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小西
三国谋士如云，要说谁是三国第一谋士，可能脱口而出的就是诸葛亮，毕竟他实在太出色。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在诸葛亮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196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将《三国志·郭嘉传》递给秘书田家英，感慨道：“亮才胜奉孝，然谋略之精，奉孝犹胜一筹！”为何在伟人心中，英年早逝的郭嘉竟能力压智绝诸葛亮？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主席曾用红铅笔在《郭嘉传》批注：“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而在《诸葛亮传》旁写下：“鞠躬尽瘁，事后验之”。从这里就看得出，在主席心里三国第一谋士并非诸葛亮，而是郭嘉。
全能忠臣诸葛亮建安十二年（207年），27岁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跨有荆益”的宏图。但细究战略细节，这个改变三国格局的方案却暗藏致命漏洞。
诸葛亮未能充分考虑荆州四战之地的特性，导致后来关羽失荆州时蜀汉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荆州地处要冲，周边强敌环伺，蜀汉既要防备曹操的残余势力，又要应对东吴的虎视眈眈，防守压力极大。
同时低估了孙权对长江防线的执着。赤壁之战后，东吴立即索要江陵要塞，孙权为了巩固自己的防御体系，对江陵志在必得。而他在战略规划中，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孙权的这一心理，导致在与东吴的外交博弈中处于被动，影响了蜀汉的整体战略布局。
蜀汉灭亡时人口仅94万，不足曹魏443万的四分之一，印证《隆中对》经济预判失误。诸葛亮在规划“跨有荆益”时，对蜀汉的经济承受能力预估过高，没有充分考虑到战争对经济的巨大消耗以及蜀地资源的有限性，使得蜀汉在后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影响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223年，诸葛亮在永安宫接受托孤。此时他身兼丞相、司隶校尉、益州牧等27个官职，这种全能模式导致蜀汉后期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人才断层。
诸葛亮事必躬亲，将大量精力耗费在日常政务和军事事务中，无暇培养和选拔足够的接班人，使得蜀汉在后期缺乏优秀的将领和谋士，难以应对复杂的局势。
郭嘉的谋略建安二年（197年），22岁的郭嘉用10组对比拆解袁绍集团，精准预言其“外宽内忌”“法令无常”等病灶。郭嘉通过对袁绍集团内部的深入分析，从政治、军事、性格等多个维度剖析其弱点，为曹操制定针对性的作战策略提供了有力依据，展现了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分析能力。
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他力排众议提出“轻兵速进”，创下昼夜奔袭200里的古代战争纪录。在北征乌桓的战役中，郭嘉根据敌情和地形，果断建议曹操采用轻装快速的行军方式，迅速突袭乌桓，打乱敌方部署，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种闪电战的战术思想，在古代战争中堪称创新之举，展现了郭嘉灵活多变的战术思维。
郭嘉精准预判孙策“死于匹夫之手”、刘表“坐谈客耳”，背后是覆盖江东荆楚的情报网。郭嘉通过广泛的情报收集和深入的分析，对孙策、刘表等人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模式了如指掌，从而能够准确预判他们的命运和行动，为曹操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体现了他情报工作的卓越成效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官渡之战期间，曹操军粮将尽欲退兵，郭嘉掏出最新密报：“许攸家眷下狱，袁绍拒用奇袭计！”这份情报直接催生了夜袭乌巢的决胜一击。郭嘉在官渡之战中，时刻关注战场动态和敌方内部情况，及时为曹操提供关键情报，助力曹操抓住战机，扭转战局，展现了他敏锐的情报意识和对战机的把握能力。
伟人视角郭嘉“十胜十败论”强调“以少胜多，须攻其不备”，与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理论异曲同工。郭嘉在分析战争形势时，注重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要害部位，以少胜多，这种思想与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理论不谋而合。
1955年授衔前夕，毛主席用三国案例告诫将领：“不要学诸葛亮事事操心，要学郭嘉多谋善断”。毛主席通过对比诸葛亮和郭嘉的优缺点，强调了在军事指挥中应充分发挥参谋人员的作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这一思想对现代军队指挥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结语站在历史长河回望，诸葛亮是儒家文化塑造的完美符号，而郭嘉代表着最纯粹的军事智慧。毛主席的评判标准如同锋利的手术刀——在谋士这个特定领域，"能打胜仗就是硬道理"。当我们拨开《三国演义》的艺术迷雾，终将发现：真正改变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深藏功名的幕后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