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的档案文献

凝旋谈历史 2023-06-25 06:20:03

古代埃及档案的制作材料各种各样,有石头、木头、纸草、皮革、陶片、麻布等。从考古发掘得到的材料来看,古代埃及的档案主要有两种:石刻档案和纸草档案。

尼罗河谷东西两侧山峦起伏,盛产各种建筑石材。埃及人就地取材,把文字刻写在石块、石板和石柱上面,形成了石刻档案。由于石刻档案质地坚硬,经受得起大自然的侵蚀,所以能够长久保存。今天,在埃及境内仍然可以看到几千年前人们遗留下来的许多石刻档案。如刻在石碑上的古代埃及王表,金字塔内壁上的经文,神庙墙壁上的铭文以及墓室壁上的民歌,神话故事等等。

纸草是古代埃及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它是一种水生植物,古代盛产于尼罗河沼泽地带,生长在缓流中。纸草形似芦苇,无叶,其三角形的茎干可长到手腕一样粗,高可达3米左右,茎心含有白色淀粉的髓,茎端为细长的针叶,呈伞状四散。埃及人撕去纸草的茎皮,把茎从纵面剖成小薄片,排齐后放在光滑的木版上压平,使之连结,最后磨光晒干成为黄色的纸草纸。书写较长的手稿时,需要把若干张纸草纸粘结,剪齐,写完后把它卷起来,便成了很长的纸草卷,长度可达30到40米。

纸草纸质地柔韧,分量轻,易于书写,逐渐代替笨重的石头,成为古代埃及主要的档案著作材料。纸草档案记载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法律、外交、文学、科学技术等方面,为研究古代埃及乃至古代地中海周围国家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古代埃及的档案文献

依据其不同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文献。古埃及的历朝法老,不仅生前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还幻想死后作阴间的主宰,在来世王国中获得永恒。从古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686-2181年,第3-6王朝)起,每个法老登基后便着手替自己修建陵墓——金字塔。在金字塔内壁上刻有专为保佑法老或王后幸福的丧仪祷词、颂词和咒语,称为“金字塔文”。中王国时代(约公元前2033-1786年,第11-12王朝),类似金字塔文的咒语被写在一般贵族官员的棺木上,作为死者的护符,称为“棺文”。到新王国时代(约公元前1567-1085年,第18-20王朝),这些用于保佑死者在阴间幸福平安的符咒又被改写在纸草纸上,作为一种随葬品,现代学者称之为“死者书”。这三种文献的内容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是现存古代埃及宗教档案文献的主体。

2.年代记和王表。古代埃及最早的年代记是古王国第5王朝(约公元前2458-2345年)编定的《上古埃及年代记》,即《帕勒摩石碑》(因藏于意大利帕勒摩博物馆得名,现仅存部分断片)。石碑两面皆刻有象形文字,载录埃及古王国第5王朝以前诸法老名单,以及每一位法老统治时的大事记,包括当年尼罗河水位的标记。还有《图特摩斯三世年代记》,这是刻在底比斯卡尔纳克神庙墙壁上的象形文字铭文,反映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历次远征的情况,是现存古代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中内容最长和最重要的一种年代记。

保留下来的古代埃及王表中,以藏于意大利都灵博物馆的《都灵王表》最为重要。这部纸草文献记有从埃及有史以来到公元前1200年第19王朝(约公元前1320-1200年)时的埃及全部法老的名字,附有他们在位时的大事记,以及按年代排列的各个法老的在位时间,年月日俱全。第19王朝时期编制的王表还有《阿卑多斯》和《卡尔纳克王表》,但史料价值远不如《都灵王表》重要。

3.经济文献。新王国第20王朝(约公元前1200-1085年)法老拉美西斯四世编制的、而以拉美西斯三世名义发表的《哈里斯大纸草》,记载拉美西斯三世赠送给埃及各神庙全部财产的清单,长达40.5米,是迄今所知传世最长的纸草卷。[3](P69)同属于第20王朝时期编制的《维勒布尔纸草》,是对当时中部埃及地区进行土地丈量的清单,详细记有各地块的主人、面积、租种者的姓名、身份、数量以及应纳租税的数额。这些纸草文献是研究古代埃及经济史的重要资料。

4.外交文献。新王国时代埃及国势强盛,诸法老连年对外用兵,曾与一些交战国订立过停战和约。在底比斯的拉美西姆祭庙墙上,刻有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二世同赫梯国王哈什吐尔在公元前1283缔结的停战和约。和约原文完整保存至今,是现知国际关系史上最早的一份内容比较规整的停战和约。第18王朝法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时代保存在《阿玛尔纳档案》中的外交函件,反映了当时埃及与邻近国家的关系以及埃及在西亚的国际地位。

5.文学作品。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就创造了象形文字,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它们体裁多种多样,有诗歌、神话传说、散文故事、寓言、教谕、传记等等,被记录在纸草纸上保存了下来。关于奥西里斯的神话、《大臣乌尼传》、《魏斯特卡尔纸草》、《普塔霍特普之教谕》、《一个能言善辩的农夫》、《遭难的水手》、《辛努海的故事》、《伊普味陈辞》、《打谷歌》、《阿吞颂歌》、《乌奴阿蒙游记》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6.科学文献。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古埃及人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并留下了天文学、医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记载。埃及人很早就开始观察天体,他们知道水星、金星、火星及其他诸星的位置,并且习惯于把行星和恒星区分开来,甚至能够确定星座图。现今所知古代埃及最早的星座图是在第12王朝(约公元前1991-1786年)时的一座墓中发现的;第18王朝官员森穆特墓的天花板上也绘有这种天文图;优美的星座图和星象表也保存在第19王朝和第20王朝陵墓的天花板上。[4](P358-359)

在医学方面,由于制作木乃伊,古埃及人已了解到人体的构造,积累比较系统的解剖学知识,取得了很高的成就。1930年出版的《史密斯医学纸草》是中王国时代的医学抄本。纸草中系统地叙述了人体的构造,列举了48种病例。第18王朝时编成的《埃伯斯医学纸草》,包含有900医治各种疾病的处方。它不仅记载了各种病痛及感觉,还有治疗方法,堪称为古代埃及的一部医学百科全书。

《埃伯斯医学纸草》

古埃及人在数学方面的知识包括算术、代数和几何三大类。目前已发现的若干古代埃及数学纸草文献,主要有《莫斯科数学纸草》、《德林纸草》和《阿那斯塔西纸草》等。从这些数学纸草文献中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已经掌握了十进位法、算术四则运算,并创造了一些数的象形文字符号,包括分数的符号。代数已能解一次方程,并能精确计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的面积,推算圆周率精确到3.141605。

古代埃及档案文献的保管和利用

古代埃及历朝法老对档案都很重视,在法老的宫廷、宰相官邸和神庙内都分别设有档案库。其中,宰相官邸的档案库对于埃及国家内部的管理起着重要的作用。宰相在古埃及语里称作“捷提”,阿拉伯语译为“维西尔”,是辅佐法老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官职。

维西尔具有“全国的总管”和“大法官”的头衔;同时,他还是国家档案的总保管人,他的大厅或官邸作为政府的档案库保存有“国王的文件”以及全国土地登记册。[5](P32)从维西尔的各种头衔可以看出,掌管档案在古代埃及是一项很重要的职务,它在好几个方面都和土地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切土地都必须在维西尔官邸登记;一切由法老赐予的土地执照必须由维西尔官邸颁发;一切关于土地的诉讼必须由维西尔审理。可以说,维西尔掌管档案实际就是代法老掌管全国的土地。

古代埃及的神庙档案库由祭司掌管。神庙档案库不仅保存档案,还保存图书。库藏包括关于管理神庙土地及其它财产的经济文献,祭司组织的行政文献,如公务文书、信件、遗嘱、祭司和人员登记表、向神庙缴纳贡赋的报表、日记、统计表、收据等,以及关于各种文学作品的本文及编年记等。

石刻档案和纸草档案保管方式有所不同。在古代埃及,神庙建筑出现之前,刻在岩石上的铭文档案都是露天放置;神庙和一些大建筑物兴建起来后,在它们的墙壁、石柱、方尖碑(一种方柱尖顶的纪念碑)和塔门(因庙门建在成对斜壁的巨塔之间)上,都刻有象形文字铭文。纸草档案一般保存在神庙或宫廷的档案库里,通常根据档案的不同内容,分别装箱,并对档案进行初步的编目。

考古学家在埃及南部的埃德夫神庙档案库中发现,在2只箱子里装有天文档案,在另外22只箱子里装的是宗教档案;神庙墙壁上刻有一份祭司体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简化的草体文字)的书名目录,可以按照书目查找箱内的档案。[6](P124)在古代埃及,文字和档案都掌握在以法老为首的统治阶级手里,只有法老、贵族、官吏、祭司和为他们服务的书吏才有权利用档案,一般平民百姓和奴隶中很少有人知书识字,根本无权利用档案。

古代埃及统治阶级对档案文献的利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利用档案文献处理国内事务。首先是利用档案文献提高法老的威信,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甚至不惜伪造档案。第18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继承王位时年仅10岁,由其后母哈特舍普苏特摄政。哈特舍普苏特野心勃勃,并不满足摄政之名,不久便独揽王权,虚构了太阳神阿蒙使其母亲怀孕而生她的神话,并把这个内容雕刻在底比斯神庙墙壁上,以此证明她的王位的合法性以及神的来源。

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约公元前305-30年),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70万卷,大部分是用希腊文写成,其中有不少是从别国收集来的档案和手稿,几乎囊括了古希腊的全部著作。亚历山大图书馆奠定了该城成为当时世界文化和科研的中心地位,托勒密王朝的声望随之也得以提高。

同时还利用档案文献征收赋税、审理案件。《莱丁纸草》记载有中王国末期埃及官吏向农民逼交租税的情况:“王家的官吏盘腿坐于席上,面前摆着纸草卷,一个个农民都来交税算帐。一些箱子里放着征税表格,上面填着农民的姓名、土地数量、牲畜头数……,另一些箱子里放着农民欠债的表格。交不起税或不能还债,官府派人去催并逮捕他们,或用棍棒把他们打个半死。”[7](P392)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繁重的额赋税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档案完全被统治阶级用作盘剥埃及农民的工具。

在萨卡拉出土的属于第19王朝一个名叫麦西的人的墓中发现有诉讼铭文。麦西幼年丧父,其父留下一块作为遗产的份地。他的亲戚想瓜分这块土地,不让麦西的母亲耕种。麦西的寡母就告到维西尔那里,通过查看档案,证实了她本人对这块土地拥有的一份所有权。可见,古代埃及妇女和男子一样有权继承遗产。

第二,利用档案文献为外交政策服务。

新王国时代,埃及在西亚各属地都设有外事机构,用以收集各种情报,并将所收集到的情报与档案材料加以对照,然后对其外交政策作以调整或改变。从“阿玛尔纳档案”中的外交函件可以看出,法老为了保持埃及在西亚各地区的优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使用外交手腕和用黄金笼络的方法,而不是付诸武力。

第三,利用档案文献发展科学和编纂历史。

古代埃及的科学技术是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埃及各地发现的医学纸草和数学纸草,都证明了档案曾被古埃及人用作积累科学知识的重要工具。但档案更多的是被用来编纂历史的。

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统治时期,埃及祭司曼涅托通晓古埃及语和希腊语,应托勒密一世的要示,得以出入埃及国家档案库,用希腊文撰写了一部包括30个王朝的《埃及史》,把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成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个时期。

遗憾的是,原书早已失传,仅在后人的一些著作中保留有断片,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古代埃及历史发展的基本系统。曼涅托划分古代埃及历史为三个时期,这一分期法大体为后人所采纳,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见,古代埃及历史的编纂,是离不开档案史料的。在埃及考古发掘出来的许多重要档案文献,《帕勒摩石碑》、《莫斯科数学纸草》和《莱丁纸草》,都不是保存在档案出土国埃及的开罗博物馆,而是分别保存在意大利的帕勒摩博物馆、俄罗斯的莫斯科博物馆和荷兰的莱丁博物馆,并都是以这些国家的博物馆来命名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18世纪到20世纪的150多年中,在埃及境内发掘出来的大量档案和文物,大部分落在8个西方列强的15个博物馆之中。

综上所述,古代埃及的档案文献真实地记录了古埃及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在奴隶制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古埃及人的档案保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促进了古代埃及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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