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谭嗣同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被押上断头台。公开斩首成了权力炫耀的方式，他沦为祭品，那鲜血淋漓、人头落地的恐怖场景，意在恫吓生者。
谭嗣同面对这场未经审判的处决，态度是那般蔑视。他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决然不求饶，带着痛苦却从容地就此告别了人间。
这场仪式因遭蔑视，意义全失。彼时，罪犯竟似英雄，恐怖仿佛壮烈，权力反倒沦为被人嘲弄之物，一切都变得荒诞不经，背离了其应有的模样。
之后，谭嗣同的好友梁启超把他誉为“为国流血第一烈士”，由此让这场未完成的仪式达到高潮。谭嗣同的死，不仅让清政府那带血屠刀更添鲜红，更意味着革命之火已然燃起。
梁启超于《清代学术概论》里把谭嗣同喻为“彗星”，谭嗣同三十三岁遇害，若天假其年，学问成就难测。仅《仁学》一卷便光芒万丈，虽一闪而逝，扫荡之力超强，故被比作彗星。他是烈士，亦是早逝思想家。
一颗星球并非生来就只配拥有刹那璀璨呀，不能因它生命短就只盯着一点，而无视其划过的轨迹呢。再深入想想：谭嗣同明明能逃却甘愿流血，他内心咋变的？死前找到真理没？
中国近代历史变动异常剧烈呀，差不多人人都历经思想上的强烈变化，中与西、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相互交织，大伙站在时代岔口满心迷惘，好在谭嗣同的死给后来人照亮了前行路。
不过在此之前，他同样是个正在探寻道路的人呀，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摸索前行，努力找寻着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昨日旧我】
1894年十二月，正值甲午年末，在帝国东北那片土地上，清军战败大局已定。彼时，三十岁的谭嗣同决意告别往昔的自己，开启追寻全新人生之旅。
他在《三十自纪》里讲，处于中外竞争、文不被重用之时，又值年富力强，对过往有悔之事已悔，便自号“壮飞”。青春不应空发牢骚，时代巨变，不能守旧，他改名“壮飞”，还抛开旧学，因那时形势学术都大变。
此后，谭嗣同毅然决然地迈向了那充满鲜血与牺牲的命运之路，毫不退缩，以无畏之姿直面即将到来的惨烈结局。
三十岁时，他完成《浏阳谭氏谱》，脑海闪过诸多亲人面孔。还写下《莽苍苍斋诗自叙》整理年轻时诗作，作《三十自纪》检视过往。记忆碎片幻成翩翩少年，谭嗣同没准会问：“咦！这是谁？”
在撰写族谱之际，谭嗣同勾勒出了心中理想的家庭秩序画面：全族相聚，和和美美，共享天伦。这般场景，乃其内心所期盼，却又是他此生无缘拥有的呀。
北宋末，谭家先祖因避战乱迁福建长汀。明代至长沙，凭武功获封。明清更迭，迁浏阳弃武从文。谭继洵这代家道中落，其兄弃学持家督弟学，谭继洵中进士。太平军起，兄组团练，弟任京官，谭家成浏阳官绅大家。
谭嗣同籍贯是浏阳，不过他生于北京，且多数时候都住在宣武门外的浏阳会馆呢。而他英勇就义、流血牺牲的菜市口，恰恰就在会馆的近旁呀。
在他的记忆片段当中，父亲的身影寥寥无几。实则呢，他前半生与父亲关联紧密，父亲在哪儿任职为官，他便在何处游历求学。谭继洵乃传统士大夫，守序遵礼，后来身为地方要员，对新政抵触，翁同龢都诧异其能育出谭嗣同。
谭嗣同跟父亲感情较疏淡，对母亲却眷恋至深。其母徐五缘堪称“贤妻良母”，勤俭持家又相夫教子。她极为严厉，谭嗣同犯错时，她会终日不笑，还会体罚，让谭嗣同觉得“父慈母严”。
同治十年（1871年），徐夫人携长子回浏阳办婚事。临行叮嘱六岁的谭嗣同别想念。谭嗣同不惯离别，虽眼眶盈泪，仍强抑情感。母亲走后，他思念致病消瘦，别人问也不说。次年母亲回，看出异样，笑言此子倔强能自立，她无忧了。
在会馆那不大的天地里，常有不少说着浏阳乡音的学子出没。每到京考时，他们会聚一起聊政治。谭继洵盼自家孩子走科举正道，请来这些学子当老师，欧阳中鹄较有名，他这湖南学者既信理学又重实干，浏阳士人让谭嗣同初涉知识群体，时代气息悄然影响了他。
瞧谭嗣同的成长环境，妥妥一传统之人呀。生于官宦之家，有权有势，宗族兴旺，田产多不愁吃穿。父亲盼做循吏，母亲守传统道德，还有庞大关系网，受的也是最优教育呢。
在那时的中国，像这般的“公子哥”其实并不稀罕，可谭嗣同却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呀，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呢。
【活在死亡里】
谭嗣同最为显著的特质呀，那无疑就是一种极为深沉的情感了，这种情感在他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堪称其身上最鲜明的特征呢。
谭回忆起童年的一桩小事。八九岁时随兄长去城南私塾，那离乱葬岗近，挺荒凉，常见些吓人场景。清明时哭声遍地。一回夏日午后，仲兄离开，他独自留那阴森处，忍不住大哭，恐惧与痛苦变得真切了。
童年往往如此呀，大把时光就那么虚度掉了，可偏偏在某一两个瞬间就突然成长起来。谭嗣同便是如此，那便是他成长的契机。长大后，他觉得自己是个“恨人”，对生命满是苍然之感呢。
1876年光绪二年那会，北京闹起疫病，势头凶猛得很。谭嗣同二姐先中招，母亲来探望也被传上，随后家里差不多都病了。二姐没多久就没了，四天后母亲也走了，再过一日长兄离世。短短五天痛失三位至亲，太让人伤心啦！
然而，灾祸并未就此停歇。在这场疫病肆虐期间，谭嗣同眼睁睁看着六位亲人相继离世。身为家主的谭继洵也觉得自己在劫难逃，甚至还写下了遗嘱来交代后事。
那时候，谭嗣同身患重病，厉害时昏迷不醒，水米不进，甚至“短死三日”，差点就去了鬼门关。谭继洵因怕被传染，带全家搬走，留妾氏卢氏照料。老师欧阳中鹄常来探看，还帮忙熬药喂汤，谭嗣同躺了数月才捡回条命，谭继洵就给他取名“复生”。
年仅十二岁的少年，内心被死亡深深地刻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印记，那印记沉甸甸的，自此在他心底盘踞，成了怎么也消散不去的阴霾。
母亲离世后，谭嗣同没了那份深切的爱与切切的责。庶母卢氏待他不好，还常挑唆父子关系。此事谭嗣同未在书信提及，只能从师友回忆里知晓。欧阳中鹄见悲剧却无奈，谭嗣同后来也感慨自己遭纲伦之苦。
“纲伦之厄”所蕴含的传统，着实引人深思。严母象征着妇女的“美德”，恶劣庶母则凸显宗法秩序的黑暗。传统的两极不停拉扯少年内心，仿佛快要将其扯碎一般。
谭嗣同内心的空缺由仲兄谭嗣襄填补起来。谭嗣襄年长谭嗣同八岁，他俩幼时一同读书，共度诸多寂寞时光，长大后还一起乡试，感情极深。1888年谭嗣襄赴台湾，分手时谭嗣同写了首凄恻的离别诗。
燕子翩翩归返，那飞翔的身影却形单影只。秋日里，满心的寂寥落寞，人只能懒懒地靠着船窗，任思绪随着那孤燕飘飞呀。
枕上初离梦，耳畔波声传。抬眼望，山色恰似有情，似要迎人一同渡江而去呀，这般景致，饶是惹人思绪万千呢。
思念亲人时，泪水簌簌而下，那泪点已难分清。在外漂泊久了，作诗的韵味也渐渐没了，往昔的腔调不再，满心都是对亲人的深切怀恋呀。
满心孤苦悲愤向谁倾诉呢？唯有那呜咽着流淌的寒冷溪流，还有那兀自发出淙淙声响的石头相伴罢了，孤寂之感油然而生。
1889年光绪十五年，谭嗣同随父在兰州后返北京，与仲兄约好赴试。25岁时他携最疼爱的侄子重游宣武门，往昔点滴侄子难理解，他正感叹时，谭嗣襄在台湾病逝，徐氏所生子女仅谭嗣同一人了。
1890年，光绪十六年那会儿，谭嗣同的小侄子离世了，他理解不了这事儿呀。接着下一年，谭嗣同那还不满一岁的独子也夭折了。死亡接二连三，打从童年就有的那种苍然之感，这下彻底没法消解了，成了他性格的基调。
对多数人而言，死亡与别离仿若生活常事，谭嗣同却年纪轻轻就历经这般苦楚。生命的沉重不断累加，这使他不禁思索：人生若随时会猝然终止，葬入黑暗坟墓，那活着到底有啥意义呢？
他这辈子都在追寻一个答案呀，这个答案可不简单呢，既能赋予他人生的意义，又能驱散生命里的悲戚，还能消除生存带来的迷惘嘞。
【万物有理】
谭嗣同的人生有两个关键之处，其一是死亡，它在其生命历程里占据重要位置；其二便是游历，这同样也是其人生经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三十自纪》里，他花超一半篇幅记载自己的游历经历，还挺得意呢。他算了算自己的旅行路程，“总共加起来八万多里，要是拉得更长些，都能绕地球一圈啦”。
谭嗣同的游历可分两阶段。光绪三年（1877），做了十七年京官的谭继洵赴甘肃任职，随后约十年，谭嗣同于甘肃、湖南往返。光绪十六年（1890）后，谭继洵任湖北巡抚，谭嗣同便以两湖为中心，游历江浙、北京等地。
谭嗣同到了西北后，浪漫天性得以舒展。他自幼爱舞刀弄剑，盼成侠者。在秦陇之地，能尽情纵马挥剑。谭继洵巡视军旅时，他随士卒出巡打猎。隆冬大雪，他疾驰七天七夜千余里，虽劳累，凿冰取水，腿伤严重自己却未觉。
在十八岁的时候，谭嗣同于他本人的照片之上，挥笔写下了一阕《望海潮》呢。
往昔历经沧海，今又身处沙漠，相隔四千里关河。空谈骨相，愁肠暗转，回首已过十八年。春梦醒时，对着春帆细雨独吟。好在有寥寥数枝瓶花相伴，倒也足够。
才脱寒江渔蓑，只剩那风尘面貌，自己瞅着又能怎样？镜子不看人情，形单只好问影，难道是酒后脸红？拔剑想放声高歌，可就这几根侠骨，哪禁得住折腾？猛然惊觉这人是我，忙睁眼细打量。
那少年在外闯荡多年，青涩面容经了岁月洗礼，添了几分沧桑，可豪迈之气在胸间激荡。所谓“几根侠骨”，恰是其满身少年英气的生动描绘呀。
侠气满满，实因那浪漫性情。讲武谈兵，意在增世事阅历。游历中科举落第滋味辛酸，仕宦乃必经人生路。其心除己之孤寂，亦渐容众生苦难，一路见闻诸多，更有诸多忧国忧民诗作，如《六盘山转饷谣》。
马腿瘸了，车轴断了，人也摔倒，山又高险，北雁一声叫便天落雨雪。车夫啊车夫，别怨当官的。只让你出点力，咋不肯使尽呢？不想想车里那一堆东西，可都是东南万千百姓的血汗呀！唉，车里那些，皆是东南万户的膏血呐！
最为关键的是，谭嗣同寻得了心灵的一处归处呀，那仿佛是他历经种种后，灵魂得以安放的港湾，让其内心有了坚定的依托呢。
内心敏感的少年碰上生活诸多变故，定会陷入迷惘，且随年龄增长越发厉害。此时得有套靠谱思想，好让自己坦然存于混乱世界。对多数中国士人而言，儒学就担此任，告知世人宇宙有目的、世界有意义。
理学出现后，一套儒学观念盛行起来。宇宙是自然存在，由“气”构成，生活便具真实性。此“气”非如今所说物质，是有精神生命之物，它充盈天地且多变，有其秩序，这秩序就是“道”或“理”，可见道乃宇宙的必然。
这套思想体系差不多能解决所有疑惑。天下不安宁，是不是君主失德？家庭不和睦，是不是做了违背伦理之事？内心不宁定，是不是忘了秉持道德的初衷？
1884年中法战争之时，谭嗣同写下《治言》，阐述他眼中世界。其分三类国家，华夏守道德，夷狄等或不守。面对夷狄欺华夏，他提和、战、守三方案，还说经世致用可适度追功利，终极仍靠道德。
然而，传统思想的自洽性其实暗藏隐患呢。要知道，心灵的秩序和天下的秩序相互一致，一旦某个地方出了状况，那就很可能引发全面性的崩塌呀。
【心之变局】
中法战争打响后，在家闲居的郭嵩焘称：“西洋进入中国，实乃天地间一大变动。”同一时期，国内“变局论”不断涌现。据王尔敏等史学家统计，1844年至1898年，提“变局论”者超80人，六成多（49人）在1884年后才发声。
在中国历史上，外族入侵不算稀奇，以往外族多被打服、安抚或同化。可西方列强从海上侵入，打不过、安抚同化不了。鸦片战争后，起初不少人觉《南京条约》只是屈辱和约，无碍大局，后知中国危机大了，只是这觉悟传开得花时间。
当谭嗣同成为儒家士大夫时，外力冲击从沿海蔓延至内地。“坚船利炮”后有诸多新事物，想想宇宙本质，所谓“道”“伦常”似乎都难经推敲，华夏秩序的由来、六经及圣人等，好像都得重新审视了。
然而，传统始终有着吸引人之处。世间存在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像人性是善是恶、生命有何意义、政治与道德是何种关系等等。只要这些问题尚在，就会有人去寻求经典给出的阐释。
1890年即光绪十六年，谭继洵出任湖北巡抚，谭嗣同随之迁至武汉。彼时武汉乃新兴大都市，经湖广总督张之洞全力打造，成洋务要地。诸多博学传教士、外国商人、有为士人及图强官员，齐聚其麾下，似在酝酿风暴。
相较总督府的热闹非凡，巡抚衙门就颇为寂静了。谭继洵对洋务兴致缺缺，平日少出门，只一心当个守规矩的好官。但他曾邀传教士给家中女性做切除乳房手术，这可不是守旧古板之人能做到的。
这位父亲可不能被脸谱化解读呀。谭继洵虽常让谭嗣同应举，可对其诸多叛逆之举没咋干涉，还偶有默默支持。谭嗣同离世后，他那挽联里“不得而知”，实则是说儿子定会名垂青史呢。
1890至1894这五年，谭嗣同对西学兴致渐高，狂购相关书籍，涵盖“声光化电”、史地政等诸多方面。他常叹西学难易两极，自己学的不扎实且杂乱，但这些新知识已搅乱其内心。
有朋友怪谭嗣同治学不纯粹、忘本分，他回信说，自己纷扰是因想革新却难成，性急又不甘小成果。这或是浪漫性格，亦或出于对时局、心灵失调的不安，既知科学难变，怎安心回旧有宇宙观呢？
古代中国，人们觉得历史是天道循环，上古为黄金时代，往后是衰落之世。此观念很精妙：既不过于乐观，也不极度绝望，不妄图毁灭，也不无所事事，不失理想，亦不死忠。所以儒士常悬黄金时代，温和改变现状。
可天地已然变了呀。西方的强盛明摆着昭示众人：历史是不断前行的，人类能够持续进步。今朝的奇妙，没准儿明日就成了陈腐。处在这样的世道，哪能不谋求变革呢？
在这段日子里，要是说有什么事儿能让谭嗣同感到开心的话，那很可能就是和老友再度相逢啦。那久违的相聚时刻，说不定就是他这段时间难得的快乐之源呢。
1893年，唐才常抵达武汉。十六年前他俩于欧阳中鹄门下相处数月后成挚友。唐才常不甘在家当教书匠来此找活。唐回忆谭嗣同平日超尘脱俗，可好友有求，谭就全力帮忙，唐盼他少和俗吏打交道。
之后，唐才常知晓两湖书院招生的消息，就和谭嗣同商议后决定前去报考。谭嗣同帮他筹措了不少钱。1894年春，唐才常成功考入书院。二人常一起探讨政治、钻研学术，偶有彻夜未眠，感慨湖南士大夫迂腐难改，激动处双双落泪。
就这样，谭嗣同步入了自己的三十岁人生阶段。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带着满腔热血与抱负，迎来了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呀。
【寻道的人】
1895年即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一经签订，那惨痛现实逼得谭嗣同只得承认中国比西方差。要知道，距他写下《治言》之时，仅仅才过去了十年呀。
他给恩师欧阳中鹄写了封长信，里面提到：“若平心而论，实则咱们相较于西方，咱们倒似夷狄，人家还可算华夏呢。”并且还称中国遭欺负是自作自受，“西人压制中国，实乃上天仁爱使然。”
谭嗣同盼着能在浏阳开设算学馆，好培育精通西学的人才，引领风气。他和唐才常给湖南学政江标上书，求把南台书院改成算学馆。江标挺赞同，可当地官绅极力反对，最后几经努力，小算学社在敌意里建成。
同一时期，谭嗣同和唐才常着手于在家乡大力兴办矿业事宜。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一心要在家乡这片土地上把矿业发展起来。
那些事业个个都特耗钱，还压根没跳出“洋务”的圈子呢。就这么点儿程度的变革，都惹来挺大反对声浪。谭嗣同不禁感慨：“历经千回百折，才到了这般情形呀。”
部分师友站到了谭嗣同的对立面，觉得“洋务”都没弄好，哪能搞变法呀，况且变法还对“圣人之道”有损害。谭嗣同则大声疾呼：“中国这几十年来，哪有啥洋务？又有哪个士大夫能讲得明白？”
他对高高在上的清政府存疑，对沿袭千年的天下秩序也抱有疑问，甚至对构建此天下的思想体系同样质疑。就如所说“器变了，道哪能不变”，当下唯有“全力施行西法变革”才行。
1896年，也就是一年之后，谭嗣同抵达上海。此地乃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之处，亦是新学关键枢纽，各地维新志士云集探讨中国未来，谭嗣同觉“同志渐多，气为之壮”。其间，他还参观了傅兰雅的格致书室。
格致书室里满是稀奇玩意儿。像存有万年前动植物痕迹的“僵石”，还有那谁用都能计算且能印出结果清单的“算器”，以及能透过物体照出人体内部的照相纸呢。傅兰雅讲，格致学会发展迅猛，会变得超神妙。
人们常讲西方人厉害在器物方面，可要是人心不齐整、风俗不端正，哪能造出那般神奇东西呀？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西方比“咱大清”还要更“仁义”些呢？
可能谭嗣同忆起了传教士马尚德，他救过许多中国人。甲午战后，马尚德帮谭嗣同联系英国领事馆助力变法。且他远来中国，极孝顺，常问候母亲、寄钱，谭嗣同见此很感动，还念及自己母亲。
西方不存在伦常吗？中国道德就远超西方？人性难道还分华夷？要是人并无差别，那所谓“圣人之道”肯定是相同的，只是这道究竟为何物呢？
谭嗣同一直有个执念，觉得宇宙和个人得有联系，如此生命才有意义。就因这信念，其灵魂有了栖息处。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已瓦解，好在西学的以太与“心力”给他提供了新归宿。
此处实则存有两层“误读”情况。傅兰雅译《治心免病法》会入乡随俗，此为第一层；谭嗣同以驳杂西学知识理解该书，是第二层。这两层造就了不伦不类的“怪物”，在近代中国这类事很常见。
谭嗣同寻得大道后，便回首审视中国的诸多祸乱，还有世间的苦痛。他曾讲道：“傅兰雅在格致方面颇为精通，可就连他对格致也略有微词，只因它无法让人径直洞见心之根本源头呀。”
那所谓“天理”之道，恰似孱弱的中国，模样让人存疑；而格致之道呢，就如强权的西方，样子实在可憎。其实呀，真正的道是在“心学”之中呢。
【超出地球】
1896年下半年，谭嗣同宣称自己在弄“一种别开生面冲决网罗的学问”。所谓冲决网罗嘛，其实就是要去打破那些束缚人的桎梏呀。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897年的时候，《仁学》这部著作正式问世啦，就如同破土而出的新芽一般，在当时的知识领域崭露头角呢。
这本小书想解答诸多问题，像民族救亡、未来规划以及人类终极关怀等。它内容驳杂、模糊且急切，宛如谭嗣同内心。往昔的迷惘、焦虑成养分，催开了《仁学》这朵娇艳之花。
《仁学》中，以太乃构成宇宙万物的基础元素，不生不灭且连接万物。谭嗣同为此引用电、光、热力等科学名词阐释其作用。他眼中的以太类似“气”，具精神生命，因连接一切故而无所不知。
在这样的宇宙里，不存在生死一说。个人就似以太的聚散，最终能够超越现实，融入永恒宇宙，达成死而不死之境。也许唯有如此，谭嗣同才可挣脱自幼便有的那片死亡阴影。
在广袤宇宙里，以太哪儿都有，这就使得万物皆能相通啦。就像《仁学》所讲，“仁”把通当作首要之义，还提到通的表象是平等，如此一来，“仁”并非儒家以往说的亲亲尊尊，而是代表平等哟。
咱都活在尘世里，凭啥你当皇帝我是庶民，我就得跪你？你是丈夫我是妻，我就得靠你？你是父亲我是娃，我就得听你？平等才该是真的呀，咋能被那些名号框住？实际上，权势、习俗等虚假“名”太多，得冲破扫净！
两千载岁月里，行的是类似秦政那一套政治，传的是荀学那一类学问。谭嗣同借法国人话语，道出“誓诛尽世间君主，让鲜血淌满地球，以泄万民怨愤”之言，大有破釜沉舟之感。
不少开明之人，仅抵触君为臣纲，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却佯装不见。谭嗣同尝过伦常苦头，故而狠批所有不平等家庭关系。他觉得女人成了男人泄欲物件，且汉人这方面不如满、蒙。他尤推朋友伦理，兄弟关系次之，或念及唐才常、谭嗣襄。
遗憾的是，《仁学》因过于激进，谭嗣同未敢公开示人，仅给几位同道私下阅览。谭嗣同离世后，好友唐才常、梁启超将其登报，不过两版本均有改动。此非成熟之作，严复读罢也直言：“谭复生《仁学》，读几遍都摸不着头脑。”
想明白《仁学》的意义，那就得把它放到谭嗣同的人生里去看呀。要知道，谭嗣同写完《仁学》后，流血牺牲的命运似乎就已经被注定啦。
他的人生有了全新意义。既然万物关联，个人并非困于躯壳的“小我”，死亡也不足惧，那为救赎时代、达成“仁”，献身又何妨。他于《仁学》反复表明：“愿舍身作众生牺牲，求内心安然。”
当下是个既充满怀疑又不乏信仰的时代呀。传统崩塌了，心灵没了栖息之所。得去构建并达成新的信仰呢，要是没献身的胆量，怎能冲破世俗黑暗，又怎能迈向崭新世界哟。
他决心以心中秉持的真理作为人生的指引，无论是生还是死，都要紧紧依傍着这份真理，让其贯穿自己生命的始终，永不背离。
他曾剖析自己说：“我谭嗣同不过是平凡之人，志向却是超脱这地球，把地球看得如手掌般渺小，感觉自身比千万分之一的虮虱还不如。生死等同，长短无别，轻视伦常，笑傲圣哲，既想弃此身遨游鸿蒙之外，哪还有什么不敢勇不敢说的呀！”
肉身或许并无多少价值可言，可精神的力量却能穿越时空，永远熠熠生辉，永不磨灭，其光芒将持续闪耀在岁月长河之中。
【神奇的湖南】
当谭嗣同把“冲决网罗”之学完成的时候，他的老家湖南那块儿，已然是风云际会，各方力量汇聚起来啦，形势一片风起云涌呢。
湖南巡抚陈宝箴启用诸多变法人士，搞公司、办学堂、置机器、造电灯、通轮船。学政江标以新学选士，建学会办《湘学报》宣传新政，唐才常主笔。时务学堂借谭嗣同邀梁启超任教习，康有为一党入湘，曾“守旧”的湖南引领风气。
1897年10月，德国强占胶州湾，舆论一片哗然。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倡议学窦融、郑成功，搞“湖南自立”，变法且保独立。谭嗣同也讲，官吏靠不住，得自救，还向陈宝箴直言要早做打算，民权绝不能丢。
陈宝箴一方面忧心列强瓜分的态势，另一方面害怕上面与自己产生嫌隙，所以只能有选择地接纳部分主张。他还讲过“复生才气招人喜欢，可志气却令人担忧”的话。就一个地方大员而言，能如此已很难得了。
谭嗣同搞变法就一个宗旨，那便是兴民权。要达成此目的，有三条途径，一是创学堂、改书院，二是搞学会，三是办报纸。初瞧，这些主张好像不咋激进，可实际上，各个都“暗藏玄机”呢。
1898年2月，长沙南学会创立。按谭嗣同构想，以行省设总学会，府州县设分学会，绅士领之，依贤智才辩定等差，有议院之实。梁启超也讲，南学会似众议院，课吏堂如贵族院，新政局像中央政府规模。
就在同年，保卫局设立起来了。它的功能和保甲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过管事的角色换了，以前是官员，如今成了民众。谭嗣同讲：“保卫局乃一切政事开端，握有治理地方大权。”皮锡瑞见此言论也不禁感慨。
时务学堂有教授民权内容，像“臣乃与君共办民事者”这般。那时上课后学生写札记由老师批改，梁启超授课常谈变法。谭嗣同虽未任职却常来，让梁多讲革命，学生渐趋激进，因寄宿外界不知，放假札记流出才惹社会非议。
谭嗣同所提“兴民权”，实际是“兴绅权”，因绅乃官民中介。有了绅权，即便守旧派不许变法，也能有变法成效。可二三十年后，绅士成贬义，劣绅成公敌。这些劣绅多在清末新政后冒头，新政照搬戊戌变法“兴绅权”内容，真应了“今日神奇，明日腐朽”那句话。
1898年春天的长沙，宛如一个神奇且充满生机的舞台。那时报纸流行，学会众多，新学蓬勃。梁启超回忆，那段在长沙时光印象极深。一群维新志士力推新学，谭嗣同还介绍唐才常给梁，二人诸多相似之处呢。
不过，就算是在全国最具蓬勃朝气的地方，围绕在谭嗣同身旁的，也就只有区区那么几道身影罢了，实在显得有些孤单寂寥呀。
【新旧之争】
那时候在湖南这块地方，分明有着两个不同的阵营呢，一边是崭新的、充满新思潮的阵营，另一边则是守旧的、秉持着传统那一套的阵营呀。
说到旧派，不少人或许会立马想到顽固且气急败坏的老夫子模样，实则这是误解。甲午战后，中国已鲜少有纯粹守旧派。即便仇西学很深的人也讲“图自强”，像王先谦就赞成变法等，那旧派后来为啥又反戈一击呢？
唯有弄明白这一点，方才能够理解谭嗣同的那份孤独呀。得先把这点搞清楚了，才可能真正领会到谭嗣同身处的那种孤独情境呢。
维新派觉得光学西方技艺难救国，还需学其政治，谭嗣同态度更激进，要“尽变西法”。王先谦则认为学技艺没问题，是没真正学到手，甲午战败也非此前建海军错，只是建设不足。
王先谦称，康梁蛊惑众人自成一教，非西教。说平等、民权，可西国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假托西教行邪说，乃中国大害。意思是学西法却瞎搞，啥也没学到还搞破坏。1898年6月，其以此为由请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
陈宝箴让人调看学生札记，里面出现“民权平等”“无君无父”这类话，还有“排满”言论。有人说时务学堂讨好康党，唐才常回应称，早赞同民权，和康党无关，当世若不举平等旗，怎救天下灾？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并不推崇“民权”与“平等”，可旧派却拿它们当攻击靶子，火力集中于此。谭嗣同更激进，却鲜受直接攻击，且其构想的“民权”多有悬想成分。总之，新旧两派都不懂西学，皆自出“新意”救世。
旧派着眼于中西文化的竞争。其觉得按力量强弱判定文化高低很不妥当。甲午一役日本获胜，难道日本文教就文明，中国文教就落后？自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小孩都在讲民权等，千百年事一朝被否，西学未必能学，中学恐先亡。
谭嗣同一干人深切察觉到亡国已近在咫尺，觉得唯有推行变法方可拯救中国。正如梁启超日后所言，国若不保，教也难存。而旧派却不似这般急迫看待时局，认为中国地广物丰，稳守中学立场并有序引入西学就能取胜。
谭嗣同于新与旧的激烈拉扯间，成功冲破重重束缚。天地变了，世界变了，心境也变了，可当回首时，竟发觉与身边之人的距离越发遥远了。
1898年3月，《湘报》登出《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一文，其提出西法与中法相参、西教与中教并行、君权与民权并重、黄白通婚等主张。这些言论太惊人，触旧派底线，张之洞致电陈宝箴要求“更正”。
之后，陈宝箴查看学生札记。当时有传闻讲，学堂各位教习觉得巡抚大人起疑了，便赶忙涂改札记。陈宝箴让谭嗣同的恩师欧阳中鹄去写信质问，谭嗣同答复说，平日所坚守的，岂会因小利害变初心，中国需新旧两党流血才有希望，不然就亡种了，此刻也只有鲜血能警世人。
欧阳中鹄在回信里提到，陈宝箴对新派采取了多加约束的做法，其目的呀，就是为了能够保护他们这些人呢。
谭嗣同瞧了那封信后，便对唐才常讲，这位老师已然和咱们走上不同道路啦，唯有当面交谈，才能够把彼此间存在的分歧给讲明白咯。
那会儿，谭嗣同获光绪帝征召，打算前往京城。临行前，他前往老师住处告别，畅谈进京欲行的诸多要事，可说着说着，气氛转冷。欧阳中鹄反驳数句，二人闹得不欢而散。隔天，老师写信劝其勿锋芒过盛。
谭嗣同并未听从老师所言呐。老师的话他全然没放在心上，就那么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压根没照着老师吩咐的去做呀。
【彗星陨落】
在1898年的四月，那时正值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颁布诏书，决定起用康有为、谭嗣同这五个人，开启了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进程。
谭嗣同似瞧见转机，给妻子写信称此次出行意外获生机，是平日虔修之功及佛慈悲。他北赴鄂，到武汉后大病一场，休养十多日。其间拜访张之洞，张讽刺其倡民权却赴征，谭回应变法有权更利救国。
谭嗣同入京一事，能说明他就不激进了吗？近代人物思想呈复合态，脑海常存不同甚至对立观念，且思想和政治作为并非同步。他入京，或许是权宜之策，或许是从兴民权转变法，也可能两者兼有。
赴京前，谭嗣同总念叨着对未来的盼头，称圣恩广大，要“勉力前往”。好友劝归，他没听劝，带病北上。湖南新政停滞，能参与全国变法可是救世良机呀。且他和唐才常暗中谋划联络湖北哥老会，谭让其先好好练武，时机未到呢。
谭嗣同入京时，已至百日维新后期。朝堂上新旧两党交锋，比湖南更激烈，危机重重。维新党人要应对后党敌意、官员敷衍、谣言中伤，且敌强我弱，内部也不团结。谭嗣同给唐才常信里还提及内部矛盾呢。
变法推进至此，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乃是皇帝所具有的权威呀。这一路能走来，皇帝权威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着实不小呢。
七月底时，光绪跟慈禧提及想开懋勤殿来商议制度一事。康有为总想在清朝体制外设议政机构，这无疑挑战了慈禧权力。帝后为此起了争执，太后获胜。七月三十日，光绪召见杨锐称“朕位且不能保”，当时维新党人已料到皇帝可能被废，还密谋了极端手段解决帝后矛盾。
8月3日，光绪帝两份密诏递至谭嗣同、康有为处，谭嗣同觉得袁世凯能担大事。当日，他急电唐才常来京帮忙。当晚，谭嗣同赴法华寺告知袁世凯，荣禄大逆，要其带兵入京，袁世凯佯装应下，转头却泄密了。
戊戌政变是否因袁世凯告密引发，学界争议颇多。有人觉得，政变并非由袁告密而起，不过其告密让政变激烈程度加剧了。相较西太后、袁世凯这类深谙权术者，维新党人着实稚嫩。
京城局势突变，一场政变迅猛来袭。八月六日，南海会馆遭查抄（康有为此前一日已逃走），谭嗣同和梁启超觉大势已去，遂找传教士李提摩太护驾皇帝。梁启超赴日本使馆见伊藤博文救康有为，当晚二人谈佛理，已看淡生死。
八月七日早间，谭嗣同走进日本使馆会晤梁启超，力劝其赴日躲避灾祸，还把诗文书稿托付给他。末了讲道：“没行者，难谋将来；没死者，难唤后起。”日友劝离，他称：“各国变法皆因流血而成，中国尚无，那就从我开始。”
六日过后，谭嗣同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死亡，彼时他才仅仅三十四岁呀，那赴死的姿态尽显从容，其英勇之举令人慨叹不已。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例死亡极为出名，那便是谭嗣同之死。经后世不断追思书写，其死添了传奇色彩。谭延闿描述其临刑情状，还有人说砍了三十多刀，如同锯头般惨烈。
梁启勋曾忆谭嗣同与梁启超诀别情景，谭讲了四点不走缘由：国内往后难立足，自己外语粤语不通活动受限；怕株连家属；患有肺病寿命不长；愿做政体转变流血领头人，让梁逃生自己待死。
谭嗣同的好友刘善涵讲过，谭嗣同临刑前把所有书信都烧了，单单留下一封父亲责骂他的信件。慈禧见到此信后，就对谭继洵不再怀有戒心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