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耿姗姗 耿显榜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江城武汉，素有“华夏腹心、九省通衢”之称。1926年底至1927年夏，国民党政府和中共中央机关分别由广州和上海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活动的中心枢纽。在这个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上，毛泽东和董必武作为中共一大代表、两湖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再次在江城握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农民运动鼓与呼，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不仅直接点燃了大别山的革命烈火，而且有力地推动着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故而有“南陈北李，两湖毛董”之说。

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教育培训农运骨干，发展农民武装，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董必武的共识，也是他们身体力行、奔走呼号、竭力推动的伟大事业。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不久，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武汉，在汉口设立中央农委办事处。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目前农运计划》，指导鄂、豫、赣、湘、川、皖等省的农民运动。为适应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农运干部的新形势，他借鉴在广州接办第六届农讲所的经验，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提出在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得到董必武的全力支持和积极响应。

这时的董必武，身兼国共两党数职，在全国特别是在武汉威望高、人气旺。在国民党二大上，他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被派驻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随后又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和国民党湖北省委常委等职。董必武于1926年12月15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问题，决定拨经费1.6万元。会后，他又函请湖北政务委员会拨原私立政法学校为农讲所校址。董必武还亲自为农民运动讲习所选送学员、介绍军政教员。由于董必武的全力支持，才冲破了蒋介石的阻挠，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于1927年3月在武汉按期开学。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后，毛泽东聘请董必武为农讲所顾问和特邀教员，多次请他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作专题报告。

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包括北伐军中的一些军官也强烈不满，积极参与到镇压农民运动中来。董必武利用所担任的国共两党职务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3月2日，董必武针对地主豪绅在阳新等地杀害农运干部的事件，召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紧急会议，讨论援救阳新、监利惨案的办法。按照会议决定，省党部会同省农协等组织共同派出专人和两个连的军队开赴阳新，镇压豪绅暴乱，并发动群众，召开公审大会，枪决要犯10多人。这次行动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长了工农群众的革命斗志，阳新农会会员由数万猛增到30万，成为全省农会会员最多的一个县。

为了更有力地支持农村的大革命，镇压土豪劣绅的破坏活动，董必武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会议，制定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和《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并决定提交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批准施行。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15日，董必武在会上说：“湖北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系根据湖南已行之条例，足以保护农民运动。因为土豪劣绅之犯罪，为普通法律所不及。应从速颁布。”毛泽东在会上坚决支持董必武提出的议案，说：“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与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的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

在董必武、毛泽东和其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下，这两个条例获得通过，于3月18日公布并在湖北全省范围内施行。董必武和毛泽东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紧密配合，被人们传为佳话。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了党内。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特别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看待农民运动问题。尽管毛泽东、董必武、瞿秋白等力主支持农民运动，发展农民武装，但却遭到总书记陈独秀的否定。会议最终确定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实行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转变。这显然是一种向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的策略路线。

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让事实说话。为此，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深入到湖南的湘潭、长沙等5县考察农民运动。此次考察历时32天，行程700余公里。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毛泽东于2月12日由长沙回到武昌，住进武昌都府堤41号，伴着油灯，挥笔疾书，完成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激情洋溢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在农协会领导下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报告还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毛泽东的报告于3月5日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发表，不仅引起两湖舆论界的轰动，各大报刊纷纷转载，而且引起党内外、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指示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并为该书作序。董必武高度赞扬毛泽东的考察报告“言之凿凿，高屋建瓴，对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右派来说，是投枪、是匕首；对党内的同志来说，犹如醍醐灌顶、警钟长鸣”。董必武不仅指示由他主办的《汉口民国日报》加印转载，而且购买1万多册单行本发给由他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的学生，以及由他掌握的工会和农协会等组织成员，从而为湖北各地的农村大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精神食粮和行动遵循。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与董必武（右二）参加开国大典

1927年5月，在汪精卫集团的怂恿下，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县地主武装“红枪会”上万人，发动了围攻麻城的反革命暴乱。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麻城县委派王树声前往武汉告急。董必武听取汇报以后，立即召开省党部、省政府、省农协联席会议，主持组织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命令原在黄安县（今红安县）剿匪的一个警卫营，火速赶往麻城，支援麻城人民的革命斗争。会后，董必武又引领王树声到农讲所向毛泽东求援。毛泽东听取情况后，斩钉截铁地说：“反动派不打不倒，我们学生军支援你！”当即派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200名武装学生，星夜驰援麻城，迅速平定了反革命暴乱。

6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载：“自该学生军到后，农民非常欢迎，组织敢死队千余人，各持长枪，夹在学生军中助战……每次战斗，即召集当地农民宣传，农民非常接受，学生军提出的口号，多受感动。”正是通过这次实战演习，不仅扩大了武昌农讲所的影响力，而且使学生军经受了战火考验，为他们毕业后奔赴大别山和全国其他地区开展农民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湖北黄安籍学员队长戴克敏在参加这次学生军平叛战斗后，曾写过这样一篇实战体会。他说：亲历这次战斗，不仅使我过上了兵士生活，完全弃掉了以前的一切浪漫性情，增强了军纪观念，增长军事知识，而且有了一个很深的感想，就是“现在革命已不是空口喊喊的事了！反革命者弓上弦刀出鞘，张开了他的贪狼饿虎似的大口，对着我们。我们革命者若不警惕警醒，把自己武装起来，把我们的枪口对着敌人而扫射，我们自己是没命的！中国革命一天天在紧张起来，我们必须武装起来！”毛泽东看了戴克敏这篇文章后十分高兴，并加上按语推荐发表。

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以后，蒋介石就在那里设立他的总司令部，同时把他的嫡系部队安置在福建、江西一带，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在他的势力控制下，达到其篡夺胜利果实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反动阴谋。

1927年3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会上，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等人，通过了提高党权，提高民主，废除主席制，撤销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及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等重要决议；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对总司令的职权作了一定的限制。这次会议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革命图谋。紧接着，武汉100万群众在阅马场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大会。会上，董必武提出“厉行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独裁”“铲除党内外一切反革命者的恶势力”“查办暗中和帝国主义联络和军阀谋妥协者”等重要提案。

4月10日，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的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当选省政府三常委（实行常委制，不设主席，其他二人是孔庚、张国恩）之一并兼农工厅厅长，主持省政府的工作。董必武利用担任省党部和省政府常委的有利地位，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新右派的革命斗争。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武汉后，4月22日，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吴玉章、林祖涵等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40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指出如不去此“民众之蟊贼”“革命民众将无噍类”。23日，武汉的革命群众举行了30万人的讨蒋大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在武汉以及两湖地区，波澜壮阔的反蒋斗争蓬勃兴起。

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和董必武就预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地主豪绅及国民党新军阀绝不会容许革命力量壮大，随时有可能将革命火种扑灭。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分清革命敌友，重视枪杆子，建立革命武装。在认清革命敌友和武装斗争问题上，两人不谋而合。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早在4个多月前，即1925年7月中旬，董必武在主持起草的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友？谁是我们的敌？”这个问题，并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董必武认识到单纯依靠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斗争策略是行不通的，认为“革命是需要武力的，有文事必有武备”。1927年4月4日，董必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举行的孙中山总理纪念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目前的两个大斗争》的重要演讲，提出了“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的理论，此理论与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不谋而合。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保存武力、武装上山的主张。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中共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评了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并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最后选举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毛泽东被选为候补委员。

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议作出《对湘省工作的决议》，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中央还决定成立湘南特委，毛泽东任书记，领导秋收起义。12日，毛泽东从武汉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队伍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及黄安县政府均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董必武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吓倒。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地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其中派回黄安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近50人。董必武虽未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他与宋庆龄、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毛泽东、邓颖超等22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为反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11月，黄安、麻城两县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号召工农武装起来，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鄂东军）。

毛泽东和董必武在武汉期间，不仅用农民运动理论武装了大别山区的农运骨干，而且派遣农讲所的学生军支援大别山区的农民斗争，大大推动了大别山区农民运动的高涨，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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