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乱世,总有三教九流趁势而起,有的如豺狼,有的如虎豹。
民国更是如此。
说起来,民国军阀中真正的绿林人物,孙殿英当属头一号。此人五毒俱全,一生作恶多端,却又如同一只打不死的小强,在各路豪强之间厮混不休。
老江湖都说,作恶不死,必有其道。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位不同寻常的乱世恶人孙殿英——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在河南省永城县西杨楼村一间四面透风的土屋里,一个婴儿呱呱落地,这个婴儿就是几十年后家喻户晓的“东陵大盗”孙殿英。
永城县是河南一个极其贫瘠易涝的苦地方。孙殿英的父母原住在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庄,后因家中实在穷苦,搬到了西杨楼村,靠岳父母家的二亩薄地苦度苍生。
据说,孙殿英出生后,有个云游四方的算卦先生来到西杨楼村,说孙殿英是黑龙转世。孙母问是福还是祸?算命先生说,前世恩怨未得消解,今世要新结仇恨。不过不要紧,仇恨未了,福星却至。
孙母听了,一脸茫然愁容。
孙家有了这个儿子后,头两年的日子过得还算风平浪静。但自从孙殿英会走路后就不行了,家里是连遭噩运。
孙殿英的父亲孙玉林是乡间有名的地痞无赖,整日游手好闲,东窜西逛,不愿下死力气耕地种田,弄得家里一贫如洗,难以生活。
老岳母看不下去,多次奉劝他改邪归正,孰料孙玉林破口大骂,最后竟把老岳母活活气死。
村中族人见孙玉林如此可恶,在族长的指示下,将孙玉林捉去,狠狠地揍了一顿,以示警告惩处。但这孙玉林骨子里是个狠毒之人,被打后非但没有自省,相反暴怒异常。一天黑夜,他趁人不备,用一把菜刀砍死了领头捉他的族人。
命案发生后,孙玉林窜逃不及被告发,很快被官府拿去,判了一个枭首示众。
孙殿英盗掘清陵后,为表明与满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争取舆论谅解,其父之死被篡改成与旗人争斗,死于非命。
孙殿英的母亲是个良人,而且很坚强。家中连遭祸事后,她非但没有垮掉,相反不顾家境贫寒,咬紧牙关,东取西求,坚持要把幼子送进私塾读书,以求将来能够光宗耀祖。
可这孙殿英天生顽劣,根本不能教化。进私塾没几日,他先是殴打同学,后来竟点一把火将私塾烧了个精光。
干下这一些恶行,再无乡间私塾愿意收留孙殿英。
从此,孙殿英成了乡间一匹脱缰的野马,四处游荡,惹是生非。
大概七八岁的样子,孙殿英不幸染上了天花,因为家中无钱医治,只能听天由命。但黑龙精命大,硬扛了三天三夜后,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是留下了恶人的标志,一脸的大麻子。
人有脱胎换骨,也有原形毕露。
一脸恶人像的孙殿英属于后者。
从十三四岁起,孙殿英就迷上赌钱,成了乡间一名异常狡诈的赌徒。之所以说他是异常狡诈的赌徒,有两点原因,一是他有琢磨的狠劲,二是他无师自通,一向懂得利用赌钱广交江湖朋友。
说到孙殿英琢磨赌钱的狠劲,据说,他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一副骰子,没事就练,很早就练成了要风得风,说雨是雨的本事。除此之外,他对各种麻将、牌九的纹路,早已摸得透熟,天底下就没有他摸不出的牌面。
至于利用赌钱广交朋友,可以说,自从成为赌徒的那一天,孙殿英就形成了自己一套处世哲学,那就是透过牌品看人品。
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赌博这玩意儿,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可以从中看出每个人的性情,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性情结交许多朋友,这些朋友能帮我很大的忙,纵然有的不肯帮忙,至少也不至于说我的坏话。我是个粗人,没有真才实学,如果连这点子办法也没有,我凭啥混呢?”
这是孙殿英的“肺腑之言”,后来做了师长、军长,他的办公桌上从来不摆文房四宝,只放各种各样的麻将。据说蒋介石听说后,还特意跟他赌了一回麻将。
在乡间赌场混迹一段时间后,十六岁那年,孙殿英托人说情拜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嵩县赌王”曹洛川为师。攀上这条江湖高枝后,孙殿英便跟着曹洛川游荡于豫西许昌、嵩县、巩县、洛阳一带,逢集赶集,遇庙逛庙,整日出入赌场,进驻旅店,吃喝嫖赌,好不快活。
二十岁那年,孙殿英自觉有了相当气候,便告别了师傅曹洛川,开始独自闯江湖。这一年,正是慈禧太后葬入东陵地宫之时。
那时候,孙殿英凭借一身的“绝技”和结交四方朋友的豪情,在豫西一带很是嚣张豪迈。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祸事,却狠狠地点了他的穴道,让他明白江湖是广阔深沉的,赌徒混得再好,终究不过是强人脚边任凭宰割的小角色。
具体是怎样的一件祸事呢?
有一阵子,地方官府注意到赌徒身上的油水,有意要搜刮一道。于是,当孙殿英之流在宜阳庙会上聚众豪赌时,突然就遭到了官府的围捕,孙殿英被投进大牢,足足关了三个多月。
这三个月的牢狱之灾,彻底改变了孙殿英。
在牢中,孙殿英遇到了一位见多识广的豫西绿林好汉焦文典。见孙殿英身上有一股江湖豪气,焦文典点拨他说,眼下正逢乱世,像你这样只能耍几个钱的不过是鼠辈,要想豪横起来,非有枪有地盘不可。
孙殿英是个聪明人,顿时感到豁然开朗。
从牢里出来后,孙殿英干的头一件事,就是花钱托人找关系,想方设法地朝军队里钻。
仗着朋友多,有路可趟,孙殿英如愿以偿,很快混进姜桂题统率的毅军。孙殿英朝毅军里混,有他的理由,当时有句口头禅,“吊儿郎当混毅军”,很显然,他是看中了毅军的军纪败坏,有利于为非作歹,浑水摸鱼。
在毅军中,孙殿英性格豪爽,为人仗义,很快就混得风生水起。手里有了枪之后,孙殿英不仅胆子变壮了,眼光也是极其地狠毒。
他盯上了鸦片、“金丹”的生意。
拉毅军兄弟暗地里赌钱时,孙殿英说,咱们弟兄不能浪费手里的枪杆子,得仗着它发大财······就这样,孙殿英蛊惑拉拢毅军中的一些败类,偷偷地干起了贩卖鸦片、“金丹”的勾当。
姜桂题虽治军不严,却有彪悍之气。有人告发孙殿英军中贩毒后,他二话不说,令人将孙殿英捆来,先打四十军棍,再逐出军营。
说孙殿英是乱世黑龙精,在姜桂题这里倒是率先应了验,因为这四十军棍,后来毫州姜家竟遭遇了近乎灭顶大祸,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孙殿英被逐出毅军后,贼心不死,很快,他又使钱混进河南第一混成团,并且成了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的副官。
这一次孙殿英是有备而来,早已摸清了丁香玲乃贪财好色之徒。进入混成团没多久,他就串通几个官佐一起向丁香玲献计,以筹备军饷的幌子提出制毒、贩毒一事。
丁香玲一听能赚取暴利,当即委派孙殿英全盘负责这一罪恶勾当。
孙殿英拿到军中“令箭”后,手脚大展,他打着丁香玲的旗号,率领军中一伙兵痞,在河南、安徽、陕西等地四处制毒、贩毒,很快打开了局面。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豫西悍匪首领张钫,陕西警察局警长吉星照等黑白两道的首要人物,从而一路畅行无阻,生意越做越大,路子越拓越宽,除河南、安徽、陕西三地外,汉口、连云港、大连等地的水路码头,也成了他贩卖毒品的地盘。
赌钱,孙殿英肯琢磨,“天赋”极高。制毒,他更是邪门的厉害。势盛时,孙殿英制出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海洛因“红丸”,并用白布袋包装,袋上印着绿色飞鹰商标,名曰“靛英牌”。这种“红丸”由于劲大力足,价格适中,很受买主欢迎。
孙殿英无信无义,那时候就淋漓尽致地让人见识了。眼见“红丸”畅销,供不应求,他低头一琢磨,抬头就使出“坑人”诡计,制造出一大批假货,暗地里派人向各地兜售。
孙殿英制造假货也是一绝。假红丸,从颜色到包装与真品外观一模一样,只是商标上印的鹰眼是闭着的,而真货包装的商标上鹰眼是睁开的。
鹰眼一睁一闭,正是孙殿英给自己留出的退路。
买主们买了假红丸,吃亏上当找上门来时,他将那鹰眼的奥秘一指,再装出愤怒的样子,大骂有人故意毁坏“靛英”的名牌信誉,买主们只能怪自己眼拙,自受损失,自吞苦果。
丁香玲见孙殿英是个敛财的狠角色,极力拉拢,先是将其提升为排长,后又晋升为机枪连连长。
在豫西一带厮混的江湖朋友,得知孙殿英成了颇具实力的机枪连长,纷纷来投。孙殿英先上酒肉,再画大饼,一概来者不拒。
人马壮大,势力大增之后,孙殿英以枪杆子和所谓的江湖豪气继续开路,不多久,北起大连,南到宁沪,西至陕西,水旱两路,只要出示孙殿英的名片,毒品无不通行无阻。
孙殿英曾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扒了慈禧的坟,二是包运了民国五省的鸦片。说到包运五省鸦片,孙殿英还有一句口头禅“名言”——“会捞钱是二流学问,会撒钱才是一流本事。”
当年上海滩流传的一桩轶事,颇能说明孙殿英手黑之外的江湖格局。
当时,上海滩的黄赌毒都控制在青红帮手里。有一次,青帮大龙头黄金荣买了十万大洋的鸦片,孙殿英如数发货后,亲自将十万大洋一分不少地退还到黄金荣手中。黄金荣为此大赞孙殿英为豪杰朋友,从此孙殿英的鸦片在上海滩占有了一席之地。
1922年,有人向主持河南等地军政大权的直系大佬吴佩孚进言,孙殿英制毒贩毒,危害地方,罪大恶极,应当铲除。吴佩孚乃秀才出身,在许多问题上颇为嫉恶如仇,随后他向河南发出严令,缉捕制毒犯孙殿英。
但孙殿英有钱有枪,里外勾结,早已羽翼丰满,纵使是一代枭雄吴佩孚,想要缉拿他,最终也只能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
不过,吴佩孚的强横,一手遮蔽几省的势力还是让孙殿英陷入了乱世的沉思。
赌是雕虫小技;毒虽有暴利,但上不得台面,更招人嫉恨。
究竟怎样才能有一呼百应的威力,拉出千军万马,成为乱世中的大帅呢?
据说,那阶段,孙殿英拜了豫西一位号称小诸葛的黑夫子。这黑夫子向孙殿英指点迷津说,要想称霸一方,成就宏图大业,必须懂得利用人心,打出一杆虎皮大旗。
孙殿英问,哪里有虎皮大旗可打?
黑夫子说,眼下在豫西、豫中、鄂北一带极为盛行的“上仙庙道会”,就是上天赐给你的一面大旗。
孙殿英经黑夫子这一番指点,顿感热血沸腾,壮志倍增,野心大起。
带着效法洪秀全的野心,拜进“庙道会”李凤朝门下,孙殿英一肚子歪门邪道,顿时派上了大用场。渐渐取代师傅,成为豫西“庙道会”实际大头领后,一天夜里,孙殿英将装神弄鬼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先是将道徒集中起来,设坛插香,进而又极其神秘、郑重其事地宣称,祖师爷给他托梦,指引他在道院西墙角下的巨石下觅得了姜太公特赐的一把太阿宝剑和一柄拂尘。有了这两样神器,逢凶化吉,辨明忠奸,遇难呈祥,纵横天下,无可匹敌。
今日听来,这是何等的荒唐滑稽。
但在当时,在穷苦的愚民那里,这就是神明再现,必须忠心不二,至死不渝。
孙殿英日后拥有了数十万大军,也从来没有抛离这个神话自己、笼络人心的“法宝”。
对此,他曾直言不讳地说:
“几十年来闯荡江湖就靠了它。孙中山总理有国民党、三民主义;蒋委员长有黄埔系;我孙大麻子气候小,就只有靠庙道会了。每年二月二十二日祖师爷(刘廷芳)生日这一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耍一手,要钱的有钱,要鸦片的有鸦片,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有好多徒弟不远千里来投,为的还不是这些,怎好叫他们失望。想我孙大麻子这些年风风雨雨,之所以屡仆屡起,就是靠这帮铁子弟捧场。当然,这一套只能骗骗老实巴交的农民子弟,骗不了读书人,那些儒生秀才们是不信这一套的。”
孙殿英说得不假。
正是靠着这一套把戏,孙殿英在脱离丁香玲部之后,短短几个春秋,就在嵩山一带聚拢出一千多人的队伍。
当时的河南督军万选才,原先也是土匪出身,见孙殿英有了一定势力,不剿而抚。他许诺孙殿英,只要率部来归,至少给个营长。
有奶便是娘。
哪头有甜头站那头。
孙殿英从小就玩骰子,骨子里从来只认眼前,不讲信义。
接受万选才招安后,孙殿英起初被编入直系憨玉琨的第五旅,先干营长,民国十年(1921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后,升任独立团团长。
民国十二年(1923年),直奉二次大战再起,眼见吴佩孚亲临山海关前线督战,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直系即将全面溃败,孙殿英“好汉不吃眼前亏”,趁机发动兵变。他同丁香玲部的一个骑兵连合兵一处,在洛阳四周攻城略地,大力收编地方民团和各地庙道会信徒,一时声势甚大。
直系憨玉琨弹压不住,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自顾不暇,电令憨玉琨守住洛阳,可暂时不顾其他。
这等于变相承认了孙殿英的现有势力。
孙殿英见状,自封为独立旅旅长,然后脱离洛阳周边,率部窜往豫、鄂两省交界地带。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入关的奉系张作霖联合直系吴佩孚,准备进攻背信弃义、反复无常的冯玉祥。孙殿英趁机率部先由南阳、西平一带窜往信阳,再沿豫皖两省交界地带东下,一路招兵抢粮,掠财争色,兵马由原来的两千人猛增到五六千人,声势越发浩大。
驻防洛阳的憨玉琨见孙殿英兵马雄壮,不顾前嫌,派人前往表示亲近和拉拢。
孙殿英很狡诈,一方面他表示愿意重归直系,为憨玉琨效力,另一方面却按兵不动,静观直系憨玉琨和冯玉祥部将胡景翼对战。
一场厮杀下来,形势占优的直系憨玉琨竟败下阵来。孙殿英眼看局势对自己不妙,马上变脸改投国民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做了冯玉祥麾下的一个旅长。
随后,冯玉祥命令孙殿英随国民军第三军一道由河南开赴陕西。孙殿英一边假意从命,一边打着自己的算盘。他深知自己不是冯玉祥的嫡系,一旦离开豫西老巢,必然遭到掣肘,那样再图发展和周旋,就难了。
就这样,一天深夜,当大军即将开进陕西境内时,孙殿英率部突然脱离国民军第三军,一头又扎进了豫西地界。
在豫西四处游荡时,有心腹附在孙殿英耳边说,安徽毫州离我们不远,那里是皖北重镇,富得流油,不如趁着兵荒马乱,豪抢他一回。
孙殿英知道毫州是姜桂题的老家,想到昔日那四十军棍,马鞭一挥,率众随即向毫州杀去。
攻城前,孙殿英下令,此次攻城是为雪耻,只要毫州城破,官兵可随意行动,钱财、女人皆可以放开抢夺。
这一道命令,激发了乌合之众的兽性。
毫州城破后,城中所有商业繁盛地带,如白布大街、爬子巷、南京巷等处,均被焚抢殆尽,富商大户更是连连遭到血洗。
最惨的当然要属毫州首户姜家。此时,姜桂题虽已作古,但孙殿英还是洗劫捣毁了姜家老宅。姜桂题的弟弟、前毅军管带姜桂欣一家更是只剩血泪,全家近五十口人,均被绑架,男的遭官兵疯狂殴打,女的遭匪众轮番糟蹋。
得知孙殿英血洗毫州城,祸害了北洋姜老帅一家,河南督军张福来、安徽督军齐燮元,齐声震怒,随后两位督军分别调派二十个营 ,总共四十个营的重兵,急驰毫州,大有一举荡平孙殿英的阵势。
然而,此时的孙殿英根本不惧。
他对部下说,他们不仁,休怪俺们不义。
说完,孙殿英下令官兵在城内绑架了包括姜氏家族在内的富商大户共两百多人,然后押于城墙之上。
孙殿英放言,如果城外放一枪,城内就杀一人。
这一卑鄙无耻的毒计果然有“威力”,双方僵持二十天后,两位督军终于妥协,表示愿意让开一条生路让孙殿英率部逃走,但有一个前提,从此不得在安徽、河南地界活动。
条件传到城内,部下问孙殿英,能信吗?
孙殿英奸诈一笑,信他龟孙。
孙殿英扬言,如果两省督军胆敢派兵来追杀,手中的“票号”将统统杀掉。
为了全身而退,给两位督军上完眼药,孙殿英又要求“票号”亲属速凑一定数量的粮草和钱财,如若不然,“票号”性命难保。
这两手下去,城外的征伐大军眼睁睁地看着孙殿英开走却不敢追截,而“票号”亲属则跟着孙殿英的屁股后头,不断送钱送粮,直到出了河南地界来到山东曹州,孙殿英摆脱险境,才将“票号”送回。
毫州一劫,孙殿英虽召来恶名,却也让乱世豺狼钦佩。大军窜逃到山东曹州不久,先是有江湖人称“红孩儿”的匪首刘月亭来投,后又有直系残部谭温江主动归顺,一时间,孙殿英军势猛增,士气大振,好不猖狂得意。
这阶段,孙殿英身边也有一位高人,此人乃曹州地方饱学之士,名叫梁朗先,是孙殿英重金聘请来的。
梁朗先提醒孙殿英,毫州一事,名声很坏,由豫入鲁,万不能做孤军,要设法找到靠山。
孙殿英觉得有道理,先点头后追问,该找哪座靠山?
梁朗先说,我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秘书长韩虔古是旧交好友,可请他代为引荐。这座靠山好,跟你烧的是同一炷香。
梁朗先话说得很含蓄,意思是说你与张宗昌臭味相投,投靠过去,必是有益无害。
由梁朗先从中牵线搭桥,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天,孙殿英投进“狗肉将军”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任第五师师长。
跟着张宗昌干,孙殿英颇为卖力,先是打冯玉祥,后又打北伐军。张宗昌欣赏他,他也觉得跟着张宗昌干最为畅快。
但说到效忠,那是不可能的。
民国十七年(1928年)五月,奉军和直鲁联军阻止不住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等军北进,全线败退。孙殿英率部退至蓟县和遵化一带后,背弃张宗昌,投靠蒋介石,摇身一变,成了北伐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
也就在这个时候,原奉军收编的积匪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长期挖坟盗宝。
用匪剿匪,是民国军阀的惯用手段。
蒋介石也不例外,于是点了孙殿英的将。
孙殿英奉命前往剿抚途中,见到东陵殿宇富丽堂皇,为了搞军饷,刮油水,发横财,他的心眼开始活泛起来。
民国时期,不乏各种狠角色,但像孙殿英这样,既敢无所顾忌地干,又能讲出一套“歪理”的混不吝,还真是少见。决定下手后,孙殿英够贼也够狠,直接崩开了据说藏宝最多的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定陵,盗取宝物无数。
消息传开,举国声讨,天人公愤,但也有人暗中竖起大拇指。
为了逃脱制裁,孙殿英的设法疏通,可谓是做到了八面玲珑。
据他后来自己说:
“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108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
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却多得记不清楚。慈禧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雨农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了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雨农代我送给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得孔祥熙部长夫妇眼红,接到雨农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
盗陵风波过去后,1930年中原大战开打,孙殿英只看眼前,不讲信义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依附阎锡山、冯玉祥,公开反蒋,结果被蒋军击溃,率部狼狈向黄河逃窜。
张学良入关后,不停左右劝告,很是任性地收编了孙殿英,并且给予重用,命他驻防在晋城一带。
见这反复无常的匪军始终不死,蒋介石不久便动了让孙殿英消亡的心思。他先是令孙殿英向西北推进,结果立马遭到西北四马的围攻。被动中,孙殿英想后撤,不料阎锡山又出兵断其后路。
见孙殿英被前后撕咬,几近崩溃,蒋介石趁机明令撤销其本兼各职,残部也被阎锡山收编了。
1931年“九一八”之后,国难当头,孙殿英被重新启用,先任第四十一军军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再任新五军军长。
在民族大义面前,孙殿英尚存一些血性,曾率部在热河与日军血战,令国人刮目相看。然而,当他1943年被日本人俘虏后,他身上的血性就荡然无存了,之后他落水做汉奸,成了汪伪“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副司令。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孙殿英害怕被以汉奸罪惩处,再次施展狡猾手段,又一次该死不死得了逞。
他是怎么干的呢?
日本投降后,趁着局面混乱之际,他抢先一步指使驻北平代表李之朴托新闻界的朋友发了一则新闻,内容是:“蒋委员长已电令孙殿英星夜北上,负责维持平津治安。”
制造出自己已成为国民党“地下军”的假象后,孙殿英又照着这则假新闻的同样内容,给李之朴打了一个密电。李之朴拿着密电去找伪财务总署督办兼联银总裁汪世景。
汪世景当时为了保全性命,正千方百计地寻找靠山,如今见到靠山找上门来,当即按照李之朴的意思,拨出一亿联币,供孙殿军“军队开拔”之用。
李之朴拿到这一亿联币,随即到北平廊房头条三阳、正阳等金店大肆购买黄金,然后雇了飞机转交到孙殿英手里。
当时,孙殿英驻防在开封一带,正当南北交通要冲。论撒钱,孙殿英的确有一流本事,凡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经过他的防地,他就用这笔资金优礼招待,馈赠黄金古玩。仅苏鲁豫皖边区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沈克,孙殿英一次就送了一千多两黄金。
孙殿英用大量黄金珠宝买通了蒋介石和戴笠的左右,结果再次化险为夷,不仅未受到惩处,反而堂而皇之地当起了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
1947年3月,河南汤阴古城正是国民党第三纵队司令部盘踞之地。中将司令孙殿英命令他的第八师驻汤阴西鹤壁,第七师驻城内和城东五陵,城内还驻有一个旅和几个直属营。
但这些根本没用,在刘邓大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孙殿英仅仅坚持了一个来月,五月初,汤阴城就被攻破,孙殿英没跑掉,成了俘虏。
孙殿英被俘后途径鹤壁大吕寨时,刘伯承司令员在与他谈话中指出:“抗日初期,不能说你们没有贡献,但是以后的阶段,确实做得太不好了。”
被带到涉县后,孙殿英开始有对抗情绪,曾想过自杀。但看守所对他非常宽待,不仅允许他带一名卫士照顾生活,而且给他特批了一些烟土,还积极给他治病。
这些仁义之举渐渐地使孙殿英的内心受到了感化。他对看管他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这样好,我死了会给蒋介石一个口实,说是你们杀了我。”
回望自己的历史罪恶,他更是向工作人员忏悔:“我的罪过不能提了,一条就够杀头的资格了,我悔之晚矣。”
由于几十年的恶习,孙殿英后来染上了烟后痢,这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但看守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为医治他的病想了许多办法。
1948年2月初,孙殿英在病危之时,说了最后一段忏悔的话——“我过去做了许多坏事,对不起民众,对不起共产党。共产党宽容大量,不计怨仇,真是天下难得啊!我本想重新做人,补偿过去的罪恶,可是,晚了,来不及了······
大盗将死,其言也哀,其言也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