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四年（1439年）六月十九日，新出炉的周宪王朱有燉（音dùn）尚停灵于王府，然而旧丧未完又添新丧。就在当天，周宪王继妃巩氏及张氏等六位亲王夫人，选择了为夫殉葬，追随朱有燉而去。八口棺椁一字排开，让周王府的气压瞬间由夏天切换为冬天。

开封龙亭公园，周王府故址

朱有燉在位期间，正是殉葬制度野蛮生长之时。他亲眼见证并处理过这一野蛮行径。本就对女性有所同情的他，并不想让自己心爱的女子为自己殉葬，为此他在临终前上疏朝廷时，特地提出不必让王妃等殉葬。明英宗非常尊崇这位叔祖的为人，他为此特地下旨要求主持周藩事务的祥符王朱有爝遵守先王遗训，免除王妃和众夫人殉葬。

“书与祥符王有爝曰：‘迩闻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存日尝奏丧葬乞择近地，从俭约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必从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归其家。’”（《明英宗实录》）

就在巩氏等人殉情后不久，皇帝的亲笔信也抵达开封。也就是说王兄去世后代理当家的朱有爝，应当知晓兄长曾提出过相关奏请，按理来说他当设法予以阻止，待获得皇帝旨意后再做决定。更蹊跷的是，周宪王最宠爱的七名女子竟然选择在同一天殉情。所以这位祥符王究竟是何等样人呢？

朱有爝（音jué或jiào），生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初二，为周定王朱橚的庶四子，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三十五孙，生母胡氏。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八月，在次子汝南王朱有爋（音xūn或xùn）的诬告下，朱橚被大侄子建文帝以意图谋反的罪名废为庶人，一家子发配云南，时年7岁的朱有爝应当也在其中。直到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四伯朱棣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的统治，他们一家子才得以重获自由。

身为新皇帝的嫡亲侄子，朱有爝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优待。当年八月，明成祖首次大封宗室，对象为朱橚诸子，朱有爝受封祥符王。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橚一家离开京师，回到阔别五年的开封周王府。

大理崇圣寺三塔

因为逆子一句话，导致老子历经四年凄惨的囚徒生涯，故朱橚对朱有爋恨之入骨，直接喊打喊杀。初登宝座的四哥自然不能完全依着他，将朱有爋改封云南大理了事。

对此朱橚很是不满，他的子嗣虽然多达16个，可嫡出的只有受封周世子的嫡长子朱有燉和朱有爋这个次子。关键是长子虽然允文允武样样都好，唯独长期没有子嗣。若朱有燉一直无子，就意味着其去世之后，周王将由朱有爋本人或其后代接任，这是朱橚说绝对不能接受的。为此他使出釜底抽薪的招式，次子的长子朱子墐出生不久就被过继到长子名下，以隔绝次子染指周王的任何机会。

朱有爋也不是省油的灯，眼看局势不对，老爹在世时伏低做小，等大哥一上台就立马跳出来作妖，先是将长子夺回，又千方百计的诋毁朱有燉。于是乎周藩的夺嫡风波就此爆发。

当然到此为止，这一切都与朱有爝无关，整个永乐朝、洪熙朝及宣德朝初期，他都是个小透明，史籍中关于他的记载稀少。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15岁的祥符王朱有爝与新安王朱有熺（音xī）、永宁王有灮（音guāng）、汝阳王有煽四兄弟，在四伯的授命下举行冠礼。永乐八年（1410年）十二月，莱州卫指挥徐鉴之女徐氏被册封为祥符王妃。永乐十一年（1413年）七月，册封仅仅三年的祥符王妃徐氏去世，当年九月朱有爝请求朝觐的请求被驳回，两者不知是否有关。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三月，他的朝觐之梦才得以实现。

随着夺嫡之争的深入，朱有爝也被卷入其中。当时周藩内部分成周王朱有燉和汝南王朱有爋两派，朱有爝是大哥的重要支持者。

明宣宗对朱有燉这位堂叔的人品很是信任，有这道防护墙在那，朱有爋的所有攻击都成为无用功。眼见大哥整日优哉游哉的吟诗作对，身子骨越来越好。等不及的汝南王殿下决定搞票大的，选择的突破口便是祥符王。

彰德古城墙

宣德三年（1428年）三月，掌彰德卫事都指挥王友向朝廷密报，称巡城军士在城外捡到一支箭，上有一封信，内容为朱有爝联络赵王朱高燧意图谋反。

赵王是当朝皇帝的三叔，多次牵扯谋逆大案，可有贼心没贼胆，在朝廷的敲打下，早已吓破胆。周藩更是在永乐朝上交护卫，成为光杆司令，其下的郡王拿什么来造反？何况王友正与赵王有官司在身。手段又这么拙劣，这是打算把朝廷当傻子耍？为此明宣宗给周王朱有燉修书一封，附上谋逆信件内容让其进行密察，同时召朱有爝进京自辩。

“遣书周王有燉告之故，并录书示之曰：‘此必祥符王怨家所为。但祥符一来面询之，怨家即得矣。叔亦宜遣人密察，如得实，即驰报。’于是遣敕召祥符王有爝。”（《明宣宗实录》）

朱有爝抵京后，上演了一番堪称教科书式的自救。以他与朱有燉的关系，进京之前必然已经知晓所为何事，保不齐二人对此还有过商讨。本藩内部潜藏的幕后黑手不作二想，必然是朱有爋。

不过在宗法原则下，“亲亲相隐”属于王道，弟告兄、兄告弟是为不友，为主流社会所反对，甚至禁止之列。于是面对质询，朱有爝将矛头指向了朱有爋的同党、与自己一向不和的老五新安王朱有熺，称此事肯定是新安王府下人为讨好主子，故意对自己打击报复进行诬告。此举即将朝廷视线引向朱有爋一党，又不沾不友兄弟的边，可谓是滴水不漏，语言的艺术直接拉满。

“（四月）庚午，贻书周王有燉，召新安王有熺。先是，彰德守将王友奏，得祥符王有爝与赵王高燧同谋不轨之书。上疑友所为，及逮友至不服罪。而有爝至京，亦言实不为此，但素与有熺不协，其性凶悖残忍，必其下人所为，欲以见祸。上以事须明白，故召之。”（《明宣宗实录》）

朱有爝在京自辩的同时，朱有燉也没闲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派出大量人手进行调查之后，终于拿到朱有熺曾派人前往彰德的铁证，顺藤摸瓜锁定了帮他伪造祥符王印记及书信的人。

当人证物证一道被送到京城，面对铁一般的事实，本来还在负隅顽抗的朱有熺心理防线迅速崩溃，交代了诬陷四哥的事实，朱有爋这个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此浮出水面。

明宣宗剧照‍

当朱有爋被召抵京，为减轻处罚，汝南王与新安王从相互推诿责任，发展到相互检举揭发。于是乎，一场兄弟间比烂的自首大戏就此上演。二人一个暗中谋害大哥数十次，一个竟然有吃人肉的恐怖嗜好。

“出书及造伪之人与赏物示汝南、新安，两人皆嘿无言。顷新安王言皆出汝南王计策。汝南王亦言作伪书、伪印皆在新安府中，何谓独我？有熹遂发有爋谋害周王有燉数十事。有爋亦发有熹杀人而食之事。”（《明宣宗实录》）

当年五月，害兄狂魔汝南王朱有爋、食人恶魔新安王朱有熺双双被废为庶人，幽居京师，妻子家人悉赴京同处。

“杀人偿命”是华夏自古以来的朴素观点，朱有熺这样既草菅人命，甚至以吃人为乐的恶魔，在事发之后竟然没有被处死，只是被废为庶人，幽囚至死。更为可怕的是，他的这一爱好在开封可谓是人尽皆知，结果从官府到周藩宗室，无人检举揭发，他倒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参与谋害亲王，而非吃人。可见绝对权力下的人性之恶。

奇葩的是，朱有熺人都不在开封，却给大哥留了个大坑。当年负责前往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市）留下朱有爝勾结赵王证据的新安王府校尉马义，本当被处死，明宣宗法外开恩将他发配辽东定辽左卫戍边。不成想这货竟伺机逃回河南，依然为非作歹。朱有燉早就看他不爽，逮到机会自然要办他。

为保小命，马义试图通过攀咬周王谋反来脱罪。事关重大，明宣宗派监察御史沈敬前往调查，结果发现全是诬告。皇帝不禁大怒，下旨将马义斩首。

“（宣德七年五月）癸未……辽东定辽左卫逃军马义以诬告亲王伏诛。义，河南中护卫军。初从庶人有熹伪造图书及诽谤帖，系箭射彰德城下。事觉，法司论义罪当死。上宥其死，发戍定辽。义逃回河南，不悛前非。周王有燉闻之，欲捕义解京。义怨之，遂诣京师诬告周王交通谋义等事。上命监察御史沈敬往察之。敬及三司奏义所告皆妄。上命法司会群臣覆讯义，实妄，遂斩于市。”（《明宣宗实录》）

至此，周藩的夺嫡大战以汝南王一派全面落败而落幕。朱橚、朱有燉父子，一生之中历经多次谋反控告，且大多与自家至亲有关，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开封皇城北城墙遗址

至于朱有爝这个一度深陷其中的祥符王，在事后又化作不争不抢的小透明。

正统四年（1439年）五月二十七日周王朱有燉薨逝，在位15年，享年61岁，朝廷赐谥曰宪。周宪王虽然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视为明人杂剧之“国朝第一作手”，誉满天下，蜚声海外，在世界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奈何这位允文允武、有情有义的王二代，身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无子。

藩国大宗绝嗣，依明朝的惯例当按照亲疏实施支系伦序。大宗绝嗣，按理既嫡又长的汝南王朱有爋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然而这位主一系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操作，不仅将自己捣鼓成了庶人，还累及庶长子朱子墐。

朱子墐自幼被伯父收为嗣子，原本只要安安分分的熬到养父去世就可顺理成章的继承爵位，结果生父的骚操作，使他与伯父脱离收养关系不说，还一道被废为庶人，彻底与周王爵位无缘。

权重仅次于朱有爋的老三顺阳王朱有烜，早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就已去世，且顺阳郡国因无嗣而被除国。

也就是说，自宣德三年起，排行第四的朱有爝已成为下一任周王的当然人选。鉴于此，朝廷接到周藩的讣告，第一时间就让他暂理府事，主持周宪王丧礼。也即周宪王去世后，周王府就在他的掌控之下，凭这一权势要在王府之中做点什么那是相当方便。所以阿越怀疑周王妃巩氏等人的殉情多少与他有关，甚至很可能他就是幕后推手。毕竟巩氏等人不死，如何安置是一个大问题。

朱有爝虽然低调，可以他在京中的表现来看，此人很有城府。以他料理大哥身后事的表现观之，他对周宪王的感情很可能也是塑料兄弟情。

禹州具茨山周定王墓

古人家族观念很重，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明代宗室自然也逃脱不了，一般会选一处风水宝地，圈定范围作为族墓兆域。可周藩历代亲王的安葬地点却打破了这一格局。朱橚的墓园位于禹州以北的具茨山东端，而朱有燉这位第二代周王却被安葬在了开封左近的朱仙镇，两地直线距离都有近百公里。虽然其中有周宪王临终前要求“岂丧葬于近地，葬从俭”，“以省民力”的嘱托在，可这种安葬方式是否有些不妥。朱有爝给自己圈定的墓园则在荥阳东南。如此一来明代周藩诸王被分成三个墓区安葬，其他两个墓区都有后世周王陪伴，只有周宪王孤零零的独处一地。

当年八月，明英宗正式传制册封祥符王朱有爝为周王，充当正使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唯一在世的女婿、驸马赵辉，这规格不可谓不高。

宣德十年（1435年）十一月，朱有爝生母胡氏去世，朝廷追封其为周定王夫人，同时准许他和两个胞弟宜阳王朱有炥、封丘王朱有煴一起出城，前往禹州定王坟园择地安葬其母。

“癸未……周王庶母胡氏卒，赠周定王夫人。命其子祥符王有爝、宜阳王有炥、封丘王有煴亲诣定王园，择地安葬。遣中官致祭。”（《明英宗实录》）

看似给予了朱有爝这位周王当然继承人面子，但在阿越看来说是补偿更为合适一点。

明代亲王后宫共有四个等级，分别为王妃、次妃、夫人、宫人。亲王的妾侍在通过朝廷审核后成为最低一等的宫人（否则为滥妾），宫人育有子女，待子女受封后可晋封夫人，次妃一般而言则是妾侍所能获得的最高封号。

首封郡王的生母几乎都是夫人。所以周定王夫人这个封号是胡氏本身就应得的，像她这种儿子都已中年的妾侍生前都没得到封号，要靠死后追封的反而是少数。故让朱有爝兄弟亲赴父王坟园择地，只能算是特殊时期的补偿。

反倒是为丈夫殉葬的周宪王继妃巩氏及六位夫人，宣德年间在朱有燉的奏请下，不受无子影响越次晋封王妃、夫人，才属于真正的恩赏。

周王府遗址出土青花瓷

朱有爝虽然是周藩夺嫡之争中的最终赢家，实现了非次及小宗逆袭的壮举，可尴尬的地位不得不让他想方设法彰显自己身份，最好的办法则是抬高生母的地位。

“礼”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准则，生老病死、吃穿住行，方方面面都与礼相涉，这也是六部之中礼部尚书最清贵的根源。与朝廷的太庙相仿，藩王也有自己的宗庙，只不过需降杀一阶，为五庙制。

依据“支子不祭，王国庙祀则肇于始封之王”的制度，周藩的宗庙始建于周定王朱橚去世之后，落成于宣德三年（1428年）。朱有爝晋封周王之后，周藩宗庙内供奉的神主，如下：

周定王朱橚、周定王妃冯氏作为始祖居中，周宪王朱有燉和周宪王妃吕氏位于左一的昭位。

正统五年（1440年），新任周王朱有爝就宗庙祭祀问题上奏朝廷，提出两项请求：其一、追封其母胡氏为王妃，神主迎入宗庙接受祀享；其二、将宪王贞烈巩妃的神主迎入宗庙东一室（即左一昭位），面南摆放，接受祀享。

朱有爝的这一奏请，与后世明世宗称帝后发动“大议礼”，坚决不肯认伯父为父无异，必然会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要知道当年他爹朱橚在王府中私自祭祀太祖高皇帝，曾惹来明成祖的“亲切问候”，可见朝廷对礼制的看重。顺便说一句，号称为祭祀老朱而建的太原皇庙，应当只是晋藩的宗庙，无权祭祀皇帝。

礼部官员们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以春秋时期鲁桓公之母仲子和鲁僖公之母成风，各自另建庙宇进行祭祀为例，驳斥周王的请求，认定胡氏不可进封为妃，入祀周藩宗庙。但考虑到她是现任周王的生母，可以另建屋宇进行祭祀。

太原皇庙

至于巩氏，按照“礼无二嫡”的原则，只能祔于定王夫人之室。所谓“祔”，意即配享﹑附祭、合葬，也就是说巩氏作为继妃，神主没资格面南摆放，与原配平起平坐，只能在宪王妃吕氏一侧，东西向放置，作为对方的附祭对象。

“（三月）丙午，书复周王有爝：‘所言欲加亲母胡夫人位号，同于宗庙祀享，又言欲迎宪王贞烈巩妃祀于宗庙东一室南向，即下礼官议。今礼部举《春秋》，考仲子之宫及僖公成风事，谓胡夫人宜仍旧号，祀于别室。又举《春秋传》‘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谓巩妃宜祔于定王夫人之室。礼官所云皆有经据，朕不能违。虽叔祖孝思无穷，然孔子有言祭之以礼。惟叔祖亮之。’”（《明英宗实录》）

朱有爝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为抬升生母的地位，将贞烈巩妃这个嫂子加进去，只不过是为表明自己大公无私而已。故见朝廷反对此事，便不再提。这也证明古人极其看重原配、继室之分。

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这对祖孙对宗室是出了名的小气，《皇明祖训》规定，首封郡王岁禄二千石，一般米钞中半兼支，可在他们的克扣下，很多郡王只能领到五百石本色，周藩诸郡王便是如此。

明宣宗去世是，周藩尚有九位首封郡王在世。宣德十年（1435年）五月，朱有燉借着新帝上台，主少国疑，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势，上疏为诸弟奏讨禄米，朱有爝兄弟的岁禄本色才增加到标准的一千石。

朱有爝由祥符王晋封周王后，岁禄自然同时从郡王岁禄转换成亲王岁禄，朝廷给予他的岁禄额度为一万石，这是《皇明祖训》所额定的岁禄顶格。但他对这个数额很是不满，于正统四年（1439年）十二月上疏朝廷，提出异议。

原来周定王朱橚在洪武年间虽然一度被判停拨岁禄，可在此之前他所拿的岁禄为一万石。永乐朝，作为皇帝唯一在世的亲兄弟，明成祖又将其岁禄提高到一万五千石，是亲王之中最高的一个。明仁宗上台后，出于政治需要，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下旨大幅度提升藩王岁禄，周藩的岁禄进一步提高到二万石，仅次于汉赵两藩。

“上谓户部尚书夏原吉曰：‘朕诸叔在者庶几，诸兄弟惟赵王居京师，余皆守藩于外，朕旦夕在念。盖帝正之治莫先亲亲，况朕新嗣大位于此，尤当如意，其增诸王岁禄。’于是周府加米伍千石，通前二万石，悉支本色。庆府原禄一万石，悉支本色。宁府加米九千石，通前一万石，悉支本色……”（《明仁宗实录》）

明仁宗剧照

随着削藩运动在宣德朝结束，藩王对朝廷的威胁被彻底解除。如此，朝廷自然不愿再在他们身上大量消耗资源，加重自身负担，收回超给岁禄势在必行。当然为维持“亲亲之谊”，需要一个正当的借口，周藩世系转移就成了朝廷的突破口。

可凡事就怕对比，朱有爝由小宗入继大宗，身份本就相对敏感，自己一上位，周王的岁禄就从二万石陡然掉到一万石，且其中还有为数不少是折色，也即用已经形同废纸的大明宝钞来滥竽充数，与大哥在位时一比，岁禄一下子少了一半都不止，这谁受得了。遂上疏提出抗议，要求恢复永乐年间的岁禄。

朝廷也深谙打一巴掌给一个枣的处理方式，借明英宗之口先开宗明义的表示当年加赐禄米，只不过是一时性的特恩，可一不可再。不过既然叔祖开了口，面子还是要给的，周藩这一万石岁禄就全支本色。

“戊戌……周王有爝奏：‘臣蒙圣恩，封为周王。先臣洪武中岁给禄米一万石，永乐中加赐一万石，今乞仍旧拨与。’上以加赐禄米出一时特恩，可如洪武中全支本色一万石。”（《明英宗实录》）

正统八年（1443年）十月，朱有爝再次上疏，请求将岁禄恢复到二万石，用的理由是府中人口众多，日常用度已入不敷出。

实话实说，这一时期周王府的开支的确很大。朱有爝有十三个儿子和十个女儿，大多已到婚嫁年龄，按当时的制度，朝廷当出钱出人为这些郡王、郡主建造府邸。然而正统六年（1441年）闰十一月，他上奏朝廷请求拨给工匠物料为子女兴建府邸时，却挨了当头一棒，明英宗表示河南百姓“屡被灾伤艰窘”，岂可再加重他们的负担，要求周藩“自为之”。

明英宗剧照

可能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明英宗最终同意将周藩的岁禄恢复到二万石，只是折色少不了，按七三开支取，即一万四千石支米，六千石支钞。

“壬辰，周王有爝奏：‘永乐中蒙恩，岁增先臣禄米至二万石，自臣袭封止给一万石。缘本府宫眷多，子女婚嫁，衣食日用俱不敷。乞仍旧赐给。’上命给一万四千石，余折钞。”（《明英宗实录》）

只可惜朱有爝注定过不上好日子，这边厢岁禄得到了增给，那边厢王府却没了。正统十一年（1446年）十二月，周王府发生大火，被烧成一片白地，徒留周王殿下欲哭无泪。

景泰三年（1452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王朱有爝薨逝，在位14年，享年61岁，朝廷赐谥曰简。

诚如“一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这两条判词所言，周简王一生以“中庸”为信条，深谙“无为而无不为”的精髓，平日里低调做人，最终达成了“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成就，身份地位更尊贵的二哥汝南王朱有爋因为上蹿下跳的自己作死，生生将周王爵位送到了他手上。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城府颇深的周简王殿下，与名垂青史的父兄相比，显得无比暗淡，甚至将老爹的手艺丢的一干二净。景泰年间，他的身体每况日下，病急乱投医之下竟遍寻偏方，甚至找来亳县平民丘政的妻子张氏来给自己治病。不成想张氏还真有两下子，一出手就让他受用不已。

周王殿下当即给予厚赏，赐予张氏金银、首饰、彩币、表里等常规物品之外，还额外赏赐皇族才有资格使用的龙凤枕面，及在当时极其珍贵的字帖。驻扎在亳州的武平卫指挥周广欲骗取字帖不得，恼羞成怒之下，诬告其夫丘政结交王府。经过调查真相大白，不过朱有爝也因此遭到皇帝的严厉批评。

“（景泰三年四月）壬午书谕周王有爝曰：‘近者，按御史奏报亳县民丘政妻张氏在王府中治病有效，受赐金银、首饰、彩币、表里，并龙凤枕面及字帖。武平卫指挥周广欲骗其字帖不得，诬丘政交结等情。此事虽以明白，但王府中今后酬报医者等项，不可将违禁器物与之，有乖事体。’”（《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

周定王朱橚剧照

老爹心向医学，一生编撰《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救荒本草》等医学著作，活人无数，是大名鼎鼎医学家、植物学家，结果儿子居然落魄到要向民间求医。此情此景是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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