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28日，一名美国女作家在术前写下一份遗书：

我唯一的信念和誓言，就是那些贫苦的，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由我著作获得的全部收入，不管来自于哪，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按照他的愿望处理......

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葬礼上要演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这名美国女作家名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她的一生，传奇、多彩，并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丨史沫特莱

1892年2月23日，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一户贫困的农户家庭中，她的父亲为谋生路，辗转去到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矿区做工。

因为常年呆在阴暗无光的地下，父亲逐渐变得易怒忧愁，常常酗酒解忧。她的母亲则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妇人，平时做些零活，赚取微薄的收入来贴补家用。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史沫特莱很早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小时候，她就当过报童、佣人，后来还是在姨妈的资助下，才勉强读完了大学。

在底层品尝过酸甜苦辣的她，充满强烈的反抗意识，这时，也正是革命运动盛行的时候，她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其中。

在一次支持印度流亡者争取独立的活动中，史沫特莱被“亲英”的美国当局，以煽动英国统治罪逮捕，随后被判入狱。

出狱后，为避免再次遭到迫害，史沫特莱离开了美国，她去到德国，成为《法兰克福日报》的一名记者。

图丨印度独立战争

在德国做记者的日子里，史沫特莱一直关注着印度反抗英国统治的进展，在一次研究亚洲史的时候，她看到一个对自己来说非常陌生的地方——中国。

1927年冬，史沫特莱在柏林大学发表题为《亚洲的反抗》的演讲，其中，史沫特莱提到：

亚洲民主主义和欧洲帝国主义的摊牌很快就要发生了，而中国，会是这场斗争的中心。

后来，史沫特莱去跟报社负责人商议，希望派自己去中国，负责人同意后，史沫特莱成为了《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的一名记者。

1928年11月，史沫特莱出发了，从欧洲经苏联后进入中国，后又一路向南，到达上海。

一路上，史沫特莱看到了旧社会下中国老百姓的生存之难，豪横冷酷的地主豪绅，无赖泼皮的散兵游勇，还有日本侵略者闻所未闻的凶残暴行。

在北平，史沫特莱看到了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却连饭都吃不饱的工人，其中有不少都是农村买来的孩子，两只胳膊瘦得像是火柴杆，工头拿着鞭子在过道里来回走动，看到有人停了一下，便会一鞭子抽上去。

图丨旧社会的孩子

种种所见所闻，让同为贫苦出身的史沫特莱意识到，中国革命势在必行，也必须有这一把“火”，将中国旧社会的腐朽、黑暗、压迫、残暴烧个干净。

然而，在到达上海的一刻，史沫特莱失望了，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反动派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街道上随处可见革命者的鲜血和遗体。

不过，史沫特莱并没有放弃，她冒着被特务杀害的风险，坚持报道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在此过程中，她还因机缘巧合结识了宋庆龄。

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证同盟”后，史沫特莱成了她的英文秘书，“民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的抗议，被史沫特莱用英文传向世界，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等人纷纷签名声援。

后来，她又通过宋庆龄，认识了不少革命同志，其中包括时任粤赣边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周建屏。

图丨周建屏

当时，周建屏从苏区来到上海治病，宋庆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便将他安置在法租界史沫特莱的寓所。

周建屏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月左右，史沫特莱天天都缠着他问这问那，从周建屏口中，史沫特莱了解到了一个真正的苏区。

她开始向往这个遥远的红色根据地，她对周建屏说，

“我心里有种隐隐的感觉，那里好像一直在等着我。”

随着“民盟”日渐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将屠刀伸向了这些民主人士，他们当街刺杀了“民盟”元老之一的杨铨。

送别杨铨的那一天，史沫特莱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宋庆龄站在她旁边，轻轻地说，“这里黑暗透了，看不到任何希望”。

图丨宋庆龄

杨铨遇刺后，“民盟”一蹶不振，《法兰克福日报》也迫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解雇了她。

屡受打击的史沫特莱垮了，为了治病，她不得已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休养。可是，她发现自己已经融不进美国社会之中了，美国人所沉溺的浮夸虚假幻想，令她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于是，她决定再次回到中国，1934年的中国，日本人越发嚣张，爱国人士频繁上街游行，呼吁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日，而国民党政府却不予理睬，反倒盯死了共产党。

史沫特莱回到上海后，发现很多老友已经离开了，留下的只有鲁迅、宋庆龄等人，可大家状态都不是太好。

史沫特莱很孤独，也很迷茫，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就在此时，她收到了一封来自西安的信件，发信人是她曾经掩护过的革命者——刘鼎。

刘鼎以张学良副官的身份邀请她来西安，史沫特莱立刻就答应了，随即启程去往西安。

图丨张学良

西安的氛围比上海要好很多，有很多抗日爱国活动，当局也给予了最大的宽容和支持。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一时间，国内外涌现了大量的真假消息，混乱得让人搞不清真相。

而西安，已经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为了让世界了解自己的抗日主张，张学良主动召见了史沫特莱，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向世界播报“西安事变”的真相。

史沫特莱欣然接受，她坐在广播前，用感冒未愈的嘶哑嗓音，向世界播报着“西安事变”的最新进程。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收到了来自延安的邀请信，信中表示欢迎她去延安看一看，这封信彻底点燃了史沫特莱的激情，四年了，她终于要踏上自己向往已久的红色土地了。

趁着“西安事变”的混乱局势，史沫特莱不顾国民党“不准外国记者进入红色根据地”的禁令，坐上了延安派来的车。

图丨朱德

到达的当天，史沫特莱就见到了国民党报纸上“杀人不眨眼”的“赤匪头子”——朱德。

朱德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灰色制服，看见史沫特莱，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脸上还带着憨厚和蔼的笑容，猛地一看，就跟村子里随处可见的老大爷差不多。

在之后的谈话中，史沫特莱对朱德有了新的了解，比如他并不是出生在富有的地主家庭，而是一般的佃农家庭，他的母亲还需要帮有钱人洗衣裳挣钱。

和朱德聊得越多，史沫特莱越是对他感兴趣，他的每一个回答都真诚大气。突然，她萌生出一个想法：想要为朱德写一部传记，让世界了解真实的朱德和中国革命。

因此，在朱德询问她在延安有什么打算时，史沫特莱告诉她，“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的经历全部讲给我听。”

图丨延安

朱德不解，询问缘由，史沫特莱说，

“因为你是农民，中国人十个里有八个都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世界谈到过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你的身世告诉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

“我的经历只是中国农民和士兵生平的一部分，没什么值得你写的，请你到各地走走，和别人见一见，谈一谈，再做选择吧。”

史沫特莱接受了朱德的建议，和很多红军将领接触了，然而，再跌宕起伏的经历也敌不过最初的好奇，最终，史沫特莱还是决定为朱德撰写一部传记。

图丨史沫特莱和朱德

1937年3月，史沫特莱正式实施写作计划，她和翻译以每周三次的频率，去和朱德交谈。

一般是由史沫特莱提问，朱德回答，再展开思路尽情发挥，有时说着说着，史沫特莱就会热泪盈眶，朱德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朱德叹口气，“世界上的穷人原是一家”。

除了采访朱德，史沫特莱还遇到很多有趣或温暖的人，她经常走着走着，就有人过来握着她的手哭。

原来，这些人是她在西安救助过的人，那时候，她经常去给满身疮痍的政治犯们擦药包扎，后来，这些政治犯们大都来了延安，一眼就认出了史沫特莱。

在延安，史沫特莱感受了干净和真诚，这里的人们对革命抱着令人无法理解的热忱和信心，她想，

“我喜欢这里，我也应该在这里。”

图丨朱德和史沫特莱

4月，史沫特莱向党组织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料，她的申请遭到拒绝。史沫特莱嚎啕大哭，她只能用这样放肆的方式抒发自己的难过。

后来，宣传部部长向她解释被拒绝的原因，因为史沫特莱是外国记者，她留在党外反倒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尽管如此，史沫特莱依旧深受打击，这也成为她一生的憾事。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朱德即将率部奔赴抗日前线，临行前，他问史沫特莱打算怎么办。

史沫特莱也拿不准主意，便去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跟她说，“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重要得多。”

确定了想法，史沫特莱便收拾好行李，等着出发了，结果她一个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把背脊给摔伤了，因此，整个夏天，她都只能在延安的窑洞中养病。

图丨毛泽东

两个月后，史沫特莱实在待不住了，她向毛泽东请求去前线采访，毛泽东送给她一把藤椅，还配了两名警卫和一名勤务员。就这样，史沫特莱跟随战地服务团一起去到山西。

10月下旬，史沫特莱再次见到朱德，朱德滔滔不绝地给史沫特莱讲同日本侵略者战斗的故事，勾得她心痒痒。

当她知道自己的朋友获准随军前往抗日前线的时候，她向朱德提出要求，希望自己能够同去。这要求当即就被朱德和任弼时给否了。

朱德说上前线的人得是有打仗准备的人，史沫特莱说自己在美国西部长大，可以打仗。

朱德还打算用其他理由拒绝她，“可你是个妇女......”

话没说完，史沫特莱就打断他，“我并不是因为想当妇女才成为妇女的，是上帝把我造成这样子的！”

听了这话，朱德和任弼时都笑了起来，而康克清还记得，那一天，史沫特莱噘着嘴，还委屈地掉了泪。

图丨朱德和康克清

最终，朱德还是同意了她上前线的请求，但规定她只能和部队一起行动，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史沫特莱近距离观察到了朱德指挥战斗的样子。

史沫特莱撰写了几十篇战地通讯，也跟着八路军总部辗转多地，1940年史沫特莱积劳成疾，而且病症越来越严重。

这一年夏天，史沫特莱被送到重庆治病，但国民党对她的一举一动都进行着严密的监视，没办法，史沫特莱去到香港。

图丨史沫特莱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她本打算在美国休整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中国完成传记，结果内战爆发，美国参与其中，史沫特莱想要回到中国的希望没了。

她只能奔走于美国的大街小巷，为中国抗日奔走疾呼，当时的美国报纸称她是：日本黑名单上最想除掉的六名外国人之一。

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战接近尾声时戛然而止，因为美国政府支持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因此史沫特莱受到打压和诋毁。

她被污蔑是苏联的间谍，行动被监视、经济被打压，生活艰难，还有一些好友与她反目成仇。

1945年，史沫特莱搬到耶德庄，开始潜心撰写朱德的传记，为了充实原有材料，史沫特莱还给朱德写了信。

朱德按照史沫特莱的要求，寄去了大量资料及自己发表的文章，同时，还有两枚嵌着朱德和毛泽东肖像的别针和一块延安工人制作的披肩。

图丨朱德

1949年，史沫特莱完成初稿，可她的文章不能发表，更不能演讲，本来签订好的出版所临时要求，让她在文章最后加上反共的内容，史沫特莱断然拒绝，出版计划就此搁浅。

史沫特莱也考虑过出国，但是她的护照始终办不下来，护照局坚称她的共产党，因此，她哪里都不能去，中国更是想都别想。

10月1日，史沫特莱在收音机中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困顿之中的她赶紧给朱德写了一封信，

“我将支持新中国到死去的那一天，我要尽一切力量支援中国.....

我活着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这件事情本身就足够我一辈子受用了......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10月底，经过多次斗争后，美国政府终于勉强给史沫特莱签发了出国护照，不过护照仅限于英国、意大利和法国。

图丨史沫特莱

11月15日，史沫特莱坐上开往英国的客轮。

到达英国之后，她立刻参加了英中友协成立大会，在会上，史沫特莱慷慨激昂地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后来，只要有与新中国相关的活动，史沫特莱一定会参加。

可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1950年4月，史沫特莱迫不得已住进伦敦牛津医院。

医生告诉她，她的病情不太乐观，三分之二的胃要被切除，这是一个大手术，不过对生命没有太大威胁。

在病床上，史沫特莱却莫名地对这场手术感觉悲观，好像冥冥之中已经意识到了死亡的临近。

4月28日，她给自己的好友玛格丽特.斯洛斯写了一封信，信中交代了她的身后事：

我唯一的信念和誓言，就是那些贫苦的，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中国革命的成就，已经是这一解放事业的中流砥柱........

由我著作获得的全部收入，不管来自于哪，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按照他的愿望处理......

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葬礼上要演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5月5日，史沫特莱接受了胃部切除手术，第二天，因手术不治不幸逝世，年仅58岁。

图丨史沫特莱之墓

10月，史沫特莱的骨灰被运回中国，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德在墓碑上亲笔题字：

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10天后，中国驻德使馆就史沫特莱在德国德底兹出版社之版权、 版费如何接收的问题电告外交部：

“德底兹出版社请使馆转告朱总司令，该社接获史沫特莱死前来信称，她在该社之版权及版费交朱总司令。现在有6万余马克，今后每年约有10万余马克，版权如何接收，版费如何处理，请示。”

图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接到电文后，外交部直接向朱德报告并请示，并提出两条由史沫特莱生前好友丁玲和沈雁冰所提建议，

“用于中德友好活动，版权由驻德新华分社制定专人管理”。

随后，朱德批复，“此件是文委主办的，请与文委商议，与史沫特莱有关即可。”

1955年，《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日译本问世，很快，英文版及德、俄、法、西等各种译本也相继出炉。

1958年，中国驻德国使馆再次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此款如何处理？”

朱德沉思良久，提笔批示，“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随后，大使馆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全部分给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