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南　山

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

导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年轻化而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这一被邓小平称为“史无前例”的组织形式，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实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邓小平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写出一份有关国务院12位副总理分工情况的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报主要文件。

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邓小平开始实际上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是年，他71岁。

邓小平重权在握，像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嚷：“10年后再看。”是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了邓小平的耳中。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格外警醒。他找到李先念等一些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这个是有道理呵！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

几位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现在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将继续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里，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此后，邓小平顶着“四人帮”的淫威，利用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机会，在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的同时，大力整顿领导班子，有意识地让一些政治上敢于坚持斗争、“不怕被打倒”、“不信邪”的年轻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8月3日，邓小平在军队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能拖。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50岁的、40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

在9月、10月份的多次讲话中，邓小平又频频谈到领导班子的整顿问题。他说：挑选领导干部，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40岁多一点的干部。发现一个好苗子，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年台阶可以快一点，比如搞个年把再上来。

显然，鉴于当时正得势的“四人帮”，邓小平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从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着眼，他在考虑让一些政治上靠得住、年龄上又能拖得住的人进入较高层的领导班子，以便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然而，这项工作刚刚开始不久，由于“四人帮”蓄意诬陷，邓小平再一次被错误地“打倒”。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翌年7月，邓小平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与此同时，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也回到了领导岗位。

然而，王洪文说的“10年后再看”的问题并没有因“四人帮”的被粉碎而真正得到解决。

在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声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另一方面，“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还存在相当势力。他们在窥视着，甚至罗列了种种“罪状”，等待着有朝一日翻腾过来再“算账”。还有，随着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政治路线的确立，需要一批年富力强、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鉴此种种，邓小平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要趁老同志还在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主要是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组织路线问题还没有条件提到议事日程，但邓小平没有忘记就接班人的问题向党内老同志频频打招呼。

1977年12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谈到整顿领导班子问题时提醒说：“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5年以后50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他还说：“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住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谈到选好年轻干部作接班人的问题：“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1978年底，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在风风雨雨中终于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党的工作重心的新的政治路线。选拔大批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岗位显得更为急迫，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已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开始了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次南方视察。他先去了安徽，登上了黄山。在同一些20来岁的大学生合影留念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未来靠的还是你们年轻人。

从黄山下来后，邓小平又到了上海、山东、天津等地。他走一路，讲一路，突出的话题就是抓紧选拔年轻干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

在上海，邓小平在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时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接班人的问题。

在山东，邓小平在接见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时说：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问题。现在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体系的人，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一个单位的干部还罗列了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18条罪状”，包括利用外资。现在我们要从上到下有意识地选拔一些比较年轻的人、真正坚持我们现在政治路线的人、正派的人、党性强的人来接班。

在天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时说：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问题是谁接班的问题。我一路上讲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带根本性的问题。不要太天真了，认为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天下太平了，没那回事，要注意一下思潮。

邓小平一路讲接班人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提到如此高度，看得如此严峻，并不是杞人忧天。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年，有一所培养中高级干部的院校在干部学员中搞过一次测评，结果是，对三中全会的路线，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分之一的人赞成，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持中间态度。而那一部分明确表示拥护三中全会的干部，却常常受到攻击和孤立。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队伍和贯彻三中全会路线不相适应的现状有多么严峻！

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干部时，作了主题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讲话。他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接着，邓小平提醒大家：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10年后再看。现在也有10年后再看的问题。为什么说这个话？一是因为粉碎林彪、“四人帮”后，许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二是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让这些人掌权，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出来闹腾的。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

鉴于这种形势，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

一个月之后，全国组织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会上传达了刚从南方回到北京的邓小平的意见：为了适应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把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党的组织工作问题准备花3年左右的时间加以解决，但不用在全党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然而，到底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会议没说。邓小平也还在思考。

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后，邓小平会见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部分老同志。左前为王震、左一为王恩茂

倾听历史前进的足音，改革与阻力似乎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在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问题上，当年也可谓阻力重重。

在需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大多数老同志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轻重缓急，认识还不是十分一致，尤其是对老干部让位，一些老同志的心态更为复杂。

有些老干部在观念上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把退休、让位与中途退出革命混淆起来，认为：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决心革命到底，现在让我半途而废中途退出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宁可倒在办公桌上，也不能中途退出革命；有些老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多年，如今刚落实政策出来工作，板凳还没坐热，又要让位，思想准备不够，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资格嫩，压不住阵脚；还有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头上长角”的造反派大整老干部心有余悸，担心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

如此等等，接班人和老干部“让路”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落实起来，步履艰难。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首次向全国人民公开指出了我国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缺陷和改革的问题，并强调这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历史已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几天。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挣脱出来的中华民族，再也经不起折腾和徘徊了。在国内，迫切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便全党全国人民集中精力搞四个现代化。国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家对我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继承性与稳定性议论纷纷，持怀疑态度，这对我国对外开放、争取国际合作搞“四化”是很不利的。历史要求作出正确的抉择。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大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后，就老同志如何交班，提出了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年轻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主要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会上，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说：不进一步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又一次提起王洪文那句“10年后再看”的话向全党呼吁：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了。5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就晚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账。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叶剑英说：书记处就是要准备接中央的班的。

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目的是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进入中央领导层腾出台阶。

又是一个7月。邓小平南下到四川、湖北、河南视察。选拔年轻干部问题再次成为他一路与各省负责人谈话的突出主题。他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办好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件事，这比什么都有意义。要下决心，不要怕骂，老干部的责任就是提拔年轻干部。要提拔40来岁的，60年代的大学生和30几岁的。他还指明选拔年轻干部的方法，说：选拔中青年干部，光靠推荐不行，要下去发现人才。在接见中共河南省委的常委成员后，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班子太老了，不要在老框子里选人，要吸收新的进来。现在取消终身制是个大问题。比如，当第一书记是终身制，谁还敢提意见？中国封建主义很厉害。这个制度不解决，就要推向反面。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正是发生在决定国务院领导成员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夕，意义之重大自然不言而喻。从南方视察回到北京后不久，即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专门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邓小平再一次针对有些老同志的顾虑和担心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王震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年轻同志担任；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等5位老同志也主动辞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邓小平评价说：“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任党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主张让年轻的同志来担任。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表示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

在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胡耀邦被选举为党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交接。但是，从全国范围内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疾呼。1981年7月2日，六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开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作了主题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他说：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还是讲几句。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稳定、很顺利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个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

邓小平还不客气地批评有一部分老同志还没有解决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的问题，同时，表扬了主动让位并推荐51岁的李鹏担任部长的水电部老部长刘澜波，称他为“党内开明人士”。

1982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精简机构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

在此期间，陈云、叶剑英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也积极呼吁选拔中青年干部。

1989年11月，邓小平同新当选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亲切握手

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过程中，步履艰难。这除了一些老干部主观方面的认识外，也还存在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多年来我们党没有注意提拔中青年干部，造成干部队伍的青黄不接，如果老同志一下全丢手退下来，确有实际困难。年轻的干部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的传帮带。这种特殊的历史状况，决定了要在短时期内全面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全面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还难以达到，必须寻找一个过渡的办法。

实际上，自1980年新老干部交替的矛盾日益尖锐时，邓小平就开始考虑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又提到设立顾问委员会以容纳一批老同志的设想，并说：“这是为后事着想。”

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在即。解决领导干部年轻化已到了关键时刻。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时说：干部老化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后的新党章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的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 。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些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他还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最令中外媒体瞩目的事情，要算是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了。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设立顾问委员会，并规定了各自的权限。会议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

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等当选为副主任。

会上，邓小平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我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

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在解决干部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十二大召开前，邓小平还表达过这样一个愿望：“我们下届的中央委员会，50岁以下的人50个。这个要求不算苛刻。但是，如果这点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党代表大会不会是成功的代表大会。这是表现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他的这个愿望，在十二大上实现了。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党员第一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348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新当选的有210人。这其中就有我们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当年55岁；也有我们党的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当年39岁，是其中最年轻的。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后，为更多的中青年干部进入领导层，促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的全面建立并顺利执行，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5年9月13日，新华社报道：从1984年5月开始的中央主要办事机构和国务院系统各主要部门的领导班子调整已基本落实，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在中央和国务院新任命的127名正副部级干部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近百名。国务院系统81个部门的领导班子的正职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为56.6岁，55岁以下干部的比例由10％增加到了30％。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有131位老同志表示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全国代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主持会议的薄一波说：在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看来用梯队结构的形式来解决新老交替的问题，是一个成功的办法，今后还应当继续实行下去。

邓小平欣慰地笑了。他在会上兴奋地说：几年来新老干部的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