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冬，寒风凛冽。在中南海颐年堂内，却是一片温暖祥和。这天下午，《诗刊》主编臧克家应邀前来拜访毛泽东。谁也没想到，这次看似平常的文学交流，却因一个字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臧克家小心翼翼地提出《沁园春·雪》中＂腊象＂一词的理解疑惑时，毛泽东没有直接作答，而是反问他的看法。这个细节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学术智慧？这次看似简单的字词商讨，又为何能在历史长河中激起如此深远的涟漪？

一、诗人之路

1905年深秋，山东潍坊城内传来一声婴儿的啼哭，这是臧克家降生的时刻。臧家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从曾祖父到父亲，三代人都与诗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臧克家的曾祖父曾中举人，在当地颇负盛名；祖父也考取了秀才功名，更是当地有名的诗词大家；父亲则毕业于清末新式法政学堂，集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于一身。

臧克家八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这个不幸的打击却让他与诗词结下了更深的缘分。自此，他便跟着祖父一起生活。在外人看来，臧克家的祖父是个不苟言笑的严厉长者，但在教授臧克家诗词时，却会展现出罕见的温情一面。

每天清晨，祖父都会在晨光熹微中召唤臧克家背诵古诗。从《三字经》到《唐诗三百首》，从李白到杜甫，祖父用独特的方式为年幼的臧克家打开了诗词的大门。每当臧克家背诵完一首诗，祖父便会仔细为他讲解字词含义，有时还会即兴赋诗，让诗词的韵律在臧克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在八九岁进入私塾后，臧克家的生活有了重大转变。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来自贫苦家庭的孩子们。这些孩子衣衫褴褛，冬天没有棉衣，夏天经常饥肠辘辘。与这些孩子的接触，让出身优渥的臧克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不平等。他开始用稚嫩的笔触记录下身边的点点滴滴，这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重要源泉。

1923年，十八岁的臧克家考入潍坊省立第一中学。在这里，他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第一位伯乐——语文教师李淑一。李淑一发现了臧克家的文学天赋，不仅鼓励他创作新诗，还为他引荐了当时的进步刊物。在李淑一的指导下，臧克家开始尝试创作新体诗，并在校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

1930年的夏天，对于臧克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参加了国立山东大学的招生考试。考场上，数学卷上空白一片，但在作文卷上，他只写下了三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三句话引起了时任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的注意。闻一多破格录取了这位在数理化上毫无建树，但在文学上显露出非凡才华的年轻人。

在山东大学的求学期间，臧克家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文学的养分。他广泛阅读新文学作品，参加文学社团，开始系统地创作新诗。这段时期的经历为他后来成为新中国重要的诗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战火中的文学足迹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臧克家放下笔，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先后辗转于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用诗歌记录战争的残酷与人民的抗争。在河南信阳期间，臧克家跟随八路军游击队深入敌后。一次，他随队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村，目睹了日军烧杀抢掠后的惨状：村庄成为废墟，幸存的村民衣不蔽体，啃食树皮草根度日。这段经历促使他写下了《废墟》一诗，字字血泪，在当时的《战时文艺》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

1939年春，臧克家来到湖北宜昌。这里是抗日前线重要的战略要地，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激烈交战。在一次空袭中，臧克家与当地百姓一起躲进防空洞，洞外炮火连天，洞内却传来一位老兵吟唱的山歌。这个强烈的对比，让他看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由此创作了《山歌与炮声》。

1942年，形势突变。国民党顽固派排挤进步力量，臧克家被迫离开前线，辗转到达重庆。重庆时期的臧克家目睹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繁华的市中心，国民党高官醉生梦死，歌舞升平；而在城郊，难民们蜷缩在防空洞里，饥寒交迫。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

就在这时，一本来自延安的《解放日报》引起了臧克家的注意。报纸上刊登着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开始系统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多篇评论文章。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臧克家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是在一个多达数百人的座谈会上，会场设在重庆较场口的一栋办公楼里。当时的情形令人难忘：毛泽东身着灰布中山装，神态从容，与在场的文化界人士畅谈国事。会议间隙，臧克家鼓起勇气，向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民主前途的问题。

这次见面给臧克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后，他连夜写下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这首诗以朴实的语言，描绘出一位人民领袖的形象。诗作发表后，在重庆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进步文化人士纷纷转抄传诵。

1946年初，国共关系紧张，重庆局势日趋恶化。臧克家收到了北方进步文化人士的邀请，决定离开重庆。临行前，他整理了在重庆期间的创作手稿，其中包括描写重庆市井生活的组诗《桥》和反映抗战生活的长诗《火与血的纪录》。这些作品后来被收入诗集《战地诗抄》，成为记录那个特殊时期的重要文学见证。

三、《诗刊》的筹备往事

1953年初的一天，冯至在北京文联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创办诗歌专门刊物的设想。当时的中国诗坛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只能零散地发表在各类综合性刊物上。冯至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其中就包括时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的臧克家。

筹备工作随即展开。在一次筹备会议上，臧克家被推选为《诗刊》的主编。这个决定得到了文化部的认可，但臧克家深知责任重大。他先后写了三封信给毛泽东，详细汇报了《诗刊》的筹备情况。第一封信主要介绍了创刊的初衷和规划，第二封信着重阐述了办刊方向，第三封信则详细列举了拟邀请的编委会成员名单。

毛泽东对《诗刊》的筹办工作十分重视，很快就对臧克家的来信作出了回复。在回信中，毛泽东不仅肯定了创办诗歌专门刊物的必要性，还就办刊方向提出了具体建议。特别是在编委会成员的选择上，毛泽东建议要注意新老诗人的结合，同时要重视民间诗人的培养。

创刊号的准备工作异常艰难。1953年下半年，臧克家和编辑部成员四处奔走，约稿、改稿、编排。为了第一期能够呈现最好的内容，他们反复讨论每一首入选诗作。其中，与袁水拍的合作尤为密切。袁水拍是当时著名的民间诗人，他为创刊号贡献了一组反映农村生活的诗作。这些作品的语言朴实无华，却充满生活气息，很好地体现了《诗刊》立足群众的办刊宗旨。

徐迟作为编委会成员，在创刊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为创刊号撰写了开篇评论《新的诗歌园地》，还帮助联系了一批年轻诗人。在他的推荐下，几位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的作品得以在创刊号上亮相。其中，有几篇作品后来成为了新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篇章。

创刊号的版式设计也经过了反复讨论。臧克家特意邀请了著名画家李桦设计封面。李桦采用木刻版画的形式，以简洁有力的线条勾勒出一幅充满力量感的图案。这个封面设计一直沿用到后来，成为了《诗刊》的标志性形象。

1954年元旦，《诗刊》创刊号正式出版。第一期的印数定为三万册，这个数字是经过反复权衡的结果。有人认为这个印数保守了，但臧克家坚持要稳扎稳打。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创刊号很快售罄，第二期不得不加印到五万册。这个开端，为《诗刊》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诗刊》的诞生，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文学界前辈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为创刊号题词，还主动提供作品。郭沫若特意写了一首《祝〈诗刊〉创刊》的诗作，茅盾则撰写了一篇长文，论述新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

四、中南海问字始末

1956年12月15日，北京迎来了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这天下午两点，臧克家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中南海。警卫员引领他穿过一条长廊，来到了毛泽东的颐年堂。

颐年堂内，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见臧克家到来，他放下手中的文件，示意臧克家在身边坐下。这是一次事先约定的文学交流。会面伊始，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诗刊》的近况，对刊物的发展表示肯定。随后，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古典诗词的创作和研究。

在交谈过程中，臧克家提出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源于《沁园春·雪》中＂腊象＂一词的理解。在此之前，许多人将这个词理解为农历十二月的景象。但臧克家通过查阅古籍，发现＂腊象＂可能另有含义。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臧克家的看法。臧克家说出了自己的考证：在古代，＂腊＂不仅指十二月，还指祭祀。＂腊象＂可能是指古代岁末祭祀时的情景。为了证实这一观点，他特意带来了几本工具书，包括《辞海》和《说文解字》。

听完臧克家的解释，毛泽东起身走向书架，取出一本《礼记》。他翻开＂月令＂篇，指着其中的一段文字说道：＂腊＂字的来源确实与祭祀有关。随后，他又取出《诗经》，找到了＂腊＂字最早的用例。

讨论逐渐深入，毛泽东拿出自己珍藏的一本清代《佩文韵府》。这本工具书收录了大量古代诗词用例，其中就有关于＂腊象＂一词的多种用法。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用例，两人发现＂腊象＂的含义在历史演变中确实发生了变化。

这次讨论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期间，毛泽东数次起身查找资料，有时还在纸上写下一些字句进行比较。整个过程中，双方始终保持着平等的学术交流态度，互相补充，相互印证。

临近傍晚，讨论接近尾声。毛泽东对臧克家的考证表示赞同，认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很可贵。他特意叮嘱臧克家，在《诗刊》的工作中也要保持这种严谨的学术精神。

这次会面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字词的考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臧克家将这次讨论的经过整理成文，发表在《诗刊》上。这篇文章引发了诗词界对古典文献研究方法的广泛讨论，许多学者开始重视字词考证的基础工作。

会面结束时，毛泽东赠送给臧克家一本自己批注过的《全唐诗》。这本书后来成为了臧克家案头的珍品，也成为了这次难忘会面的见证。走出颐年堂时，夜幕已经降临，院子里的积雪反射着淡淡的月光，整个中南海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

五、晚年与诗歌

1978年春，臧克家重返《诗刊》编辑部。这一年，他已经年过古稀，但仍坚持每天步行上班。在编辑部，他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审阅来稿、指导年轻编辑、接待投稿作者。这期间，他主持编辑了《新诗潮》特刊，刊登了一批新时期的诗歌代表作。

1980年，臧克家开始筹备《诗刊》创刊25周年纪念活动。他提议举办一次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邀请老中青三代诗人共同参与。这次研讨会最终在北京召开，为期三天。会上，臧克家宣读了《关于新诗发展的几点思考》的发言稿，回顾了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

1982年夏天，臧克家接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信是河北农村一位青年诗人写来的，信中附有一组描写农村生活的诗作。这些诗歌用质朴的语言记录了农村改革开放后的新变化。臧克家立即约见了这位年轻人，经过反复修改，这组诗最终在《诗刊》上发表，引起广泛关注。

1984年，臧克家着手整理个人诗歌创作档案。在整理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些战时创作的手稿，其中包括1938年在河南前线写下的战地诗篇。这些诗作此前因战乱辗转，一直未能发表。臧克家对这些诗作进行了修订，编入《战地诗抄补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初，臧克家开始编写回忆录。他每天工作六小时，详细记录了自己与文学的一生交往。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回到故乡山东，重访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实地考察帮助他确认了许多历史细节。这部回忆录后来以《我与诗歌半世纪》为题出版。

1988年，臧克家迎来了八十大寿。在北京举行的祝寿会上，许多诗人带来了自己的新作。郭小川的儿子专程从上海赶来，带来了父亲生前珍藏的一些信件和手稿。这些材料记录了两位诗人在50年代的文学交往，成为了重要的文学史料。

1990年，臧克家完成了最后一部诗集《暮年集》的创作。这部诗集收录了他晚年创作的七十余首诗，主题多为对人生的感悟和对诗歌的思考。其中，《访旧居》一诗记录了他重返故乡时的所见所闻，《赠青年诗人》则寄托了他对新一代诗人的期望。

1991年秋，臧克家最后一次参加《诗刊》编委会会议。会议讨论了新时期诗歌创作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在会上，他建议设立青年诗人专栏，为新生代诗人提供更多发表机会。这个建议得到采纳，《诗刊》随后开设了＂新人新作＂专栏。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臧克家仍然保持着对诗歌的热爱。他经常邀请青年诗人到家中座谈，与他们分享创作经验。在他的书房里，一直摆放着各个时期的《诗刊》合订本，这些刊物记录了他与中国新诗的深厚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