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识中医
我们中国的“方剂学”，其实就是研究怎么把几味中药科学、合理地组合在一起，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个学问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最早最早在原始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有些草啊、树皮啊可以治病。那时候都是靠经验，哪家人吃了哪个植物病好了，大家就记下来。起初都是用一味药单独来用，后来慢慢发现，如果几味药一起搭配，效果会更好，这就是最早的“配伍思想”。比如在《左传》里就记载了用鞠芎和曲麦一起治吃了河里鱼后拉肚子的问题，这是我们最早看到的“方剂”的影子。
到了先秦和两汉时期，特别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这本书，它是我们目前见到最早的方剂文献，里头记载了189个方子，其中110个还是单味药，也能看出那个时代正处在从“单方”向“复方”过渡的阶段。
再来看一部很重要的经典，《黄帝内经》，这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它虽然只收录了13个方子，但其中已经涉及到多种剂型了，比如汤剂、丸剂、散剂、丹剂、膏剂、药酒等。更重要的是，《内经》不仅讲治病的方法，还系统地总结了治病原则、用药规律、方剂组成的逻辑，这些内容对后来方剂学的理论发展影响非常大。
东汉时期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大人物，就是张仲景。他写的《伤寒杂病论》可以说是中医方剂学的奠基之作。书里有314个方子，每个方子都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么配，怎么用，效果也确实好。很多我们现在熟悉的方子，比如桂枝汤、麻黄汤、四逆汤，都是从他那里传下来的。有趣的是，张仲景不仅在配方上讲究，在剂型的选择和加工方法上也有很多创新。像他用“桂屑着舌下”来迅速吸收药效，这就是舌下含片的前身；还有用蜜调药做成膏状或者丸状，甚至肛门或阴道用药的方式，在他书里都有体现。
到了晋唐时期，又有一位厉害的人物——葛洪。他的《肘后备急方》收录了一千多个方子，非常实用，主打一个“简便验”。比如他记载的用“青蒿一把，水榨汁喝”来治疟疾，就是后来青蒿素研究的来源。他强调药材要就地取材，哪怕走在田间小路边，也能捡到药材，实在接地气。
唐代的大医家孙思邈写了两部大书，《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书里不仅讲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各种方剂，还很重视饮食疗法和养生美容方，是一个真正全面的“生活中医百科全书”。再比如王焘写的《外台秘要》汇集了6800多个方子，收录了很多早期散佚的民间好方子，对传染病的治疗也很有建树。
宋元时期，政府也开始参与编写方书了。比如北宋官方编的《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一本收录了一万六千多个方子，一本快两万方，几乎把当时能收的方子都收进来了。而另一部重要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虽然只有788个方子，但因为是官办药局制定的，很多都成了标准方，影响特别大。
这个时期还有个重要的理论突破，金代的成无己首次系统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理论，用来分析方剂中各味药的作用分工，比如哪味是主药（君），哪味是辅助、协调作用的（臣、佐、使），这个理论对后来的方剂理论影响非常深远。
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的医术和方剂思想各有千秋，比如刘完素主张寒凉派，朱震亨讲滋阴，张从正提倡攻邪，李杲强调健脾补土。他们都在自己理论体系下创造了很多实用方剂，推动了治法的多样化。
明清时期，方剂学到了一个高峰。书越写越多，比如《普济方》收了六万多个方子，是目前发现记载方剂最多的古籍。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开始有人专门研究“为什么要这么配药”，探讨组方背后的原理，比如吴昆写的《医方考》，专门分析每个方子的作用机制和变通方法，算是方剂理论的专书。
分类方法也越来越系统，比如张景岳提出的“八阵”，程钟龄的“八法”，汪昂的《医方集解》更是按治法、病因、科别来分类，首开先河，建立了综合分类的方法。尤其像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专为温病设计方剂，对发热、咳嗽、气促等各种温病阶段都一一对应，至今都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到了近现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的研究更系统、深入了。我们对古代的方书进行了校注和整理，还出版了像《中医方剂大辞典》这样的大型工具书，收录了九万多个方子，是目前最全面的一部方剂工具书。同时，各大中医药高校也编写了不同层次的方剂教材，帮助学生系统学习。
中医上千亿次药量还不知何写教人写药量
中医好历害的80个.喜欢看自己孩子病的越久越好算不算变态，中医這点做到啦。能天天出來宣传大家要做喜欢看自己孩子病的越久越好算不算变态呢，这点中医还是做到啦。你要是说喜欢看自己孩子病的越久越好是不对，那他们就会说你不爱国，汉奸等等。这点中医们也做到啦。(只有药有效才配讲药量.药都无效还有必要讲什么药量吗。中医是药有效又吃的越多效果越大之下还非要无理由限制药量，那不是喜欢病的越久越好吗，吃一克10天安全治好，你咋知道不会吃二克立刻就安全治好。你为什么不开二克而非开一克，這不是喜欢病的越久越好是什么，再配合医者父母心，是不是中医是喜欢看自己孩子病的越久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