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朝鲜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

建立元朝后，高丽一直都是元朝的“驸马之国”（拓展阅读：）。明朝时期，双方更是一度维持着“恩同父子、义则君臣”的密切关系（拓展阅读：）。

《南汉山城》剧照

不过，明清易代的现实与“剃发易服”（拓展阅读：）的推行，使得朝鲜各阶层的“中国观”出现了微妙变化。

尽管两国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但在文化与思想领域的交流几乎全面停滞了。鸦片战争之后，两国关系渐行渐远，朝鲜人的“中国印象”变得更为负面。

20世纪初，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朝合并条约》。至此，朝鲜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伴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朝鲜半岛不得不接受“南北分治”的命运。直到今天，韩国依然处于美军的管制之下。

韩国影视作品中的袁世凯

延续几百年的“悲催史”以及与生俱来的“地缘劣势”，使得今天的韩国人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进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悲情主义”，催生出了一系列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怪相”。

那么问题来了，韩国“历史悲情主义”的滋生都经历了哪些“激荡历程”？这种“悲情主义”都催生出了什么样的“怪相”？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示威的韩国民众

清崇德元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沈阳）祭天“践天子位”，定国号为“大清”。

同年年底，他以“朝鲜没有派遣使者前来庆贺”为由，亲率八旗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讨伐朝鲜的战争，朝鲜史书称之为“丙子胡乱”。

八旗铁骑大军一路势如破竹，逼得仁祖李倧只能狼狈逃至南汉山城避难。在苦苦支撑了四十多天后，弹尽粮绝的他选择出城投降，并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臣服。至此，朝鲜沦为了清朝的“藩属之国”。

《南汉山城》中的仁祖李倧

1）为什么要“北伐”？

顺治六年（1649），仁宗李倧因病暴卒。同年八月，仁宗的嫡次子李淏（1619—1659）在接受清廷册封后，成为新的朝鲜国王，史称孝宗。

据朝鲜史书记载，他“自幼气度豁达，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喜嬉游，举止异凡”，深得父亲的赏识。

在他前30年生涯中，不仅亲身经历了八旗铁骑对朝鲜的两次武力征讨，还在“丙子之役”结束后，被迫与长兄昭显世子等人“入质”沈阳，度过了长达8年的质子生活。

这段屈辱史，让李淏在内心深处对清朝充满了敌意。因此，在他即位后，不仅一直将“反清”视为己任，甚至打算兴兵北伐，“一扫前耻”。

电影《凤伊金先达》中的孝宗形象

2）养兵千日，为北伐做足准备

顺治七年（1650），孝宗任命李时昉为守御使，负责整顿与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次年，他任命李浣为御营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御营厅，即守卫都城的禁卫军力量。

截至顺治九年（1652），御营军的人数已经扩充至21000人，并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顺治十年（1653），孝宗再度任命李浣为训练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训练都监，即负责拱卫都城的中央军营的武装力量。

一年以后，这支军队的规模从5000余人扩充至7000余人。据说孝宗一度计划将队伍扩充到10000人，但因财政困难最终未能成型。

同年，他将遭遇台风，被迫流落到济州岛的荷兰水手们编入禁军，命令他们为朝鲜研制火器。在荷兰水手的指导下，朝鲜在三年后研制出了“新制鸟铳”。

《南汉山城》中的朝鲜官兵

另外，孝宗还对直辖的禁军进行了整编与扩充。具体而言，他将禁军三卫，即内禁卫、兼司仆、羽林卫合并为“内三厅”。与此同时，他将600余名禁军全部改编为骑兵，并一度计划将禁军扩充到1000人。

在备战的同时，孝宗还对南明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甚至一度打算派遣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的相关事宜。

遗憾的是，因清朝使团到达朝鲜，使得这一计划最终不了了之（拓展阅读：）。

1658年的南方局势

3）什么是“北伐论”？

顺治十五年（1658），朝鲜组建了一支名为“别破阵”的炮兵部队，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遗憾的是，就在这一年，孝宗最为倚重的能臣金堉（1580—1658）于九月初五日因病去世。

为了筹划北伐事宜，他重新起用宋时烈（1607—1689）、宋浚吉（1607—1673）等“反清派”士人入朝为官。其中，宋时烈被任命为吏曹判书，宋浚吉被任命为兵曹判书。

宋时烈，朝鲜著名政治家和学者，主张尊崇明朝和排斥满清，提倡尊周义理论

顺治十六年（1659）三月，孝宗特意单独召见宋时烈，并向他和盘托出了自己的“北伐计划”。

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在朝中大臣当中，只有宋时烈“是唯一值得共同商议北伐事宜的人”。

孝宗认为，清朝的统治将会很快陷入崩溃。

首先，皇太极兄弟众多，但顺治帝兄弟稀少；其次，皇太极治下一直人才济济，但如今的清廷重臣大多是资质平庸之辈；第三，皇太极崇尚武事，当下的清朝日益汉化，武事渐废；第四，顺治本人“虽曰英雄，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

对于北伐的可行性，孝宗给出了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北伐一定会得到中原豪杰义士会群起响应；其次，清朝不尚武事，辽沈防备空虚；第三，朝鲜向清廷所贡岁币都在辽沈，北伐期间可资军用；第四，丁卯、丙子胡乱后，清朝境内有数万朝鲜俘虏，他们可以成为内应。

另外，孝宗还计划在“十年之内，培养精锐鸟铳兵10万人”。这样，一旦清朝爆发内乱，朝鲜就可以迅速集结重兵越过山海关，南下进攻清朝。

不过话说回来，清朝前期的八旗军，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

但令孝宗倍感失望的是，宋时烈自始至终都在重申“格、致、诚、正”与“养民足食”的重要性，对自己的“北伐论”并不感冒。简言之，这场对谈并未取得他想要的结果。

四月，愤懑不平的孝宗的鬓角上长出了一块可怕的脓包，并在不久后蔓延至脸部“不能开眼”。一个月后，“壮志难酬”的他带着抱憾离世。不久，世子李棩（1641—1674）即位，即朝鲜显宗。

对于“北伐论”，韩国学者车文燮认为：

“孝宗是一位平生专念北伐、努力扩充军备的君主。但不仅国际局势没有好转，而且作为后盾的财政也亏空，所以，朝臣们主张现实的财政重建优先于军备，与孝宗意见不合，这种乖离现象不时出现，而北伐之意也未能实现”。

朝鲜所绘“天下总(揔)图”

不可否认的是，朝鲜的君臣和百姓们，始终从内心深处瞧不起清朝这个“蛮夷宗主”。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朝鲜知识分子们对本国与清代中国的认识，都发生了微妙变化。

1）朝鲜“中国观”的变化

尽管双方的朝贡往来延绵不绝，但很多朝鲜知识分子不仅不认可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一些人甚至还以“中华正统”自居。

比如学者李种徽（1731—1797）认为：

“朝鲜自箕子用夏变夷之后，即已成为华夏”，“尽管新罗和高丽一度沦为夷狄，但如同中原王朝经五胡乱华仍为中国一样，朝鲜的东夏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李种徽著《修山集》内页

在清廷推行“剃发易服”后，一些朝鲜知识分子认为，“出生在清朝是一种不幸，出生在朝鲜是一种幸运”。

比如学者金元行（1702—1772）认为：

“人不为女子而为男子，不生于今之中原而生于我东，肢体完具而不病，耳目聪明而不塞，顶天立地好个身，岂可虚过了一生？须识得为人之道，行得为人之事，方是真个人。”

金元行，朝鲜肃宗、英祖年间的学者。字伯春，号渼湖，谥号文敬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层面的“优越感”，逐渐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大国意识”。

比如学者尹愭（1741—1826）认为，只有朝鲜“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

坦诚说，这种自大心态不仅造成了普通朝鲜人对清代中国的无知，也显著助长了他们对本国文化的“过度自尊”意识（拓展阅读：）。

清《万国来朝图》中的朝鲜使团

进入19世纪中叶，朝鲜逐渐沦为了列强蚕食的对象。

面对国家惨淡的境地，越来越多的朝鲜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华文化”是导致朝鲜衰落的罪魁祸首（拓展阅读：）。

对于甲午战争中清朝遭遇的一系列惨败，朝鲜《独立新闻》认为，“主要原因是未能实现文明化”。与此同时，文章言辞激烈地指出，“对于中朝两国而言，儒学和中国古书都是有害的东西”。

在全盘否定中华文化的同时，“中国人”也迅速沦为了朝鲜各阶层肆意抨击的对象（拓展阅读：）。

比如《独立新闻》曾发表专题文章，批评中国民众“性格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为国献身之心，即使受人贱待也漠然不知，受人蔑视也毫无怨言。”

浮世绘作品中的“平壤陷落”

光绪二十一年（1895），朝鲜政治家俞吉濬（1856—1914）出使日本。在从伊藤博文口中得知“有中国百姓愿为日军提供劳役”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若哉！人民之无自立之气如是哉！清国之民，自来若是，故汉人所谓四夷八蛮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国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顺受而君事之，自晋魏以来至于今日也。”

甲午战争结束后，他更是“完全倒向了日本一边”，成为了铁杆“亲日派”，直到晚年也依然与日本处于游离的“半合作状态”。

俞吉濬（1856—1914），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

2）北方领土意识的萌芽

伴随着朝鲜各阶层“中国观”的微妙变化，一些知识分子们对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给予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关注，进而滋生出了“恢复旧疆”的强烈愿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们甚至对“北伐论”进行了“癫狂式”的完善与优化。

比如学者成海应（1760—1839）认为，“恢复旧疆的关键，在于迅速占据辽东”。具体而言：

朝鲜军队北伐时，应该遵循水陆并进的原则。水路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直捣京津地区；陆路从辽东出发，沿山海关南下。北伐成功后，朝鲜可以拥立明朝皇室后裔为帝，朝鲜退守东藩。

成海应著《研经斋全集》内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北伐论”再一次在朝鲜境内甚嚣尘上。

学者申箕善认为，北伐成功后，朝鲜可以拥立明朝皇室后裔为“中国皇帝”；另一位学者金平默则认为，倘若孝宗北伐成功，将是“孝宗称帝，而非复兴明朝”。因此，“朝鲜人应该有此种觉悟，尽早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不得不承认“朝鲜独立”。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朝鲜高宗李熙“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拓展阅读：）。

高宗李熙（1852—1919）

用发展的眼光看，“大韩帝国”的建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列强对朝鲜半岛的侵略，但朝鲜人民从未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独立。

可即便如此，不少朝鲜知识分子依然兴致盎然地表示：

“在经过十年努力之后，大韩帝国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还能像日本一样击败中国”。

一些人甚至认为，“大韩帝国在击败中国后，不仅要将整个东北据为己有，还要要向中国索要八亿元的战争赔款。”

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学者李沂居然天真的建议日本，“在控制东北后，将东北划为三部分。其中，东部归日本，西部归中国，南部归韩国”。

“遗憾的是”，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大韩帝国”在1910年便画上了休止符。至于朝鲜知识分子们的“中国野望”，更像是一个荒唐的笑柄。

《日韩合并条约》内页

实际上，在进入1905年以后，“大韩帝国”已经沦为了日本的傀儡。

面对国家的惨淡局面，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通过结社、舆论、集会等方式，意图启发民众的自立自强精神，加强民众的团结意识，最终实现“独立自主”——这便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启蒙运动”。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历史学成为了知识分子们启发民族主义精神的重要工具。

其中，以申采浩、朴殷植等为代表的民主活动家们，以高句丽政权为中心，重新构筑了新的“朝鲜历史”体系，即所谓的“北方史观”。

申采浩，朝韩两国公认的伟大历史学家和独立运动家，主要著作有《历史新读》和《朝鲜上古史》

1）“地图开疆”的初次尝试

为了充分激发朝鲜民众的民族自信心，申采浩（1880—1936）不仅喊出了“韩民族得满洲（东北），韩民族则强盛；他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则劣退”的口号，还以此为基础炮制出了“高句丽旧疆收复”论，即“将东北视为朝鲜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这些人还炮制出了一系列“朝鲜民族侵略中原王朝”的“光荣历史”。

在他们的笔下，古代朝鲜和高句丽都是“与古罗马一般的大帝国”，匈奴、女真、蒙古、鲜卑、满洲等北方民族，都成为了朝鲜民族的“同族”。

全盛时期的高句丽疆域

大约在1924年，申采浩开启了《朝鲜上古史》的创作工作。从1931年开始，该书在《朝鲜日报》上陆续连载。

在《朝鲜上古史》中，“朝鲜的开国君主”檀君成为了“征服英雄”，整个中原地区都是他“统治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史中的帝喾、帝尧、帝舜“都是檀君任命的朝鲜五部的长官”。

在介绍高句丽、百济与新罗的历史时，该书着重强调了“三国”对中原王朝的“侵略事迹”。比如申采浩认为，福建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百济曾一度占领了我国的山东、浙江一带。

《朝鲜上古史》韩文版内页

至于多次到访过中国，并向康有为等人系统学习过今文经学的李炳宪，提出的观点更为夸张。

具体而言，伏羲兴起于长白山，“伏羲与舜以及金、清等朝代的历史，是朝鲜民族先后四次占据中原的历史”。他还认为，“满清不是夷狄，而是值得我们称颂的对象”，“若主之正，莫尚乎满清”。

在今天看来，这些学者们之所以一再肆无忌惮地“再造历史”，本意就是想给饱受欺凌和压迫的朝鲜民众们“打一针鸡血”。

坦诚说，对于一个处于生态位劣势的民族而言，要想重新提振民众的自信心，首当其冲需要给他们灌输一段“伟大的历史”。

由此可见，这些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再造史”，本质上就是“在特殊时间、特殊背景下孕育出的特殊产物”而已。

对此，我们只需一笑了之即可，没必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予以理睬和辩驳。

长白瀑布

2）对“慕华思想”的严厉批判

进入20世纪以后，申采浩对长时间流行于朝鲜半岛的“慕华思想”进行了激烈地批判。

在他看来，在高句丽、新罗、百济并存的“三国时期”以前，“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以中国为仇敌”；但从三国以后，“几乎所有的朝鲜人，都以收藏汉文书籍，学习汉文化为荣”。

其结果就是，“朝鲜国粹被埋没，汉土风教夺去了韩国国魂，人民充满奴性，国家长期陷入奴隶境地。”

高句丽、新罗与百济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人在大肆否定中华文化的同时，还频繁强调“中国的古代文化源自朝鲜文化”。

比如申采浩认为：

“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东西，很多都源自朝鲜文化。只是到了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境内狭隘的国粹主义盛行，使得尊尚朝鲜的学说不能流传于世”。

李炳宪的观点更为夸张，他不仅认为“长白山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还认为“世界文明都起源于朝鲜半岛”。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汉字起源于朝鲜”。具体而言：

“凤凰从东方君子国、即朝鲜衔来图纸，黄帝得到后依样制作了汉字。中华万世的文明事业，总的来说不过是东方的一神鸟为其定了指针，开了运路而已”。

1949年的韩国首尔，依然是满城汉字

3）对“事大主义”的批判

在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奉行着“事大叫邻”的外交政策。所谓“事大”，里面囊括了称臣、纳贡、尊崇中华文化、以藩属自居等内容。

进入近代以后，中朝双方朝贡制度中不平等、不符合近代习惯的礼仪制度与朝鲜日益增强的国家主权观念之间的冲突日渐加剧。尤其是在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条约以后，原有的朝贡体制出现了裂痕。

甲午战争结束后，朝鲜取得了“独立”地位。因此，在各界大肆“庆祝独立”的同时，官方在第一时间就拆除了为迎接清朝敕使特意修建的“迎恩门”，并将之改建为“独立门”。

朝鲜英祖（1694—1776）在迎恩门前“郊迎”清使阿克敦

与此同时，朝鲜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向“事大主义”全面开火。

实际上，对事大主义的批判，同样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比如申采浩号召朝鲜民众们，“做二十世纪的新国民，昭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

于是，朝贡、册封制度中存在的礼仪层面上的不平等因素被无限扩大，甚至还出现不少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

比如朝贡制度被形容为“将本国的财宝献给中国，还要用金银财宝来招待中国敕使”的耻辱行为。

对于清朝，朝鲜一直都是“口服心不服”

但是，又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了。在强调国家独立性时，“宗藩关系”会被这些知识分子们形容为“毫无实质意义的礼仪关系”。

但在强调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压迫”时，宗藩关系的不平等性又被形容得非常实际，被视为“殖民关系”的一种体现。

一言概之，在当时的朝鲜知识分子们看来，朝鲜一直奉行的“事大主义”与中朝两国的“藩属关系”，是朝鲜的耻辱史。

因此，要想提振民族士气，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还要批判“事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批判中国”倒也显得在“情理之中”了。

《大韩每日申报》编辑部

4）日据时期的“排华”浪潮

进入20世纪20—30年代，朝鲜各阶层“蔑视中国”的情绪，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1928年，语言文学学家魏建功在首尔担任京城帝国大学的中文讲师。在任教期间，他多次亲身目睹了朝鲜人对华侨的肆意欺侮：

“朝鲜人见到华人就寻衅，故意碰打或嘲骂；华人在偏僻的胡同里走路，经常遭到群殴，被骂妈啦格口更是家常便饭。”

对于朝鲜人“排华”的原因，魏建功认为“主要是经济因素”，即“中国人到朝鲜抢夺了当地人的经济利益”。

魏建功（1901—1980）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之一，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

对于这一情况，朝鲜诗人李相殷做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敏锐地注意到：

“越是年轻的朝鲜人，对中国人的侮蔑感情越是强烈”，“比如朝鲜儿童遇到华人后，会唱起‘中国人，清国奴，咪啦，咪啦’的侮辱性儿歌。”

他进一步指出，“朝鲜人仇视华侨的大部分原因，在于韩国人自身”。

比如大部分朝鲜年轻人们接受的都是日式殖民教育。因此，“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形象，几乎不可能是正面的”（拓展阅读：）。

京城神社，从 1935年起，日本就强制要求朝鲜学生参拜神社

当然，“朝鲜知识界在树立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对中朝关系历史的改造，是排华思潮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提振民族士气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文化运动，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

不过，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文字，显然不符合日本利益。因此，他们只能从“与古代中国有关的部分”入手，将这一部分历史进行“再造”，旨在刺激民众的民族意识。

换言之，朝鲜人不敢将怨恨发泄到日本人身上，因此只能将之发泄到华侨身上。

对于这一现状，日本方面倒是喜闻乐见。在他们看来，“批判中国”不仅对日本无害，还可以冷却朝鲜对中国的感情，因此一直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年轻人对中国的嫌恶和蔑视心理日益加深。以至于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韩国年轻人，对中国充满了偏见。

宣传“内（日本）鲜一体”的海报

在韩国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一个具有很强社会影响力的“学术分支”，即“在野史学”。

所谓“在野史学者”，指即未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规历史研究机构任职，但一直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的非科班学者。

二战结束以后，以李丙焘（1896—1989）、申奭镐（1904—1981）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者”尽管在韩国史学界处于主导地位。

但在韩国民间，已经涌现出了以崔栋（1896—1973）、文定昌（1899—1980）、李裕岦（1907—1986）等为代表的非科班出身的“民族主义史学者”。

1） “在野史学”与《桓檀古记》

实际上，早在日据时期，“在野史学家”的活动就已经较为活跃。

日本战败后，这些人开始深入研究朝鲜古代史，撰写和出版历史著作，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

比如文定昌认为，“韩国本来拥有20多万卷史书，其中大多数是与檀君朝鲜有关的书籍，但都被日本殖民者销毁了”。

在野史学家认为，中日两国“毁掉”了朝鲜古代史

1976年10月，文定昌与李裕岦等人共同筹建了旨在“恢复国史”的“国史恢复协议会”。

简单地说，“国史恢复”主要集中在檀君和檀君朝鲜领域，其中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证明檀君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在野史学家们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书。

不过，将《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书“是否视作信史”，一直都是韩国正统史学和在野史学的分水岭。

所谓《桓檀古记》，据说是太白教教徒桂延寿于1911年所编。1949年，他将书稿交给弟子李裕岦，并嘱咐他“到庚申年（1980）再将此书公诸于众”。因此直到1979年，《桓檀古记》才正式影印出版。

韩文版《桓檀古记》

《桓檀古记》共分为三圣记、檀君世记、北夫余记和太白逸史四大模块。其中，“三圣记为假托新罗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著”。

该书不仅认为“檀君朝鲜”是真实存在的，还认为在檀君之前，“存在桓国（桓因）与神市（桓雄）两个时代”。

但需要指出的是，《桓檀古记》中的很多记录，都有着极其浓郁的神话色彩。比如该书认为：

“檀君是太阳神之子桓雄与熊女结合而生，在位1500年，后来主动退位并隐居于阿斯达山做了山神，活到1908岁。”

由此可见，这些书目并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信史”。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韩国人对《桓檀古记》中的记录深信不疑。

韩国绘作中的檀君

2）“在野史学”暴论赏析

朴正熙（1917—1979）上台后，韩国经济快速步入正轨，缔造了“汉江奇迹”。

基于巩固统治与提振民众自信的双重需要，韩国政府不仅提出了“民族主体性”的口号，还推行了带有复古主义内涵的文化政策。

于是，《桓檀古记》中的“三圣朝时代”被正式纳入“上古朝鲜史”。与此同时，凡是主张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都有可能被扣上“殖民史学者”的帽子。

朴正熙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野史学家们发表的“学术观点”，变得越来越离谱。

比如一些“在野史学家”认为，“桓国”曾经统治着以天山为中心的整个欧亚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朝鲜帝国史》封面

由金珊湖主编、出版于1994年的《大朝鲜帝国史》，更是将这一观点推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在该书开头，金珊湖就着重强调：

“韩民族的祖先在公元前8000年从帕米尔高原远涉迁移到了半岛，途中催醒了东北的红山文明，哺育了中原的黄河文明”。

“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韩人东渡日本，创造了日本文明”，“可以说，韩国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

《大朝鲜帝国史》绘本内页

该书还认为：

“鲜卑、燕、契丹、金、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都是韩民族征服中国后建立的、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国家”。

“伏羲、少典、九黎、蚩尤等上古人物，实际上都是“韩民族的先祖”。

“黄帝是蚩尤天皇时的官名，轩辕为反抗倍达韩国的殖民统治而发动战争，结果被蚩尤天皇所打败，蚩尤天皇任命轩辕为黄帝，相当于诸侯。”

《大朝鲜帝国史》绘本内页

一些在野史学家们不仅认为“三圣朝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还认为“这些国家都曾经统治过中国大陆的全境或一部分”。

具体而言：

一些韩国在野史学眼中的高句丽

由林均泽主编的《韩国史》中，将“地图开疆”发挥到了极致。

在书中，百济不仅控制着整个朝鲜半岛，华北大部与西藏也被纳入进了版图。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在内的长江以南的大片区域，被纳入到了新罗版图。

百济以北的大片领土，均成为了高句丽的领土。至于唐朝的疆域，仅局限在云南、四川的部分地区。

在描述高丽历史时，高丽疆域北起远东部分，南至云南，是“东亚版图最大的国家”。

同期的北宋，只是个“统治着两广、福建、湖南等几个省的小国”，契丹（辽）的位置被“平移”到了大西北。

林均泽主编《韩国史》的“三国时代”，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3）历史教科书的微妙变化

2009年，韩国拟定了新版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基准方案，进一步增加了关于“韩国正统性”的相关内容。

关于古代朝鲜的起源，教科书认为是“檀君建立的古代朝鲜”而非“箕子朝鲜”，还刻意淡化了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各方面影响，否认“曾是中原王朝藩属”的事实，“旨在突出韩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

在叙述高句丽历史时（拓展阅读：），教科书中如是写道：

“5世纪末，高句丽占有了包括朝鲜半岛和辽东在内的大片东北土地，作为东亚强国而名扬天下”。

“宋朝、契丹（辽）、高丽成为各地域强大的统一王朝，主导了东亚世界，形成了多元的国际秩序”。

壁画中的高句丽骑兵

另外，诸如“古朝鲜的势力范围，曾以东北和韩半岛北部为中心”、“在东北地域产生了夫余和高丽”、“渤海国的建立，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统一的新罗和渤海分治的南北两国的形势”等有着极强争议性的内容，可谓比比皆是。

坦诚说，这种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做法，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历史的阴影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巨大压力，使得韩国民众对于周边大国的一举一动，都显得极为敏感。

毕竟，“韩国自古以来一直夹在大国之间，进而滋生出了较强的受害者意识”。

实际上，直到今天，韩国已然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但这种微妙的“受害者意识”丝毫没有出现明显减弱态势。

比如很多韩国人认为，“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都没安好心，韩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唱歌的韩国总统尹锡悦

就拿中国来说，他们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充满了疑虑和不安”，甚至会担心“崛起后的中国，是否会恢复传统的朝贡体系、成为亚洲大陆的霸主”。

由此可见，流行于韩国百年的“改写历史”思潮，本质都是为了塑造民族形象，提升民族凝聚力，舒缓“再度失去独立性”的恐惧感。

不过，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倘若再拿“我的祖宗有多阔”来弘扬民族自信，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