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周总理被确诊患膀胱癌,后来发展到每天便血,情况非常严重。这对于内政外交都要依靠周总理的主席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当时主席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自从1月10日参加完陈毅老总的追悼会,主席就长时间休息不好。2月20日那天,竟因肺心病导致的缺氧而突然休克,几位专家紧急抢救20多分钟后,主席才缓慢醒来。
这次重病之后,主席再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身体极度虚弱,经常要靠吸氧保持清醒。有时他躺在那里闭着眼,工作人员都无法判断他是睡着了还是昏迷了,只能用手探查主席的鼻息。
但主席很顽强,对自己的病一点也不在乎。护士长吴旭君说,主席从来不说自己哪里不舒服,除非别人问他。那段时间主席经常发烧,有一次烧到39.5℃,还在和旁边的人哈哈大笑,丝毫看不出正发着高烧。
有时正在输液,总理来汇报工作或者探望,主席就催吴旭君拔针:“拿掉,用不着,我要到沙发上去坐。”
吴旭君只好拔掉针头,扶主席到沙发上坐下。主席就开始和总理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1974年5月,两位伟人最后一次握手
主席肺心病严重的时候,连躺下睡觉都非常困难,一躺下就感觉胸口憋闷,顺不过气来,只能坐着;可是坐着又睡不着,让主席备受煎熬。
看到主席那样痛苦,吴旭君心疼得掉泪。主席却安慰她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主席病成这样,还在操心着国计民生,不禁让人泪目。
主席对自己的病这么不在乎,却很重视总理的治疗。
工作人员把总理的确诊报告呈送主席,主席会一字不漏地看完,眉头紧皱,脸上现出平时很少看到的严肃。
主席叮嘱大家,总理的病情要对外保密,并要求暂时不要为总理开刀,认为开刀会导致癌细胞扩散。
主席说:“开刀有危险,是否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
主席解释了他不让医生为总理开刀的原因:
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的吗?他要求对总理的病情要“注意营养和休息,防止扩散”。
当然,陈老总和谢富治当时已经到了非得手术不可的地步,否则医生也不会轻易动刀的。主席虽然并不是非常了解内情,但从制止医生为总理开刀上来说,足以说明主席对总理的关心和爱护。
后来总理病情逐渐加重,负责总理病情的医疗小组再次向中央汇报情况。主席批复说:“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但总理根本闲不住,不仅做不到正常休息,他感觉自己时日不多,反而加大了工作量,导致病情日益严重,发展到非做手术不可的地步。
但当医疗小组向负责总理医疗的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请示,希望批准让总理尽早住院手术时,张春桥说,总理工作实在太忙,我有机会劝劝。
他让医生不要急,说急也没用,并拿主席先前不同意给总理开刀做挡箭牌。
周总理(1972年)
后来在主席的批示下,政治局四人小组才同意让总理住院治疗,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采用“电烧”疗法,为总理做了保守治疗,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手术刚结束,主席就让人打电话给医疗小组,向大家表示感谢。
从这以后,主席对总理身体的恢复非常重视,每次收到病情报告,都看得很专注。后来因为白内障不能亲自阅读,就让人读给他听。主席听的时候更是全神贯注,听不太清楚的,还要问个明白。
主席对自己的病不上心,却能记住从总理的病情报告中听来的数字,比如每天失血数量、手术次数,等等。
后来为了让主席第一时间知道总理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工作人员请示主席后,病情报告就不再报送政治局四人小组,而是直接从305医院送呈主席。有时需要做什么时,主席总是毫不犹豫地催促秘书:“快去办!”
1966年在天安门
主席与总理从1926年在广州相识,到1976年相继逝世,风雨同舟50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两位伟人互为手足,互信互助,情感之真挚是旁人理解不了的。
总理听说主席病重,紧张得两腿发软下不了车;总理确诊癌症后,主席也时刻关注,亲自安排,甚至向为总理做手术的医生表示感谢。这是主席以前没有过的。
行此文章,是因为前几天看到有人质疑主席不让为总理开刀的用意。笔者希望以上文字能够解释清楚,持怀疑论者,也能够看得明白。
如此,则我心甚慰。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