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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3日凌晨一点，通化市十字医院内，正在熟睡中的解放军伤员被纷纷叫醒，只见一个个身着白衣的女护士们围在眼前，操着一口生硬的中国话，提醒伤员们起床服药。

一些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战士们，警惕性很高，不由质疑道“从来没有大半夜吃过药，而且大家病情都不一样，怎么拿的都是一样的瓶！”

“城里瘟疫，药预防的”就在女护士吭吭巴巴解释时，刚服完药的一名小战士突然口吐鲜血，其他吃过药的战士们也忍不住捂肚哀嚎起来。

老战士愤而起身，斥骂道：“让我们吃毒药，当初就不该放过你们，丧尽天良的小日……”话还没说完，他的脖子便被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径直划开。

接着所有前一秒还柔声细语的女护士，皆双眼腥红，尖叫着，抄起手术刀、剪刀疯了一样朝病床上的战士们扎去。

然而，一个更恐怖的阴谋已经悄然在通化城中酝酿......

故事还得从几个小时前说起，1946年2月2日正是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新年。

就在通化市老百姓安然酣睡，享受久违的宁静与平安时，红十字医院内所有日籍医护人员却在酝酿着魔鬼杀人计划。

院长柴田久吩咐护士长，召集护士们到办公室开会，接着又给每个人发了一瓶毒药：“现在是你们向天皇效忠的时刻，那些躺在病床上的都是敌人，不要对敌人仁慈，全部杀掉他们！”

400名女护士们早就被日本军事帝国主义思想所洗脑，她们毫不迟疑上前接过药瓶，接着便依次来到自己分属的病房内。

在一一将解放军伤员们唤醒后，女护士们便柔声细语劝解战士们喝药，或许是刚从沉睡中醒来，或许是出于对医护人员的天然信任，许多年轻战士不疑有他，举起药瓶一饮而尽。

只有一些警惕性很高的老兵们提出质疑，然而当喝过药的战士们吐血得吐血，捂腹哀嚎得哀嚎时，大家才猛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自己喝的竟然是毒药。

但这些躺在病榻上的我军战士们本就身负重伤，体力不支、床边又没任何能用来防御的武器。即便没喝毒药的人，也根本抵挡不住一拥而上，手持利器的女护士们。

杀红了眼的日本女护士们疯狂叫嚣着，她们围在一起、举起手术刀、剪刀冲着病床上的伤员们猛扎。

抢不到刀具的女护士则扑到战士们身上，用自己的双手死死扼住伤员喉咙，很快所有人的白大褂皆被战士们的鲜血浸透。

可怜这些才从尸山火海里杀出的英雄们，此刻竟犹如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病房内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痛苦的哀嚎声不停的在走廊里回荡。

短短数小时内，就有153名我军战士惨死在400名日本女护士手中，然而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

此时正值2月3日4时，大年初二，通化城街道里的路灯莫名闪灭两次后，原本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突然从各个角落，涌出众多身戴白袖箍，穿着日式军服的人。

他们手持猎枪、步枪、斧头等各种武器，大声呐喊着“为天皇效忠”，兵分数路朝通化城政府、司令部、公安局等目标展开疯狂进攻。

原来这竟是蜗藏在通化城内的千名日寇本就预谋好的一场暴动，红十字医院屠杀也只是暴动的起点处而已。

事实上通化城光复，人民政权建立后，残余的反动势力和蛰伏的日寇贼心不死，他们一直在等待反扑的时机。

要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为彻底占领我国领土，在东北交通要塞通化城经营了十多年，这里曾是关东军司令部所在重地。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打破日本天皇的美梦后，通化城又涌入17000名日本战俘和近10万日本难民。

即便苏联红军在撤离东北前，带去了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俘虏，但还是有大量日本战俘遗留在通化城内。

与苏联直接把日本战俘当成经济建设燃料不同，我人民队伍一直秉承着人道主义精神，对残余的日本战俘可谓是仁至义尽。

我方人员不但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先保证日本战俘的温饱问题，更安排船只帮助他们回到家乡。

只不过由于战争期间，大部分船只被炸毁，日本国内又乱成一锅粥，所以仍有数千名日本战俘滞留在通化城内。

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经上级组织研究决定，让这些战俘投入生产工作，自给自足。日本战俘全都欣然同意，毕竟比起战俘营，当然在外面工作更自由。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400多名日本关东军卫生队在队长柴田久中尉的带领下，成建制的保留下来。

考虑到他们本就是医护人员，经验丰富，于是便集体分配到红十字医院照顾我军伤员。

哪承想柴田久竟是宁古不化的帝国主义份子，他与原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一直暗通款曲，伺机发动暴乱，东山再起，再度占领东北。

没想到机会很快便来了，眼见我党在通化县逐步站稳脚跟，国民党通化党部书记孙耕尧势单力薄，心急如焚，他打算勾结一切反动势力，企图颠覆人民政权。

于是他便瞄上了藤田实彦及其身后的日军俘虏。为了忽悠日本人替国民党卖命，孙耕尧开出了极其诱人的条件，他说：

“可以保证在通化的所有日本人不回国，且个个都有工作。将来还可以安排他们到台湾去生活，若是不想去台湾，留在通化，也可以成为中日政府的一员，届时日本人管军队，国民党管政府。”

要知道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困难，饿殍遍野，比起回国过苦日子，藤田实彦和柴田久更想占山为王。

于是一个有枪无人，一个有人无枪，二方人马很快狼狈为奸，达成在2月3日举行暴动的秘密协定。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主要是当时人民军队驻扎在通化的只有500人，主力部队全被外派到郊外山区剿匪了。

而孙耕尧和藤田实彦纠集的日俘、反动派势力及各种流匪近1万人，他们认为，趁着城中兵力空虚，以绝对的人数优势、发动暴动必定万无一失。

于是藤田实彦通知柴田久先在医院实行屠杀，接着城中所有暴动人员原地待命，以街灯闪灭两次为信号，全力冲击我机关要政部门。

暴动信号发出后，大批敌人首先冲向通化支队司令部，这里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自然也是这些暴徒首选攻击目标，他们手持战刀，嗷嗷直叫，向守卫士兵发起攻击。

我方指挥人员将兵力集中在高处，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以机关枪的火力扫向一批又一批的敌人，双方激战正酣时，突然一挺机关枪卡壳了。

狡猾的敌人趁着空当，冲了进去，正当敌众我寡、眼看军火库大门就要被冲开，形势岌岌可危之时，突然远处传来机枪的怒吼声，我方援军赶来了。

事实上，敌人的暴动阴谋早就被我方人员掌握，通化县500官兵一直严阵以待，死守不退，待大部队后援军一到、便给敌人来个瓮中捉鳖。

原来，早在敌人预谋的前一天，时任辽东军区后勤警卫连连长沈殿铠已经成功获取情报。

大年初一傍晚，沈殿铠到表亲家拜年，遇到了表弟刘敬儒，刘那时已秘密加入国民党，且负责为暴动筹集枪支、经费。

亲戚聚会期间，难免喝上几杯，在酒精的作用下，刘敬儒硬着舌头，悄悄告诉沈殿铠“明天通化县有大事发生，日本人要动手了，你一家老小别出门。”

沈殿铠心中一惊，做出万分感激的样子后，便以带妻儿回娘家躲避为由，先离席了。沈殿铠心急火燎出门后，直奔上级组织部。

当天夜里通化书记和司令员便召集人手，一边抓紧时间做防御工事，一边联系大部队求援。

眼看距离敌人计划发动暴动的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考虑到远水解不了近渴，组织决定集中力量守好军火库等要地。

组织认为“敌人纵然人数上占优势，但毕竟弹药有限，只要拖住他们的阵脚，人力优势便不能发挥，只待援军一到，便可两面夹击，把敌人全包了饺子。”

果不其然，就在敌人以为自己夺取优势之时，援军从他们的背后发起猛烈攻击，与此同时城内驻军也越战越勇，一鼓作气将敌人打出了司令部大楼。

“缴枪不杀！”随着我方响彻天际的呼喊声，敌人纷纷丢盔弃甲，扔下手里的武士刀，双手抱头，跪倒在地上瑟瑟发抖。

通化县司令部危机解除后，接下来的江南飞机场、公安局、电报局大楼也频频传来好消息。

不管敌人如何嗷嗷叫嚣着“武士道精神”，皆被我方战士火力压制，只留下大批尸体，再难形成气候。

只可惜当杀出重围的驻军高连长带领三个排，赶到红十字医院时，惨案已经发生了。

新仇加旧恨，一番激战过后，高连长带队救出了50多名伤员，击毙敌人30余名，俘虏30余人，其余则落荒而逃。

值得一提的是，暴乱的枪炮声也惊醒了熟睡中的通化城老百姓，被日寇祸害了十多年的老百姓们，再难压抑心中的仇恨，甚至有人还开始敲锣呼喊“小日本作乱了，杀倭寇！”。

他们纷纷拿出家里的猎枪、锄头，铁锹，砖头来到街道上，凡是看见落单的暴动日寇，劈头盖脸上去 就是一顿砍杀。

就这样在军民同心协力下，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2月3日下午、暴乱被成功平息了。接下来就是打扫战场时刻。

对于个别落网之鱼，为了维护通化城老百姓的平安，我军实行地毯式搜索，由于正值春节期间，只有日本人不会在家门口贴对联，这无疑给搜索提供极大的便利。

凡是家中没有贴对联的，皆要进行一一询问，检查。

而造成红十字医院惨案的刽子手，柴田久中尉就躲在日侨家中的床底板下，尽管他百般狡辩，还是被参与搜捕的轻伤战士一眼认出了，随后他便被拖了出去。

正所谓天理昭昭报应不爽，柴田久在押送途中，遇到情绪激昂的朝鲜族战士，犯了众怒的柴田久被战士们用刺刀杀死。

另外参与暴乱的原国民党反动分子孙耕尧和日寇藤田实彦都被抓获，后续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藤田实彦被抓获

事后据统计共有3000多名参与暴动的日寇被打死，缴获机枪5挺，步枪500余支。

要知道二战期间，日本全体军民受帝国主义军事思想荼毒很深，就拿那400名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日本女护士来说，当她们飘洋过海，来到东北这片土地之时，内心早已黑化。

她们完全丧失理智，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的尖刀，为了支持侵华战争，随时做好了”牺牲、献身”的准备。

日本妇女正在进行军事训练

当这些好战分子看到日本战败时，从来没有想过重启和平生活，不甘于失败的他们，内心依旧蠢蠢欲动，妄图东山再起，因此才会受到国民党反动派份子的蛊惑。

凭心而论，我军对日本战俘可谓是以德报怨，仁至义尽，然而没想到丧尽天良的她们居然能恩将仇报，拔刀相向，杀人不眨眼。这可真是东郭先生与狼。

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的、奋战8年，马上就要迎来新生活的战士们，惨死病榻，死于曾经无比信任的日本医护人员之手，这样的结局令人愤怒不已，唏嘘不已。

要知道，根据国际公约，即便是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伤兵也是受到保护的，更何况是在医院。

在我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许多事情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招待朋友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对待敌人的仁慈或许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二战时期的日本儿童，人还没枪高，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

正如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美国人所说：“原子弹下没有一个灵魂是无辜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