党的文人动员
《沁园春·雪》在重庆文坛掀起轩然大波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蒋介石耳中。蒋介石立即召来他的＂文胆＂陈布雷，询问对这首词的看法。陈布雷素有＂国民党第一文人＂之称，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主持文化事务多年。
陈布雷对蒋介石直言不讳地说：＂此词气势磅礴，意境开阔，实为近代少有之佳作。＂这句评价传遍重庆文坛后，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蒋介石当即下令在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成立＂诗词评议小组＂。这个看似学术性的组织背后，实则暗藏玄机。12月初，各地党部收到一份加急密电，要求动员当地文人对《沁园春·雪》展开＂文学批评＂。
南京的文人圈率先行动。当时在南京主持《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王新命，组织了一批文人召开＂诗词研讨会＂。会议表面上是探讨当代词作发展，实则针对《沁园春·雪》展开批评。
与此同时，上海的文坛也不甘落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专门召集了十几位知名作家，要求他们各自创作一首气势恢宏的词作。这些作品后来被统一刊登在《申报》上，试图与《沁园春·雪》一较高下。
在武汉，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更是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做法。他们暗中收集了当地文人对《沁园春·雪》的各种评论，将其中带有贬义的言论编辑成册，准备在适当时机公开发表。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广州的情况。据当时的《广州日报》记者回忆，省党部竟然给本地文人下达了＂创作指标＂，要求每人必须写出不少于三首词作，用以对抗《沁园春·雪》的影响力。
这场声势浩大的文人动员行动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党部总共收到了超过两百首应征词作。但在文人们递交的这些作品中，竟有不少暗含对《沁园春·雪》的赞美之意。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被国民党视为＂自己人＂的文人，也开始找各种借口推脱写作任务。比如，在上海颇负盛名的词人章良常就以＂病重在床＂为由，婉拒了市党部的创作邀请。
国民党当局见状，又改变策略，转而寻找在野文人进行创作。他们开出了丰厚的稿酬，希望能吸引更多文人参与。然而，这一做法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文人气节＂的讨论。
到了12月下旬，这场声势浩大的文人动员行动逐渐偃旗息鼓。国民党各地党部收集到的词作，大多被束之高阁，根本无法与《沁园春·雪》相提并论。一场本想以文压文的行动，最终以尴尬收场...
四、意想不到的文化交锋
就在国民党当局紧锣密鼓地组织文人对抗《沁园春·雪》之际，一个出人意料的声音打破了这场＂文化围剿＂的局面。1945年12月20日，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席的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两首和词。
郭沫若的第一首和词直指国民党文人的创作本质：＂鹦鹉学舌，纸上谈兵，徒逞狂骄。看文章千古，难言今日；诗词一曲，岂解民谣。＂这首词一出，立即在重庆文化界引发强烈反响。
更令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的是，郭沫若的第二首和词竟然得到了当时在上海的著名词人柳亚子的积极响应。柳亚子随即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组诗词，其中写道：＂文章自古多奇气，何必摹仿效步趋。＂
这场文化交锋很快就从重庆蔓延到了全国。在南京，《正言报》的主笔黄齐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当代词作》的文章，巧妙地将《沁园春·雪》与苏轼、辛弃疾的作品进行比较，含蓄地表达了对毛主席词作的推崇。
在北平，著名学者朱光潜也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来。他在给学生的一封信中写道：＂文章之妙，在于气象。若论气象之宏大，近百年来，确实罕见。＂这封信后来在北平文人圈中广为流传。
就连一向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老一辈文人也开始表态。在杭州，已经80多岁的词学大家夏承焘破例在《浙江日报》上发表文章，对《沁园春·雪》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
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当局试图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管控。1946年1月初，重庆市新闻检查处下达通知，要求各报刊在刊登有关《沁园春·雪》的文章时，必须事先报备。但这一做法不但没有阻止讨论的热度，反而引发了更多文人的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受国民党委托写作的文人也改变了立场。比如，上海的著名词人陈匪石原本答应为《申报》写一篇批评文章，但最终提交的却是一篇称赞《沁园春·雪》的文字。
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本人对这场文化交锋也颇为关注。1946年1月，他给在重庆的黄齐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文章之事，原不必争，倒是诸公认真较量，令人欣慰。＂
随着这场文化交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从纯文学的角度对《沁园春·雪》进行分析和评价。他们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角度，转而关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五、历史的回响与启示
1946年初，一场始于重庆、波及全国的文化交锋渐渐平息，但《沁园春·雪》在民间产生的影响却方兴未艾。据当时在重庆做记者的老报人回忆，这首词在知识分子中间广为传诵，甚至连一些不谙文学的普通市民，也能背诵其中的名句。
在上海，一位叫张阿庆的印刷工人，将这首词誊抄了数百份，在工人中间广为传播。每当工人们聚在一起，总有人会提起＂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这样的诗句。这首词以其独特的魅力，走进了普通百姓的生活。
北平的大学校园里，《沁园春·雪》更是引发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学讨论。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诗词研讨会，将这首词与古代名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燕京大学的教授们则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这首词的历史地位。
在武汉，当地的文化界人士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原本对共产党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通过这首词对共产党的文化素养有了新的认识。正如一位当时的教授所说：＂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绝非常人。＂
1946年春节前后，《沁园春·雪》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在重庆的茶馆里，在南京的书院中，在广州的商铺间，人们谈论的已不仅仅是这首词的艺术价值，更多的是对其作者的关注和思考。
一位在当时担任《大公报》记者的老人后来回忆说，他曾看到一个小商贩将这首词工工整整地抄在墙上，每天都有不少人驻足观看。当被问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这位商贩说：＂写得好的文章，就该让更多人看到。＂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首词的传播范围甚至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香港，当地的华文报纸专门开辟专栏，连载各界人士对这首词的评论和感想。在新加坡，华侨们争相传抄这首词，视之为中华文化的骄傲。
《沁园春·雪》的广泛传播，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延安的文化建设。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专程前往延安，想要一探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究竟。他们回来后所作的报告，进一步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
1946年3月，毛主席离开重庆返回延安。这次为期半年的重庆之行，不仅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遗产，更通过一首词作在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一位老报人所说：＂这首词不仅改变了许多人对共产党的看法，也改变了许多人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当年轰动一时的重庆谈判早已尘封在历史的卷宗里，但这首诞生于谈判期间的《沁园春·雪》，却穿越时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如柳亚子所说：＂此词将与江山共老，与日月同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