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中共情报系统发生了一次地震级灾难。
我党在西安设置的情报总枢纽,王石坚情报处被国民党保密局破坏,该系统的核心人物王石坚被抓捕。
王石坚手下掌握着西北、华北、东北的情报机密和人员名单,他被捕后招供了一批潜伏者,我党多年辛苦经营的北方情报网遭到毁灭性打击,单是华北方面就被国民党逮捕数百人。
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就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
但这件事的源头,却要从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毛贼说起。
一、飞贼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军统(戴笠死后才改为保密局)进驻北京后,接管了日伪军的大小机构,在一处监狱中发现一名叫段云鹏的飞贼。
此人自称是京城名盗燕子李三的徒弟,人称“赛狸猫”,擅长轻功,会翻门越户,偷过不少富贵人家,比如前门大街的大商号瑞蚨祥。还偷过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军统需要各种奇人异士,便把这个飞贼收入麾下,段云鹏摇身一变成了军统特工。
很快,这个小毛贼就派上了用场。
1947年6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部驻地在北平)发生了一件事。
这年,华北我军不断积极活动,攻克沧州,逼近平津。国民党军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坐困愁城,他本是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不受蒋介石待见,在北平兵微将寡,担心打不过解放军,于是首鼠两端,企图通过一些中间人士和中共谈判。
中间人有一个叫余心清的,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但经常穿梭于两党之间,来回递话。余心清得到孙连仲的初步表态,并得知中共方面也有诚意之后,便公然在北平一家大酒店宴请中外记者,高调宣布,孙将军有意以第三势力斡旋国共停战。
此消息一出,中外大哗。
蒋介石气得大拍桌子,当时他正要从沈阳飞来北平,闻讯也不来了,指示保密局毛人凤,立即彻查北平,搜捕中共地下党。当时戴笠已死,军统局局长是郑介民,但实际权力操于毛人凤之手。
毛人凤电示北平站长马汉三进行搜捕,并为北平站调来美国最先进的无线电定位侦测车,搜寻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的电台。
那时电台是地下情报工作的核心,远距离传递情报全靠这种设备。
所以反情报工作两大要点,一是抓人,另一个就是抓电台。
美国这种侦测车,通过三车定位,可以大致确定无线电台的方位。但由于技术限制,并不能精确定位,还需要人力侦察,进行最后的定位。
这时,就轮到段云鹏这个小毛贼了。
保密局特务用侦测车进行大范围搜索,最终确定有一部经常活跃的电台,在北平东四大街的交道口一带。如果进行公开搜捕,会惊动地下党,很有可能打草惊蛇。所以,就用飞贼进行挨门挨户的侦察,看哪家夜晚亮灯,八成就有鬼。
段云鹏经过一番侦察,果然,在京兆东街24号院,发现一户人家院内经常夜里亮灯,他偷偷摸进去一看,果然拿到一摞纸稿,拿来给专业的特工一看,这是密电的底稿。
密电底稿就是原始的情报信息,经过密码编译后才能通过电台传递出去。
按地下情报工作的纪律,底稿一旦编发完就要立即销毁,以免泄密。但这个密台的工作人员可能是一时疏忽,并没有销毁,导致密台一下子暴露了。
北平站立即逮捕了这个密台的两对夫妻,并顺藤摸瓜开展大搜捕。
最大的战果,就是把远在西安的情报处负责人王石坚抓出来了。
二、五烈士之死
王石坚是周恩来、李克农直接领导下,在西安布设的秘密工作一大枢纽。1940年王石坚就已经是西安情报站的站长,主管陈忠经(党内代号502)、熊向晖(503)、申健(504)这三位打入胡宗南身边的情报员。
1944年,军统一度发现王石坚行踪异常,经常昼伏夜出,派出特务专门盯着他。陈忠经当时担任国民党三青团陕西支团的团长,胡宗南当时在陕西大力培植自己的派系,三青团就是他培养干部的一个据点,所以陈忠经非常受他信任。
陈忠经为了保护王石坚,冒险向胡宗南进言,说王石坚是他很好的朋友,请军统不要误会,胡宗南点头,这才停止对王石坚的侦察。
抗战胜利后,通过西安情报处和军调机构,党向北平、沈阳、兰州派出了大批情报人员,总的情报线索都汇总到王石坚这里。
所以北平密台一破,保密局特务立即顺着线索一路抓到西安,把王石坚抓了出来。
王石坚被捕后,没能挺住特务们的审讯,招认了近200名地下情报人员。毛人凤立即布置在兰州、北平、沈阳、西安进行大搜捕,北平地下组织受损最严重,几乎丧失了情报功能。
其中最严重的损失,当属五烈士的被捕及牺牲。
五烈士是指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
这五个人级别不是特别高,但都非常关键。
谢士炎当时公开的身份是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作战处处长,朱建国时任代理作战科科长。作战处和作战科都是直接负责兵力调遣的核心部门,可以拿到国民党军在华北的作战部署情报。
赵良璋时任北平空军第二军区司令部上尉参谋,可以拿到空军出动的情报。
丁行时任第十一战区少将军法处副处长,主管对内侦缉,可以给秘密组织通风报信。
石淳时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校情报参谋,可以拿到国民党侦察解放军的情报。
这几位除了谢士炎官位稍高,其他几个都是不显眼的小人物,但都能掌握核心情报。
有了他们五个,国民党军的华北作战就无密可言。
国民党军一举一动,都会在第一时间传送到李克农手里,进而成为毛泽东决策的重要辅助材料。
1947年1月27日,华北“剿总”副司令上官云相计划进攻冀东根据地,企图打通华北与东北的交通。3月11日,孙连仲计划进攻胜芳,他们的行动计划全都被北平密台提前传送出去,解放军连战连捷。
这五个重要的内线情报员,由叶剑英和李克农在北平军调部期间发展。1947年2月军调部撤离北平,这五人就移交王石坚系统。
王石坚被捕后,他们五位也没能幸免,全都被逮捕。蒋介石得知后气得暴跳如雷,下令继续扩大搜捕。一年后,也就是1948年10月,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把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赵良璋押赴南京雨花台枪毙。
后来,这五位情报战线的功臣被称为“北平五烈士”,又称“雨花台五烈士”。
李克农当时在晋西北临县,得知密台被破,十分痛苦和焦虑,一连十几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两只眼睛肿的像桃子一样,嗓子几乎都哑了,几乎说不出话来。
把情报报给周恩来,周恩来也非常愤怒,说段云鹏这个祸首为害如此严重,我们誓杀此贼以报仇。
王石坚后来叛变投敌,跟着国民党逃到宝岛,最后死在岛上。据长期跟随周恩来、李克农主管情报工作的王珺撰文透露,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仍然十分挂怀王石坚,认为他为我党情报工作做出巨大贡献,曾有意以一换一,把我军抓获的军统大特务沈醉放归宝岛,把王石坚换回来。
但后来通过秘密渠道了解到,王石坚已经彻底变节,把当时华北的重要情报都招认出来,换回来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才停止。
北平密台被破坏当时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并不意味着我党在北方的情报工作就此中止。
三、劫后余生
周恩来、李克农建立情报网时曾刻意强调过一条纪律,地下组织要尽量减少横向联系,以免一人被抓,暴露一片。
王石坚虽然是北方情报工作的中心枢纽,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备份情报组织不经他的手。
比如西安另有一个王超北情报系统,就坚持纪律,从来不与同处一城的王石坚发生联系,所以这次并未暴露。
王超北非常谨慎,他的电台藏的很深,在他住宅地下挖了个五米深的地下室,平时工作就在其中。地下室虽然无法抵御无线电侦测车的侦察,但灯光透不出去,除非军统特务们挨家挨户搜查,绝对发现不了这样深的密台。然而在西安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漫天撒网式的挨户搜查根本办不到。
同时,地下陕西省委也另有密台,与王石坚并行,谁也不知道谁。
周恩来、李克农还往胡宗南内部打入另一个军事情报组,与陈忠经、熊向晖等人互不知情。
这个组的情报员叫杨荫东,潜伏在胡宗南所部的后勤部门,通过弹药粮秣的补给,可以判断国民党军队的动向。
这个组的情报发出,开始使用地下党的两部密台,后来又转到王超北密台
所以西北的情报没有断。
东北沈阳情报组赵炜的逃脱,堪称传奇。
赵炜是东北保安司令部(1947年11月改编为东北“剿总”)参谋处机密室的军官,他厌恶国民党打内战,有心投向光明,后被其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朱建国——就是雨花台五烈士之一说服,一同加入我党情报部门。
赵炜受沈阳情报组长姚天斌领导,由于他能直接看到东北国军所有机要密电,加上他又是专业参谋军官出身,能判断出哪些电报重要,所以他在沈阳的几个情报员中地位最重要。
1947年6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秘密调动两个军的兵力进攻梅河口,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消灭南满根据地。赵炜提前将杜聿明的军令送出,使我军能够从容应对,预伏兵力吃掉国军第十三军的一个师,粉碎了杜聿明的企图。
王石坚被捕后姚天斌很快暴露。姚天斌很有职业素养,一直预备着万一被捕后的应对措施,正是他的小心谨慎,使赵炜逃过一劫。
1947年9月底的一天,赵炜又来姚天斌家送情报,却发现姚的妻子吕弱男用窗帘暗号示意——不能进。赵炜心头一震,这是两人约定好的最高级别的警示信号,他这是暴露了。
按规矩,赵炜可以立即撤离。
但出于对组织的高度负责,他还不想走。他明白,在东北情报系统中,无人比他更有优势,自己的岗位可以拿到最核心的军情,走了就前功尽弃。
赵炜坚信姚天斌不会招供,于是横下一条心,继续留在国军的司令部里工作。
姚天斌果然坚持了气节,拒不供出同志。
赵炜得以继续留在保安司令部。
过了段时间,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10月初,蒋介石临阵换将,用陈诚取代杜聿明主持东北大局。陈诚这个人爱培植个人势力,一到东北就把杜聿明的老人全换掉了,另择新人。原司令长官部的主要作战参谋几乎都换掉了,陈诚另选一批参谋。
由于赵炜能力出众,参与过东北军事计划的制定,陈诚居然把他也调入作战处,还让他参与制定了一套作战计划。陈诚相中了这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专门指派他带着作战计划去北平,当面向蒋介石汇报。
这真是天赐良机啊!
姚天斌被捕后他没有电台可用,一直发愁怎么将情报交出去。正好借这个机会,去北平找朱建国。
赵炜提着保密公文包,乘飞机南飞北平。在锦州转机时,国军机场的站长告诉赵炜,蒋介石刚飞沈阳,你不用去北平了。
赵炜却坚持去北平,借口是上级的安排没有更改。
到了北平,进了中南海第十一战区司令部驻地,熟人告知:朱建国被捕了!
沈阳和北平的组织都被破坏,赵炜面前只有一条路——逃往解放区。赵炜在北平人地两生,从哪里通过封锁?
赵炜想了半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回到沈阳后,机警的赵炜既不回家也不回司令部,在同事家里给科长打电话,试探试探。那科长在电话里也反复试探,问他到底在什么地方,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暂时不要出去。
赵炜立即明白,大概敌人已经嗅出什么。于是立即逃出沈阳城,步行逃往沈阳以南的解放军控制区。后来经中央情报部安排,赵炜辗转来到东北局社会部(主管情报工作),继续在那里工作。
国民党保密局虽然凭借一个小小毛贼偶然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周恩来、李克农应对得当,以及我党情报工作素来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谨严格的纪律,灾难没有扩大,北方情报工作也没有中断,一直到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华北、东北各条隐蔽战线都在有效地运转,为正面战场的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