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朝阳市前市长刘相荣，命运多舛，沉浮数十年。
无论是厂长、还是市长，始终将人民视为根本，把自己当作勤务员。
无论做官还是遭遇囚禁，他的信念不曾动摇；坚守真理、为民务实。
得意时，他淡定从容；失意时，更显坚韧。
他的生活中，无不透露出一种深沉的平和与宽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正直清廉、为公无私，这才是他不变的精神标杆。
辽宁省朝阳市长刘相荣历经一年被宣判无罪：假的毕竟是假的
坎坷与辉煌
刘相荣的一生，用“坎坷与辉煌”形容，再合适不过。
1940年，他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贫困农家。
他的家乡在1947年才迎来解放，生活极其贫困。
年仅12岁，他便背井离乡，奔赴河北求学。
那时，家徒四壁，连做饭的柴火也得从家中扛来，玉米面是他唯一的主食。
冬天，连一双棉鞋也穿不上，冻疮成了他脚上的常客。
每逢寒暑假，他步行几百里，回家探亲。
那时候，汽车是奢望，自行车也是遥不可及；没有电灯，煤油灯是唯一的光源，灯罩上总是尘土飞扬。
196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成为母校历史上第一位从这片贫瘠土地上走出的学子。
在北大的八年，生活的艰辛并未因此减轻。
那时，刘相荣的衣物几乎都是补丁重重；他用的作业本，大多数是同学丢弃的旧本子，翻过一遍再用。
那时的他，每月只领取19.5元的助学金，勉强维持生计。
即便如此，他依旧省吃俭用，把每月能省下的一两元寄回家中，支持家里的生活。
为了省一两角的车费，从永定门火车站走回学校成了他的习惯。
所有的这一切，刘相荣并非孤身承受。
他的家几乎倾尽所有，只为他能够继续求学。
几年下来，家门、屋门都被卖掉了。
为了让刘相荣上学，父母牺牲了更多。弟弟妹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份付出，始终未曾言说。
而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刘相荣总会在眼中泛起泪光。
这些泪水，凝结了太多的辛酸与牺牲。
1968年，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之时，他被贴上“严重政治错误”的标签，被下放至沈阳冶炼厂。
他与困境为伴，8年多的时间，他依然未曾放弃自己的信念，默默承受着岁月的重负。
政治的阴霾总会散去，刘相荣的冤屈得以平反，迎来了属于他的春天。
1984年，沈阳市委经济工作部任命他为沈阳薄板厂厂长，恰逢全国厂长负责制试点改革的起步阶段。
时局变幻，他抓住了这一时机，果敢地推动改革，迅速打开了困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身处钢材价格飞涨、商机满盈的时期，刘相荣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冷静。
国家的局势变化迅速，价格双轨制度下的钢材交易，让不少人迎来了财富的春天。
可刘相荣始终坚守原则。
一次，他的姐夫想通过薄板厂购些钢材，只是希望能按低价出厂，刘相荣严词拒绝，坚决不允许任何亲戚朋友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直到姐夫去世，他们也未再有过往来。
刘相荣凭借一身过硬的素质，最终赢得了尊重。
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同志来沈阳调研时，曾在座谈会上提出，厂长应具备什么素质。
刘相荣言简意赅地提出了“懂政治、精业务、会用人、会做人”四项基本素质，得到了袁宝华的高度评价。
不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也亲临沈阳，听闻此事后，袁宝华当面向彭真推荐了刘相荣。
彭真同志非常高兴，握着刘相荣的手，感激地说：“相荣同志，谢谢您！您给我们发明了当好厂长的‘四秘诀’！”
沈阳薄板厂的改革经验，最终被确立为全国改革试点单位，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典范。
1988年，刘相荣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推举为朝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次年，随着朝阳市政府换届，他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朝阳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推选，成为市长。
在担任朝阳市市长的五年期间，刘相荣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形成了亲如一家、血肉相连的鱼水关系。
他始终以人民为本，深入了解民生，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成为了当地人民心中的“好市长”。
1994年，经过一次政府换届，他几乎以全票再次当选为市长。
突然被判八年
1995年，对于刘相荣来说，成为了他命运的“黑色之年”。
9月，他突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
1996年6月，他被判受贿2万元，判刑8年，沉沦于囚牢之中。
一个曾经为了人民付出心血的市长，竟因虚假的指控，被迫吞下这一无法抗拒的苦果。
其实在朝阳市任职市长期间，刘相荣并未享受优渥待遇。
本来作为一名市长，他应当住进市委大院。
但他却选择了住进一间两室一厅的拆迁还建房，生活简朴，与朝阳的普通百姓共居一处。
他不愿配备警卫，也不安装防盗门。
有人为他担忧，认为这种做法不安全，但刘相荣却轻描淡写地回应：“有什么不安全的？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不担心别人伤害我。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小偷也拿不走。我住在市民中间，心中无愧，人民肯定会支持我！”
在大儿子结婚时，刘相荣特意给家里定下了三不准：不准操办、不准声张，甚至连喜字都不准贴在门外。
这一决定引起了家人的不满，儿子忍不住哭诉道：“爸，难道我作为市长的儿子就有罪吗？”
刘相荣却毫不动摇，始终坚守清廉与公正。
在百姓心中，他是一个真实、接地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市长。
他的朴实与勤政赢得了无数市民的赞誉。
当市民遇到困难时，刘相荣总会挺身而出，亲自解决问题；而当他面临困境时，市民们也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1993至1994年，刘相荣远在山东的父亲突然患上重病，急需治疗，然而家中的兄弟姐妹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承担这笔费用。
面对病重的父亲，刘相荣作为长子，肩负起了全部的责任。
尽管身为一名市长，刘相荣并非富甲一方，他与普通工薪阶层并无二致，每月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家庭的基本开支。
而且，他还要负担两个孩子的学费，供他们上大学。这一连串的经济压力，令他常常寝食难安。
某日，刘相荣接到朝阳市华星房地产开发公司副经理杜玉霞的电话，表示要向他汇报华星大厦的工程进度。
华星大厦是朝阳市当时最大的一项外资投资项目，刘相荣一直对此高度关注。
于是，他告诉杜玉霞：“你不必特意来，我正好要去几个地方，顺路去你那儿一趟。”
在完成了工作交流后，杜玉霞突然从包里拿出两万元现金，递给刘相荣，言辞间充满了关切：“你家现在困难，我家开饭店有些盈余，先借给你些，什么时候方便再还。”
刘相荣当即问清楚，这是杜玉霞私人积蓄，绝非公款。
经过反复确认，刘相荣才答应暂时借用这些款项，用于解决家庭的紧急困难。
然而这却成为了后来的风波源头。
检察机关指控刘相荣受贿两万元，指责他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这一笔钱款。
这正是检察院所谓的“受贿”案件。
更荒谬的是，检察院指控刘相荣受贿的“彩电事件”。
当时，华星公司确实有几台免税彩电指标即将到期，为了处理这些过期指标，购买者需自己支付款项。
杜玉霞便为某些人代为购置，并事先收取了5000元的定金，剩余款项则与其他购买者一起结算。
这一事件与刘相荣毫无关系，他甚至并不知情。
当刘相荣得知这两万元款项与华星公司投资方张永杰（香港商人）有关时，他立刻将张永杰召到办公室，亲自将大儿子准备用来装修房子的两万元以及额外筹集的一万元，总计三万元当面交给张永杰，并要求张永杰签字确认。
张永杰当时面露尴尬，然而，刘相荣此举并无任何不当之处。
但这竟成为了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篡改事实的工具。
有些人抓住这一点，毫无根据地将“借款”抹黑为“受贿”，并对杜玉霞采取恐吓手段，逼迫她作伪证，否认刘相荣是借款而是受贿。
明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却被恶意放大，恶性操作成为了丑化刘相荣的关键。
1996年6月19日，朝阳市双塔区法院作出判决，刘相荣被以所谓的受贿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刘相荣深知自己无愧于心，他坚信这场冤屈必有真相昭显的一日。
他在监狱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誓要为自己争取公道。
与此同时，朝阳市的人民对这桩冤案的判决愤慨至极。
社会各界开始自发行动，纷纷向中央反映这一情况。
中央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迅速派遣专门的人员前来进行明察暗访，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等多个重要部门联合展开全面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与甄别，中央最终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宣判无罪，洗刷冤屈
在刘相荣的夫人和记者们的深入调查下，案件中的许多疑点和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原本看似清晰的指控竟漏洞百出，处处可见纰漏。
起诉书中明确指出，杜玉霞为了表示感谢，在1993年七八月和1994年五六月间，曾两次在刘相荣的市长办公室行贿。
法庭宣读的杜玉霞口供却称，行贿发生在1993年九十月和1994年六七月。
若杜玉霞的口供属实，那么检察院的指控便是错误的；反之，如果检察院的指控无误，那么杜玉霞的口供就是不可信的。
更为离奇的是，所谓第一次“行贿”的两个时间点均无法成立。
按照杜玉霞的供述，行贿发生在1993年九十月，但此时刘相荣根本不在国内，而是在俄罗斯进行考察。
如此重要的时间错位，怎能不令人疑问重重？
再看公诉人的说法，行贿发生在1993年七八月，但华星公司提起诉讼的时间是在8月30日。
既然案件立案在此之后，杜玉霞如何能在未立案之前便将贿赂送到刘相荣的办公室？
而且，华星公司的官司并不由刘相荣一人负责，案子是由两位副市长分管，根本不需要刘相荣插手。
这显然缺乏逻辑支撑。
至于所谓第二次“行贿”的时间，也充满了悖论。
杜玉霞的口供称，1994年六七月，为了感谢刘相荣为华星公司减免税款，便送给他一万元。
但实际情况却是，华星公司免税的决定早在1992年年底就已作出，并且有相关文件可查证。
既然免税已在两年前完成，又为何在1994年才因感恩而行贿？
更何况，免税是依照市委、市政府的文件执行的，是政府行为，而非刘相荣个人的决定。如何将政府行为与个人感恩联系在一起，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更加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两次行贿竟然都发生在刘相荣的办公室。
但事实是，刘相荣一向有严格的规矩，任何女性若需单独进入他的办公室，必须有秘书陪同。
既然如此，杜玉霞如何能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单独进入刘相荣的办公室，进行所谓的行贿？
在刘相荣的冤屈逐渐浮出水面时，许多人站出来为他作证，其中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张德元、辽宁日报驻朝阳记者站记者吴镝、以及宏达公司经理邹艳梅等。
他们一致证实，刘相荣曾与他们提及过借款两万元的事情。
如果刘相荣真如指控所言，受贿为人所知，何至于将这一私事告知他人？
虚假的供词，在众多事实面前岌岌可危，每一条指控都在调查中被逐一戳穿。
此时，省、市、区三级检察院似乎陷入了困境，开始强迫华星公司出资人、港商张永杰作伪证，逼迫他承认是他指示杜玉霞将那两万元现金和一台彩电送给刘相荣。
张永杰在朝阳市检察院的威逼之下，违心作证，但当他站在法庭上时，却突然翻供，言辞铿锵地揭露了检察院的逼迫与不法行为，甚至为此写了一封材料，直指检察院的非法迫害。
199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刘相荣无罪。
刘相荣恢复职务的那一天，朝阳市迎来了如潮水般的欢腾。
城市的街头，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民群众自发涌上街头，拉起大横幅，扭起秧歌，迎接他们心目中的市长。
刘相荣身着正装，步履坚定地走在群众的簇拥之中，走进那座他离开了近两年的市政府大院。
1997年，刘相荣再次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重返政治舞台。
次年，1998年，他被调到省政府工作，开启了新一段职业生涯。
他的经历，充满传奇，既有跌宕起伏的高峰，也有堕入深渊的低谷。
这位曾经被冤枉的市长，经历了命运的无情打击，也在复职的荣耀中重生。
参考资料：改变的经历与不变的精神——访辽宁省朝阳市原市长刘相荣李明秋,王晖市长夫人 高墙外的决战曹康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