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朝开始，天子就有自己的直属武装“六师”，这一部队的主业是保卫京畿，并且作为国家征战时的拳头力量。

“六师”制度传承几千年，秦以后演变成封建王朝的“禁军”，就是俗称的“御林军”。

古往今来，没有御林军，中央就不安稳，领袖就睡不着。

王朝的御林军都是军队的精锐，出名的如汉之“羽林卫”，唐之“神策军”，宋之“东京禁军”。就连民国时期，蒋氏怀里也抱着几个嫡系中央军，如第74军也可以算是御林军。

汉人王朝中，明朝的御林军历史最复杂，早期的三大营——神机营、三千营、五军营，都是国家柱石，战功赫赫。

但经过明中期的消耗，明朝禁军制度基本废弛，明末只有“勇卫营”的万人堪用。

说起来，明末最大的问题就是穷，国家税收少，导致军饷不足，军队战斗力不堪入目。

但放眼天下，谁缺钱，皇上都不会缺钱，所以即便是在内外交困时，崇祯皇帝下令整顿京城禁军，将原来京城的“腾骧四卫”整顿为“勇卫营”。

作为明末最后的精兵，“勇卫营”却算是明朝历史上的昙花，短暂出现在崇祯朝，人数虽少，但兵精将勇，大战过叛军和八旗，最终全军覆没，与国同亡。

当时，勇卫营练兵需要的马匹、粮食、武器，由内廷御马监负担，保证充足。

勇卫营的统帅，则由大内提督太监曹化淳，其下属黄得功、周遇吉、孙应元都是当世猛将，先大战李自成、张献忠带领的义军，又鏖战后金八旗。

虽然明末朝堂上降臣、降将众多，但“勇卫营”三大将誓死忠明，最后全部殉国，清朝人都称道不已。

勇卫营的出现，显示了明末内廷拯救乱世的决心，那么这支部队的诞生到底有什么故事？在明朝大厦将倾时，勇卫营打得多顽强？勇卫营三将又都是怎么战死的？

明初，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裁撤中书省，废宰相，让皇帝独揽大权。

政权在手，军权更不能松懈，所以明朝初期300万大军，共300多个卫所，最精锐的四十八卫所都在南京城周围，史称“四十八京卫”。

四十八卫里，有十二个卫的“上直亲卫军”，俗称“上十二卫”，归皇帝亲自统帅，这支部队可算明初的御林军。

“上十二卫”由朱元璋亲自选拔，挑卫所精锐填充，耳熟能详的锦衣卫、金吾前后卫、羽林左右卫，都属于明初“上直亲卫军”。

到了明成祖时期，明朝南征北战，攻北元、灭安南，国内军队也随之膨胀，京城四十八卫增长为“七十二卫”，而“上直亲卫军”膨胀到二十六个。

永乐时期，北京城附近就有70万大军，其中一半是皇帝亲属，五次永乐北伐，这些御林军就是主力，是大明的“万里长城”。

可惜的是，在土木堡，朱棣的曾孙朱祁镇将这些精锐一战埋葬。

土木堡之战，明英宗带京营出征，号称50万大军，实际可能20万左右。结果，明军被瓦剌骑兵埋伏，在居庸关外的土木堡全军覆没。

北京的二十六个皇帝亲卫，除了在城内的腾骧左右卫、武骧左右卫、锦衣卫，余数大多葬送在土木堡，哪怕不团灭也伤亡惨重。

其中，腾骧左右卫、武骧左右卫在明宣宗朱瞻基时代的末期设立，这些人本是御马监的“勇士”，以养马为主业，所以逃过一劫。

英宗朝以后，明朝花了两代人时间，才把几十个“上直亲卫军”重组完毕，随后调给兵部管辖，而武骧、腾骧四卫则变成皇帝手下的主力亲兵。

但说起腾骧四卫的起源，却可谓是一段“传奇”，毕竟“养马勇士”变成御林军，本身就古来罕见。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支部队最早的成员居然是逃兵。

《明史》：“四卫营者，永乐时，以迤北逃回军卒供养马役，给粮授室，号曰勇士。”

腾骧四卫虽然成军于宣宗时代，但早在成祖年间，这支部队就已经有了雏形。

原来，明朝永乐年间，朱棣五次出塞北伐，不仅打击北元朝廷，还对整个蒙古东部草原进行破坏——明军烧草原、拆屋舍、屠牲畜、驱逐蒙古人，然后让汉人在当地驻扎。

此举让蒙元经营200年的基业被毁，中原势力深入草原腹地。但因塞北环境恶劣，且战争频繁，这期间有不少士卒逃亡。

他们在边关被拦截后，要么被遣送，要么被朝廷编入其他部队，御马监就招了一批人养马。

让北方逃兵来养马是很合理的，这些人在塞外生活，经常和牛马打交道。但把逃兵称为“勇士”，则让人看不懂，唯一的解释是：这支部队经过精挑细选，被授予重要任务。

在宣宗时代，宣德八年，御马监“勇士”改编为腾骧、武骧卫，英宗以后简称“四卫营”。然而，这支部队虽名义上养马，其实是成祖放在内廷的最后防线。

《明会要》：“腾骧等四卫勇士旗军，乃祖宗设立禁兵，以备宿卫扈从，名为养马，实为防奸御侮也。”

在后来的“北京保卫战”里，因为其它御林军葬身在土木堡，腾骧四卫挺身而出，更是立下汗马功劳，让朝廷刮目相看，腾骧四卫的故事就此开始。

“腾骧四卫营”的理论编制是每营三千人，一共有万人，但实际人数只有四五千。至明武宗时期，皇帝朱厚照有志于建功立业，于是又扩充了四卫营，找卫所精锐填充。

《武宗实录》：“又选天下卫所官军年力精壮者及虏中走回男子，收作勇士，常数千人，俱属御马监，更番上直，委以心腹内外官统领，其盔甲器械俱异他军。”

可惜武宗之后，继任者们对军事不重视，因财政问题，卫所制度不断崩坏，北京周围的卫所都出现吃空饷的顽疾，连四卫营也不例外。

在明嘉靖年间，这支部队又剩下三千多人，马一千多匹。

进入万历时期后，因为明朝内外动荡，三大征前后相继，又有女真崛起于辽东。由军事压力所迫，四卫营和直属御马监的勇士营得到扩充，有马步军上万，以备不时之需。

万历之后，明朝日趋衰微，至天启时期，朝廷虽倾尽天下财力打了几次辽东会战，但全部失败。紧跟着就是天启七年北方农民起义，从陕北蔓延到半壁江山。

最后到崇祯上台时，国内的卫所军已不堪用，总兵们平叛多用家丁，或者调辽兵入内平叛。

这时候，朝内议论应该重整一支皇帝亲兵，崇祯皇帝对此很上心，下令提督太监曹化淳把御马监旗下的四卫营和勇士营整合，由内帑出钱，打造“勇卫营”作为皇帝直属部队。

随后，曹化淳清点御马监手下勇士，再调拨京营的精锐，组建了编制万人的“勇卫营”，有马军、步兵和火器营。

该部队的最高领导虽是曹化淳，但训练、作战依然由武官率领，曹化淳选拔黄得功、孙应元作为总兵。

《明史》：“庄烈帝锐意修武备，简应元及黄得功、周遇吉等训练，遂成劲旅。”

崇祯八年，勇卫营基本训练完毕。至次年秋天，关外的皇太极派贝勒阿济格率领十万大军绕过长城，直插北京城下，勇卫营便迎来了整军之后的第一次考验。

当时，京营和南方勤王部队云集华北，勇卫营作为主力，在孙应元、黄得功带领下帮助兵部尚书张凤翼抵挡后金八旗，于北京城外击退八旗骑兵，逼迫其撤军。

此战让勇卫营名声大振，朝廷赏主官孙应元、黄得功为副总兵。京营游击周遇吉也因表现出色，被调入勇卫营为先锋营副将，崇祯赐勇卫营军马、器械若干。

然而，因为后金在崇祯九年的入侵，使得在南方剿匪的明军多数北上勤王，导致本来几乎被灭的农民军死灰复燃。

至崇祯十年夏秋，张献忠再次从河南、安徽南下，江南告急。

见形势危急，勇卫营主动申请出战，黄得功、孙应元受到崇祯嘉奖，带勇卫营万人南下。

《明史》：“明年，河南贼炽，应元、得功慷慨请行。帝壮之。发卒万人，监以中官刘元斌、卢九德，戒毋扰民。诸将奉命，军行肃然。”

勇卫营首战在安徽，和张献忠等叛军鏖战庐州，为庐州解围后进入河南。当年末，勇卫营又参加郑州、密县之战，大破农民军，斩首千余。

勇卫营的出现，让河南的战局迅速好转，监军太监刘元斌也对部队的表现赞赏有加。

史书记载，黄得功部的勇卫营士兵穿黑衣，上面画虎头，战斗力强悍。后来农民义军看到虎头军，都一哄而散。

《明史》：“得功军士画虎头于皂布以衣甲，贼望见黑虎头军，多走避。”

在崇祯十一年初，勇卫营加上入关的关宁骑兵，是当时明军平叛的主力部队。

当时，这两支部队在河南东部的舞阳、光山、固始三地围剿张献忠、罗汝才、王光恩。

其中，勇卫营三战三捷，斩首三千。在如此猛烈的打击下，农民军请降，张献忠等人接受招抚，被安置在中原地区。

可在崇祯十一年秋，后金又再次入关，勇卫营没能整顿补给，就马上开拔北上。

由于后金扫荡了河北、山东，勇卫营被派驻德州，黄得功带黑虎头军和后金八旗大战吴桥。

战斗中，八旗骑兵带火炮野战，攻势猛烈。黄得功则率步兵结战车阵，以火箭、火铳阻敌，以少胜多击溃八旗，让八旗军也不禁赞叹。

战后，勇卫营打通要道，得以北上京城驻扎。

彼时，河南安定，辽东却依然糜烂，朝廷正在筹备力量重振辽西防线。结果在崇祯十二年春，投降的张献忠、罗汝才等义军再次反叛，中原各州县告急，勇卫营只能再次南下。

不久后，勇卫营就在淅川大破马玉光，又在兴安打败张献忠，义军开始南逃。

见贼寇流走，勇卫营分头出击，刘元斌带周遇吉、孙应元去湖北围堵张献忠，卢九德则带黄得功在淮西地区活动。

崇祯十三年，农民义军流窜作战，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十面张网”，明军开始分散守卫关卡要塞。

随后，孙应元和周遇吉在丰邑坪击溃罗汝才、贺一龙。黄得功则配合友军，在潜山之战斩杀张献忠的义子王兴国，并于崇祯十四年俘虏李青山，押回北京处死。

《明史》：“张献忠攻桐城，挟营将廖应登至城下诱降。得功与刘良佐合兵击之于鲍家岭，贼败遁，追至潜山，擒斩贼将闯世王马武、三鹞子王兴国。”

一时之间，勇卫营的名号天下皆知。

可虽然勇卫营表现出色，明军在全局上却依然处于被动——由于民间苛捐杂税众多，又被战火摧残，“从贼”的百姓越来越多，所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总是能东山再起。

而勇卫营和关宁骑兵这样的精锐，几年鏖战得不到补给，崇祯九年带出京城的勇卫营老部队伤亡近半，完全就是在纯消耗。

崇祯十五年，孙应元带勇卫营追击叛军，不幸被包围，战死罗山，朝廷加以抚恤。同时八旗军劫掠山东，被调任山西总兵的周遇吉带兵在天津杨柳青和八旗军大战，互有死伤。

同年，黄得功再次和张献忠部大战安徽，在石牌之战击溃张献忠，俘获万人，他本人更是差点俘虏张献忠，战后得到朝廷嘉奖。

奈何，此时的明朝已经步入最后阶段，李自成在陕西、河南崛起，明军精锐多年来却消耗巨大，地方卫所也对叛军无计可施。

而备受期待的杨嗣昌，则因兵败在崇祯十四年畏罪自杀。

崇祯十六年起，朝廷拆东墙补西墙，勇卫营仅剩的部队南北分割，周遇吉带去山西一部分，黄得功留在安徽一部分。

当年末，李自成攻下陕西，总督孙传庭阵亡，随后李自成在西安称帝，起兵向北京进攻，形势对大明越来越不利。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进入山西，和周遇吉在代州大战。结果因为人数劣势，明军最终溃败，周遇吉率部死守宁武关。

闯军围攻宁武关后，以重炮轰城，多日后摧毁关墙，周遇吉带勇卫营和山西官兵巷战，最后全军覆没，本人被俘。

因为周遇吉誓死不投降，闯军将周遇吉肢解，人头挂上竹竿。其妻子刘氏带军中妇女继续战斗，在城楼上射箭，最后被放火烧死。

至此，北方勇卫营覆没，周遇吉死守宁武关的故事流传天下。清朝时，京剧《宁武关》，就讲述周遇吉据关抗贼的历史。

李自成打下宁武关后，又攻下大同，随后东进北京。此时，京城的京营虽有数十万，但是被崇祯末年的鼠疫折磨，士卒疲弱，且人心惶惶。

《明季北略》：“守城军皆疲傲不用命，鞭一人起，则一人复卧。奈何！”

由于京师军力羸弱，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北京城居然一日被破，崇祯皇帝自杀。

次月，崇祯殉国的消息传到南方，一时天下震动。

见北方沦陷，东林党开始在南方组建小朝廷，而紧随其后，由于清军入关驱逐李自成，霸占北京，北方的贵族和官员衣冠南渡，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史称南明。

南明建立后，起初依赖的是江淮明军为屏障，即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将，史称“江北四镇”。这其中，黄得功率领的那部分勇卫军便是主力中坚。

但清军南下后，刘泽清、刘良佐投降，高杰被诱杀，只有黄得功忠心耿耿，坚持抗清。

南明年间，黄得功率部死战，先在铜陵打败进攻南京的左良玉儿子左梦庚，被赐太傅头衔。但随着清军南下，南京不战而破，驻扎在安徽芜湖的黄得功腹背受敌。

奈何，此时的黄得功最大的难题不是生存，而是南京城破后，弘光帝也跑去投奔黄得功。

为了保护弘光帝，黄得功不得不收拢军队。但在撤退时，黄得功遭遇了刘良佐部的叛军和清军。

面对刘良佐，黄得功在阵前破口大骂，结果喉咙中箭，随后自刎。

《明史》：“忽飞矢至，中其喉偏左。得功知不可为，掷刀拾所拔箭刺吭死。”

黄得功死后，清军猛攻明军，弘光帝朱由崧最终被俘，南方的勇卫营残部也至此覆灭。

从崇祯建立勇卫营，到勇卫营全军覆没，前后跨度达到10年，这支万人的部队被崇祯帝视为亲兵，待遇优厚，而勇卫营也不负君恩，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黄得功、孙应元、周遇吉三位主将，都在国难中殉国，《明史》给三人留下了不少笔墨，周遇吉和黄得功得以和曹文诏单独列传。

《明史》：“大命既倾，良将颠蹶。三人者忠勇最著，死事亦最烈，故别著于篇。”

后世有人感慨，要是勇卫营没有被分散，而是留在北京守城，可能明末的历史要改写。

尽管这一设想很美好，但事实上很难实现。

毕竟，勇卫营满打满算只有万人，至崇祯十七年仅剩一半。而李自成攻北京时有15万人，双方人数悬殊过大。

至于北京陷落的原因，也是京营大军本身被鼠疫摧残，加上人心涣散，这不是万人甚至几万人的部队能轻易逆转的。

参考资料：

1.《明史》

2.《明会要》

3.《明季北略》

4.《明朝军队的编制与领导体制》，方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