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的制造和使用是通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随着中国纸的传播，阿拉伯文版本的古希腊著作流传范围扩大了。
造纸的原材料是亚麻等植物的纤维，亚麻纤维也用于制造亚麻布，因此亚麻碎布也经常被用于造纸。这些材料首先必须在水中捣碎，直到形成纸浆。这种工艺很早以前就在中国发明了，它取代了用桑树皮制作类似纸张的更古老的方法。
中国人制造的、供文士用毛笔书写的纸，对惯用硬笔的人来说并不好用。为巴格达市场供货的造纸商们发现，如果给纸张上浆以获得类似羊皮纸的表面，就能更好地满足使用硬笔的文士的需求。
纸张的引入意味着书籍变得更加便宜，流通更加广泛。到公元900年，巴格达已有100多家商店雇用抄写员和装订员制作书籍出售，不久后，甚至出现了一些公共图书馆。-Pedersen, The Arabic Book .
随着其他地方的书籍销售量不断增加，造纸术向西传播，如表3.1所示。最终，摩洛哥阿尔摩拉维德王国的非斯（Fez）地区也开始制造纸张，有可能是为了满足那里的伊斯兰大学的需求。
公元1085年，摩洛哥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柏柏尔人建立的王朝（1056-1147），为先知阿卜杜拉·伊本·塔什芬建立，在11-12世纪期间统治摩洛哥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后为阿尔摩哈德人所灭。）的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威胁到了半岛上的穆斯林，他们失去了托莱多城，取得该城的西班牙军队可能会继续向南征伐。摩洛哥军队的到来阻止了这一行动，并开启了百多年相对和平稳定的世纪。
西班牙在占领区吸引了一些阿拉伯裔的学者，托莱多成为一个学术中心，在此地穆斯林和犹太学者与欧洲基督徒一起工作。这带来的一个现实结果是当地对纸张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西班牙南部的造纸厂在1151年就已开始运作，这应该并非巧合。
随着造纸术从西班牙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将纤维捣碎成纸浆的费力工作也开始借助机械来完成，人们用水车驱动凸轮轴来操作杵锤。这一度被认为是欧洲特有的技术发展。然而，现在我们知道，在巴格达附近有许多水磨，该地区应用水力造纸比欧洲早至少两个世纪
（表3.1）。
公元1085年托莱多易手，对欧洲基督教地区意义重大，因为该城在伊斯兰统治时期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中心。在托莱多，欧洲人接触到了伊斯兰世界的技术书籍、关于印度医学和印度数字的知识，以及希腊数学著作的阿拉伯文版本。
托莱多
欧洲人能进入这样的知识宝库，首要的功臣可能是英国巴斯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他主要研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和伊斯兰世界的三角学）和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Gerard of Cremona）。
从1150年左右到1187年去世，杰拉尔德一直住在托莱多，他似乎组织了一个由犹太翻译员和拉丁抄写员组成的固定团队，通过他们的努力，大约90本书被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文。在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其他地方也有翻译活动，但托莱多是最重要的中心。
在托莱多城得到研究或翻译的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书籍中，有好几本讨论了机械装置，包括天文仪器和多种类型的水钟。其中一位作者是伊本·哈拉夫·穆拉迪（al-Muradi），他的《思想成果中的秘密之书》（Book of Secrets in the Results of Ideas ）描述了精心设计的齿轮传动系统，其中一些包含了周转齿轮和扇形齿轮。 非常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研究与中国的苏颂制造大钟的时期几乎完全一致。
事实上，穆拉迪的设计之一是一个由水车驱动的时钟，就像苏颂的天文钟一样，但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还不确定。此时还是中国的南宋时期，蒙元西征打开东西方通道在半个世纪之后，但是阿拉伯大食商人来中国经商的已经很多了。
彼时欧洲社会景观中最突出的特点是机械设备和非人力能源的使用程度。水车不仅驱动着无数谷物磨坊，而且还被用于驱动缩绒机，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水车还为纸浆的制备工序提供动力。
在公元1150年后不久，人们发明了立柱式风车，它在研磨谷物或沟渠排水上都很有用。可以说，如果我们将非人类能源的使用视为技术发展的关键，那么1150年的欧洲已经追赶上来，达到与伊斯兰和中国文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
然而，就单个机器的技术发展深度而言（特别是用于纺织加工的机器），以及整体的技术发展广度而言，欧洲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地区，有待于从与伊斯兰地区的交流中吸取经验。
纵观全局，可以说1150年的时候，中国、伊斯兰国家和西欧所代表的三种文化都明显对机械抱有特别的兴趣。虽然欧洲在这方面是最不发达的，但到了公元1300年，欧洲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开始超越超过了其他地区，而且有了新的方向。欧洲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没有中国那样的大一统制度，也正因如此，分割欧洲的小王国中，有许多地方性的创意中心。
下一世纪，就是文艺复兴即将开始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