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是我军历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奇人。

有人说过，谭震林的官越做越小，建国后连个军衔都没混上。之所以这样，大概因为谭震林脾气太大，不讨人喜欢。这说法很片面。

谭震林真正的官职不小，国务院副总理，与开国将领们相比，至少相当于大将。

事情奇就奇在这里，谭震林前半生一直在军队，主要成就也在军事领域，建国后却迅速转向到经济建设，一夜之间脱军装，与部队再无瓜葛。

是什么原因，把他一竿子划到行政系统了呢？

众说纷纭，未有确论。

1984年2月，在谭震林去世几个月后，他的老战友粟裕大将也去世了。粟大将家人在清理将军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电报草稿，这是1947年粟裕向中央发的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曾做过解说，其中关涉到当年华野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一段纷争，主角就是粟裕和谭震林，粟裕向中央发的电报，可以说是受谭震林批评而引发的。

众所周知，粟裕是华野名义上的二号、实际上的一号人物，陈毅自己都承认过，华野的事主要依靠粟裕。谭震林居然能批评粟裕，他的资历很高吗？

一、功劳有多大

谭震林将军不论是资历还是功劳，都非常深厚。之所以在军史圈并不十分出名，主要是被粟裕的光环所掩盖。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谭老板的辉煌过往，看看他的资历和功劳到底有多狠。

谭震林生于1902年，1926年入党。比粟裕早8个月。

谭震林参加了我军三大起义中的秋收起义，这方面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粟裕持平。

随后一叶浮萍归大海，谭震林来到井冈山，与粟裕基本一样。但此后谭震林的发展历程，仿佛开了挂一样。

谭震林在伟人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担任纵队的党代表，当时红四军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一名党代表。另外两位分别是陈毅和蔡协民。蔡协民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他是红军早期的元老之一，领导过湘南暴动，湘南暴动是红一方面军发展的源头之一，所以蔡协民是什么分量，大家应当有概念了吧。

由此类推，谭震林和陈、蔡二位共同当党代表，可见他的地位。

后来成立中革军委，朱德担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谭震林等15人为委员。

红一方面军成立了一个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育帅、谭震林都是总前委委员。

这个排位之高，甚至远远掠过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老几位。

政府系统地位也相当高，在当时的苏维埃政府中，谭震林是中央执行委员。

列位，谭震林何德何能，能居于如此高位呢？反倒是后来叱咤风云的战将们没有谭老板这么显眼，这就得说说谭震林独特的技能点了。

那时是红军草创时期，也是党的工农武装割据政权草创时期。那时有两大任务，第一，扩大人力，发展力量。第二，战争。

两相对比，第一条尤为困难，也尤为重要。怎么能让老百姓信你，拥护你，加入你？不是靠书本上的理论，而是靠深入老百姓的宣传、讲解、劝说、发动，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伟人一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指导理论中国化，谭震林就是这方面的好手。

比如，解决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客矛盾。

所谓土，就是当地人，客，就是外来人。井冈山相当一部分革命军民是从湖南、广东杀过来的，本地豪绅和地主对他们怀有很深的戒心，土、客之间互有成见，就连成立党的支部，都是以一姓、一族为单位。毛泽东对这事都头疼不已。

伟人感叹：“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

谭震林针对这种矛盾做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一天，茅坪的客籍人聚众到五里路远的茶陵去抓土籍豪绅尹其中，尹其中不在，就把尹的小老婆及村里的土籍群众40多人抓起来，弄到茅坪要求袁文才将这些人杀掉。这40多人吓得嚎啕大哭。

这场大乱，弄不好就会闹出大乱子，彻底破坏党的政策和革命纪律。当时谭震林正在病中，听到动静连忙翻身起来，拄着拐杖走出房门，问是怎么回事。

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他立即要求放人，一边讲政策，一边雷霆万钧地宣布政策，今后土不准杀客，客也不准杀土，谁敢违令就军法从事。

在谭震林恩威并施之下，这个顽疾慢慢消除了。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就几句话的事，背后概括的是谭震林不辞劳苦，冒着两边得罪人的风险长久地做工作。

很多事回过头看固然简单，但身处当时环境中，有几个人能第一时间判断清楚形势制定对的政策呢？很显然谭震林属于这种人。

草创时期谭震林能走上高位，就是因为他这种强大的组织能力为时所需，为党所需，为红军所需。谭震林当过一段时间的红军组织科长，这是对他能力特点最准确的标识。

丈夫处世，若锥处囊中，其末立见。用来形容红军时期的谭震林再合适不过。

二、谭震林的脾气

红军长征离开江西苏区后，谭震林是留下来领导红军进行游击战的三大领导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张鼎丞和邓子恢，后来三人并称南方红军“三杰”。

中央当时是怎么考虑留他们三人，现今已不得而知。但这三人有一个共同点，组织领导能力都非常强。

留在江西的红军高级领导还有不少人，这三位也不是中央刻意打造的三人组，但这三人和陈毅一同活了下来，说明一个问题，他们能力特点能胜任南方游击战的需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红军改编为新四军，谭震林进入新四军系统。

当时南方三杰都委以了重任。邓子恢担任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谭震林、张鼎丞都担任了一个支队的司令员。那时粟裕还是支队副司令员。

抗战后期，成立华中局后，在27人委员中，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粟裕依次排位为第八至第十一。

抗战胜利后，华东局成为华东解放战场的最高领导机关，在淮海战役结束刘邓加入华东局之前，该局共设12名常委，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张鼎丞依次排位为第六至第九。

在华东野战军内部，三巨头分别是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第一副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1948年5月，粟裕受中央重托，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委。到1949年初改编为三野，粟裕又恢复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

从这一系列对比，大家估计能看出谭震林与粟裕微妙的对比。论军事，谭震林绝对比不过粟裕，但论综合地位，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是稳压粟裕半分的。

所以说，1947年七月分兵粟裕南临战役失利后，谭震林敢冷着脸批评了粟裕一顿。

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所以展开说一说。

南临战役失利后，粟裕立即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准备向中央作检讨，由于是以陈粟谭署名，所以写完初稿给陈毅、谭震林看，待他们共同审签后报中央。

战役失利作检讨，本是寻常之事，谁知陈毅、谭震林都不同意。

原来，粟裕在电报中分析南临战役失利，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略指导有问题，二是战术组织有问题。

第二点，陈、粟、谭都同意。但对第一点，陈毅和谭震林都不认同。因为七月分兵是华野根据中央指示，进行集体决策作出的分兵行动。而粟裕在战略指导分析中说，正是因为分兵前华野指挥决策层对形势估计有些乐观，才导致鲁中战场兵力不足，导致啃硬核桃失败。

谭震林对这一点反对比较激烈，认为这一条不成立。

粟裕当时估计也有些接受不了，他不是一个讳败为胜、推卸责任的人，自己的锅从不让别人背。大概带着一些意气的成分，粟裕当即改写电报，发了一个极短的电报，以个人名义上报中央。

为什么说有意气的成分？大家看看两封电报的对比就明白了。

第一封讲的很细，是标准的战役检讨式的电文，内容长达4100字。

第二封则只有134字。

电报内容变了，第一封是讲事情的，第二封则不能战役失利原因，只请中央给予处分。

署名也变了，前一封是陈粟谭合署，后一封则只有一个字：粟。

谭震林当时要带兵去胶东，临走之前给粟裕留了一封长信，信的主旨是给粟裕提提意见，列举了自二战涟水以来，宿北、鲁南、莱芜、蒙泰、孟良崮等几场战役中，粟裕指挥上存在的不足。

有一句话很能展露谭震林的脾气，他说粟裕“在军事上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

又说“数十万大军的指挥，如果不能看远是很危险的。”

粟裕看后感觉很难接受，想找谭震林谈一谈，但后者已经率部开拔。

粟裕就给谭震林回了一封信，信中仍然不能放下电报争论之事，他坚持南临战役我军之所以失利，主要还是过分乐观，自己有乐观的成分，但谭和陈军长乐观的成分恐怕更多。

粟裕当然不是一味与谭震林争论，他再度承认，南临战役战术组织确实很低劣，军事部署上确实有错误。

信末，还做出了态度，请谭震林继续给他提出批评意见，多提供帮助。显示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革命家虚怀若谷的胸怀。

这次争论令陈毅和毛泽东都颇是紧张。

陈毅替谭震林转交这封信时，或许是感到谭震林说的有些激烈，邀请粟裕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

之后陈毅为了帮助粟裕减轻压力，向中央和华东局发电，一方面谈他对几仗未能打好的看法，另一方面重点为是给粟裕说好话。

陈毅的电报中说：“我认为我党二十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林并肩前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又说：“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

三、建国后地位其实地位不低

毛泽东对此事感到很欣慰。

仗打的不好，有争论是正常的，没争论反倒不正常了。

另一方面，华野几位主要领导人能够互相指出缺点——粟裕在南临战役中没打好是勿庸多言的，这也是一个好的班子该有局面。

但是伟人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粟裕承受的压力太大，对于这员爱将，他历来是鼓励多于批评的。

伟人当即亲自起草复电说：“粟裕同志，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另一封电报又说“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华东局复粟裕并报军委的电报更是洋溢着一片同志关切之情。电报说：“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民贡献极大。近两个月来的战斗，虽末能如五月以前那样伟大胜利，却已给敌强大杀伤。近月来伤亡均较大，主观上虽可能有些缺点，但也有客观原因。只要善于研究经验，定能取得更大胜利。自七十四师歼灭后，你头晕病久未痊愈，我们甚为怀念，望珍重。”

这段争论到此划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句号。批评和自我批评，历来是党内通用的一项思想武器，对陈粟谭都是很好的激励，粟裕和谭震林之间并没有留下什么个人恩怨，粟、谭二位的关系一直维持的非常亲密，战争年代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如此，直到两人去世，都是密不可分的好战友，这是需要说明的。

但这件事也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影响。

关于七月分兵的对与错，伟人其实是看的很明白的，分兵导致失利。粟谭二人的看法有区别，其实反映出两人在军事水准上的差异。

谭震林作为秋收起义时就跟着伟人走的老部下，能力有，也非常全面，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红军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功劳，足以说明他的能力素质。

然而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解放战争的实践反映出，谭震林并非一流的战将。

大家都能意识到，越到战争后期，善于指挥、善于打仗的将领们的光芒，越来越比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这类善于组织、善于做全面工作的人夺目。

道理在哪呢？战争进入越来越专业化的高度了，解放战争中步炮协同、大兵团作战，其烈度、专业度、复杂度，已远非红军游击战时代的战术难度所能比拟。

张震之所以后来居上，担任华野参谋长，风头压过老参谋长陈士榘，就是因为专业化程度高了，需要更专业的人才。

这种趋势延续到建国后，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检验，我军对军事专业化人才的需要更高了。

在这种形势下，谭震林这种善于做组织工作的全面型人才，转到经济建设和行政领域，更能发挥他的特长。

包括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邓子恢在内，这些人才，都与谭震林有差不多的特性。

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把这么一大批优秀人才转入经济建设领域，比把他们继续留在军队，更能发挥作用。

这既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伟人慧眼如炬，把最合适的人用到了最合适的地方。

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是非常正确的。

谭震林建国后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做出了不逊于战争年代的贡献。

1955年评定军衔，伟人亲自定调，谭震林等转入地方工作的，不再评定军衔。

若是参加，以谭震林的老资格和功劳，评上大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盖棺定论，谭震林的历史地位和身后评价，即使没有大将军衔，也是非常辉煌的。

向伟大的人民英雄、开国功臣致以崇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