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1961年，一场国防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聂荣臻、周恩来、陈毅等一众国家高级领导人出席了会议。

而会议的核心讨论要点就是：原子弹的“上马”与“下马”。

这是我国“原子弹”工程的至暗时刻，关于“上马”与“下马”的论战维持了数年，最终以蘑菇云的升起而结束。

在这场论战中，最引外界关注的是陈毅元帅与金庸就“裤子”问题而引发的唇枪舌战。

但在表面的口水战下，其实还有高层领导人之间就这个问题的几次讨论，多次争辩。

那为何会有人主张原子弹“下马”？他们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以“武侠”闻名的金庸，又为何会与陈毅元帅争论起来？

我国是何时开始进行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呢？

这源自于1955年，毛泽东主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扩大会议。

在这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原子弹的问题做出了指示：“中国人也要搞原子弹，但并非要主动去攻击别人，而是反击，是积极防御。”

彼时，世界上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苏联和美国甚至已经有了比原子弹威力还要大的氢弹，面对美国人的“核威胁”，中国人必须拥有核武器以回应。

尚且与中国友好的苏联给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起步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大批专家来到中国，同时带来了装备与技术。

1958年，国防部成立了负责特种部队组建工作的第五部，以聂帅为主任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也组建而起，这预示着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正在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1959年6月，苏联就以“不影响美、苏、英首脑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日内瓦谈判”为由，直接终止了苏联的援助计划。

明眼人都看得出，苏联并不是怕影响什么，而是不想让中国人拥有核武器。

1960年，随着中苏全面交恶，苏联的专家都被撤走了，许多精密仪器以及资料也被一并带走。

这给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带来了沉重打击，一些质疑的声音起来了：“中国人真的能独立完成原子弹的研究嘛？”

此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导致国内经济低迷，许多科研项目都受到了影响。

1960年12月，当我国开始准备研究氢弹时，钱三强对负责氢弹研究的同志提了三个要求：省钱、省钱、还是省钱！

1961年1月，中央也指出：“该退的项目就要坚决退下来，而且必须退够。”

毛主席也以身作则，每日的饭食中不见一点油荤，号召干部们也发扬精神，共渡难关。

就是在这种经济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原子弹项目是否还要继续的问题被提了上来，一场论战就由此开始。

面对这个问题，最焦虑的人莫过于聂荣臻元帅。

根据其秘书范济生回忆，聂帅无时无刻不沉浸在焦虑之中，他常说：“不能退下来，一旦退下来就落后了！而这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后代会骂我们的！”

这也是许多老帅的观点，林总表示：“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叶帅和陈老总也主张坚决继续原子弹项目。”

1961年，国防部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委会议，这是“上下马”之争的最高潮。

根据参会者的回忆：“大家刚刚洗完海水澡，上到会场之后就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拍起了桌子。”

开国老帅们经历过几十年的战争，眼界也更为开阔，原子弹在战略威慑上的作用，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叶帅就说：“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定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说话才有分量。”

陈毅元帅拍着桌板表示：“就算是把裤子给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但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有不少同志持反对意见，这其中不乏一些政治局的干部、高级干部。

这些人反对的点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苏联的援助”。

张爱萍将军在回忆中便提到不少人觉得中国人离了苏联人很难造出原子弹。

这是一种“悲观”但实际的观点，新中国的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也比不上美苏两国，我们的工业与技术储备能否支撑原子弹的研发，是要打问号的。

第二个点是“关于常规武器的研发工作”。

这类同志并非不同意高精尖武器的研发，但他们倾向于把钱投到研发常规武器。

彼时，何时能够造出原子弹仍然是个谜，不如将这些工业力量投入到常规武器的生产，以壮大数百万陆军的战斗力量。

这类观点不无道理，然而常规武器的生产研发往往也涉及到高精密仪器、原材料等研究，其内核的研究并不比原子弹的研发简单。

如若突破不了这些，我军的武器研发依旧停留在造步枪和子弹。

最后一种观点就是“经济”。

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算是坚持造原子弹的老帅们也不能避开这个问题不谈。

叶帅的提议是“卡脖子、少吃几口”，陈老总是“当掉裤子”，虽然有些夸张，但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就是如此，是纯粹的“烧钱”且不到爆炸就没有回报的一件事。

经济部门中的许多同志都提出了反对意见，“我们不能为了这么一头牛，饿死一群羊”，“饭都已经吃不饱了，还搞什么两弹”，“不要原子弹，要鸡蛋”，这些观点是普遍的。

新中国建国仅仅12年，民生发展是重中之重，让百姓们挨饿，去期盼一个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的原子弹，一些人是想不通的。

况且彼时已经有不少项目退了下来，所以在一些同志们的眼中，这些也是能退的。

持续讨论了近一个月后，会议结束了。

但论战并未结束，因为仍有同志存在反对的意见，且社会上也有不少人对这种“当掉裤子造原子弹”的观点持反对意见，而最有名的就是金庸。

金庸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在香港办报，彼时的他以“一手写小说，一手写社论”而闻名。

对于新中国的原子弹事业，金庸颇有微词。

北戴河的会议后，陈毅在会见日本记者的时候依旧坚持着自己对于原子弹发展的看法，即“当掉裤子也要搞核子”。

金庸注意到了这句话，他当即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文章。

他在文中表示：“搞出几颗袖珍的原子弹，有什么用呢？还是多给人民做几条裤子穿吧！”

这种言论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香港各界都对金庸的这一说法展开了讨论，不少报刊上出现了反对金庸的文章。

面对这些反对声，金庸并没有选择退缩，他立马又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各种反对声，还“建议”陈毅元帅辞职，以对“不当”的言论负责等等。

金庸的言论在彼时的大陆并非得到多少关注，但陈毅也从一份“内参”中知道了金庸对他的点名批评。

对于这种反对声，陈老总倒是非常坦然地接受了。

不过他依旧坚持了造原子弹的观点，但他也承认自己作为外交部长和副总理，“当裤子”的言论的确是有些片面和绝对。

陈老总补充了一点，即金庸的观点也是绝对的，“不要核子”带有绝对化，两人的观点应该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今后，我们应该尽量做到既要裤子，也要核子！”

讨论的意义便在于有正反两种观点，对于金庸，陈毅元帅并没有厌恶之情，他认为提出这种社论的人，是爱国的人，因为他关心中国人有没有裤子穿，这就是爱国。

对于那些同样因为经济问题希望原子弹下马的同志，支持原子弹上马的同志们也大多持中立态度，因为这个建议并非错误，不过是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的范围不同。

时任国家核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李旭阁就曾表示：“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那些人没有道理，这是不对的，吃饭也是大问题。”

北戴河的会议结束之际，刘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个观点：“无论弄不弄原子弹，总要先把情况了解明白。”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论调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所以在会议结束后，聂帅一方面给毛主席去了报告，一方面让张爱萍将军组织调查。

会议的讨论结果，摸排的结果，最终都汇聚到了一个去处——毛主席的办公桌。

原子弹的上马与下马，需要他老人家拍板。

接到聂总布置的任务后，张爱萍将军叫上了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和二机部的部长刘杰，三人乘坐飞机远赴西北考察。

考察了一个月后，三人得出了一份五千多字的报告，先是报告了主持军委工作的林总，而后又送到了邓小平处。

报告的核心点是“1964”，即1964年能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后面还算了一笔账，需要787万元人民币的经费进行研发。

1961年11月，这份报告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而在此之前，还有两份报告。

一份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前，聂帅送来的，报告表示日本已经用上了洲际弹道导弹，而此时的中国还没有防范的武器。

另一份就是聂帅在北戴河会议后打上来的报告，那更像是一个“军令状”。

聂帅保证三年搞出中程导弹，五年搞出远程导弹，在原子能上，争取四年弄出核燃料生产基地等等。

看过这两份报告后，毛主席的心里就已经有了基本的定论：原子弹不能下马，而且要抓紧搞。

1962年8月，毛主席审阅了张爱萍等人做出的“争取在1964年、最迟1965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报告，并且给予了肯定。

1962年10月19日，刘少奇同志主持了对于这份报告的研究会议，罗瑞卿、刘少奇等人都发表了观点。

而此时讨论的问题已然不是“上马”和“下马”，而是如何加快研发原子弹。

11月3日，毛主席收到了会议得出的《报告》，主席马上做出了批示：“很好，照办！”

在批示这份报告的时候，毛主席还专门把“1964年”圈了起来，这是一个期盼。

就此，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辩基本划上了句号，得到毛主席的拍板，原子弹的研发工作开始全力冲刺。

而后的故事，便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了。

1964年10月16日，伴随蘑菇云的升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一切质疑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1968年，美、苏、英等国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这一条约旨在禁止其他国家核武器的研究。

很难想象，如若原子弹项目在六十年代下马，在美苏两国倡导的的“核不扩散”的施压下，中国的核武器发展会变得多么艰难。

回顾那场讨论，其实两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也没有对错之分，因为他们的核心关切都是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