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报喜不报忧”的不良习惯，这习惯在今天我们讨论好不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谁都知道它的弊端，但似乎又怎么都改不了。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事实上早在北宋宋仁宗年间，有位大臣，就类似的做法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意见，并且是针对皇帝的。

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史》中，是这样记载的：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的五月，化成殿柱下长出了一株灵芝，宋仁宗召集近臣和宗室一起观看，并写了一首名为《瑞芝赋》的诗赐给宰相王随等人。第二天，一些文臣以此为题写了不少赋和颂献给宋仁宗。右司谏韩琦进言道：“按照《春秋》的方法，只记灾害与异常的自然现象，至于吉祥的征兆，都略而不记。我希望陛下单单以灾害与异常的自然现象为重，对于政治和教化等，多想一想没有做到的，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变化。说到各类吉祥的征兆，即便是让陛下您的仁爱之心有所感动，也希望您能够一天比一天谨慎，哪怕是受到称许也不要沾沾自喜。”

在古代，对于很多自然现象，因为缺乏今天的科学知识无法理解，所以，古人往往把这些现象与老天爷对人的警示联系起来了，有的被称之为吉兆，有的被称之为凶兆。比如说，一根麦秸生出两支麦穗，丹顶鹤出现在屋顶，天空中出现祥云等，就是所谓典型的吉兆。当然，柱生灵芝，也是其中之一。对于这样的吉兆，当皇帝的自然是喜闻乐见并且愿意与人分享的。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宋仁宗欣喜地召集大家一起来观看灵芝，自己还写下了一首“御诗”赐给臣下。而他的臣下自然一个个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第二天献上了不少赋和颂。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右司谏韩琦却出人意料地献上了他那番可能让宋仁宗不快的谏言。他的这番谏言，以孔子修订的鲁国国史《春秋》，“但记灾异，至于祥瑞，略而不书”为由头，谏言宋仁宗不要把这类吉兆太当真，而应该把着力的重点放在“灾异”上，放在对眼下政治与教化的改革与完善上。这样的思维，与其他一众朝臣的思维是明显不一样的：其他朝臣想的只是极尽奉承与美化之能事，讨宋仁宗的好，打自己或许能够因为宋仁宗的一高兴一开心而获得这样那样的封赏的小算盘；而韩琦想的则是适时提醒宋仁宗，千万不要自我陶醉，而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多地想一想治国理政的存在问题，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进行修正。

韩琦为什么思维有别于其他朝臣，似乎比后者更理性？一方面可能与他的职务有关：右司谏与左司谏同为谏官，肩负为皇帝查漏补缺及时谏言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头脑非常清醒，深深知道拿所谓吉兆来哄骗自己忘记了存在问题，可能给社稷给民生带来伤害。当然，这跟韩琦的个性也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八月拜官右司谏后的三年时间内，韩琦敢于直谏，“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把个人的得失抛在脑后，总是把责任与担当放在更加重要位置上的人。

有些可惜的是，在封建时代，像韩琦这样不去过多考虑皇帝的喜怒哀乐与自己的个人得失，敢于直谏的臣子，还是太少太少了。所以，后者才会因为头脑发热，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以致误国误民也误了自己的事儿——毁了个人的形象不说，更严重的可能则是因为错误的累积与发酵，最终丢了江山甚至自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