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类自起源以来就是以群体方式生活的。因此，人既是生物属性上的人，也是社会属性上的人。这是人的基本特点。从逻辑上讲，人的需要与欲望推动着人类能力的提高与资源约束条件的突破，而随着人类能力的提高与资源约束条件的突破，人的需要与欲望又会进一步提高和扩展。

人类的需要与欲望、能力以及资源的互相推动

2、何为人性？关于人性的讨论，有生物人、社会人、道德人和经济人等诸种假设。所谓生物人是说，人不过是一个直立行走的动物而已，亦即人的欲望、行为、观念，跟一个直立行走的动物并没有本质区别。所谓社会人是说，人是其社会网络塑造的产物，亦即人的思想、情感、观念、关系、人格与规则意识等，都得自他从小生活其中的社会网络。所谓道德人是说，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的道德人特征；跟动物相比，人的特殊性就在于道德与良知的觉醒。

3、目前国际主流社会科学界一种更主流的人性假设，是经济人假设或理性人假设。一般认为经济人假设包括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人是自利的。第二，人是理性的。这意味着人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来对不同事物的价值高低与优劣进行理性计算和比较鉴别。第三，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这意味着人的行为动机是追求自我满足的最大化。

4、假设一个人处在“鲁滨逊状态”，他主要需要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一旦大规模的群居生活产生，整个情形就会发生彻底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固然还很重要，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性则变得愈发突出了。当资源比较有限或具有稀缺性特征时，人与人之间马上就会面临一种竞争资源的关系。

5、任何人类群体的群居生活都会面临某种结构性困境。个体常常处在需要和欲望、能力、资源的紧张关系之中，甚至完全有可能跟其他个体发生竞争乃至冲突。国家的兴起，恰恰是回应了人类社会的这种基本需要。

6、问题是，为什么人类的群居生活都演化出了国家这种普遍的统治形式呢？换言之，为什么国家是必需的？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他在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中，基于一套高度抽象的演绎方法，分析了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面临的困境，并由此推导出国家的必要性。

7、在霍布斯看来，对任何个体来说，自我保全或谋求生存乃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人人都试图自我保全，人人都有需要和欲望，但资源又很有限，在国家尚未兴起的自然状态下，在安全、法律和秩序缺失的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对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甚至是残酷斗争或互相作战。

8、在这种情形下，霍布斯认为就不会存在法律，甚至会导致人与人的战争状态。那么，人类又该怎么办呢？霍布斯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国家，即人类需要完成“制造利维坦”的政治任务。亦即“把大家所有权力和力量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够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数人组成的集体。这也就是伟大的利维坦（国家）的诞生。”

9、利维坦的英文是Leviathan，原意是犹太教圣经中的一种海中巨兽。霍布斯用“利维坦”这个词来比喻国家的力量要无比强大，其力量或掌控的暴力资源要强过其他所有社会主体掌控的暴力资源。而这个利维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使人们免受“人与人的战争状态”之苦。

10、请注意，这个国家形成逻辑本身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悖论，即国家的起源乃是为了保卫一个社会的和平——终止人与人的战争状态，并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与秩序，但为了保卫和平，国家本身却必须拥有巨大的暴力资源，甚至是垄断性的暴力资源。

11、在这一悖论之中所隐藏着的风险是，如果国家拥有的巨大暴力资源不是用于保卫社会和平的初衷，而是用于其他目的时，就会偏离国家本来应有的基本政治功能。这种现象即为“国家悖论”。这一国家悖论之中也埋藏着理解人类政治演化的密码，后续人类政治演化的许多关键问题都是围绕这个国家悖论展开的。

12、大规模剩余产品的出现是人类早期国家兴起的前提条件，但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早期国家是否兴起以及在哪里兴起，主要取决于地理因素、人口因素与技术因素，这三大关键因素。

13、很难说这三大关键变量是完全彼此独立的，三者之间应该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三大变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家起源的具体社会条件，并且对国家起源有着各自独立的重要影响。

14、早期国家兴起的第一个关键社会条件是地理因素。即离人类起源地较近的地理区域、较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亚热带与温带大河流域以及有一定空间约束的地理环境，往往更有利于早期国家的兴起。

15、早期国家兴起的第二个关键社会条件是人口因素。即人口增长与较高的人口密度往往更容易创造对集中化权力的需求，较大的人口规模则有利于供养相当规模的统治机构，这些人口条件往往有助于早期国家的兴起。

16、早期国家兴起的第三个关键社会条件是技术因素。即农业革命、金属革命与文字革命往往为早期国家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