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一扫大街的老妇主动捐出24亿巨款，其中有何隐情？

在1984年的北京，一则震惊全城的消息传开：一位普通的老妇人主动向国家捐出了24亿元巨款。这位老人名叫赵碧琰，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在当时月工资仅40元的年代，这笔钱几乎相当于普通工人数百万年的收入。

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位老人在捐款时只留下一句话：＂就当是给我死去的那位赎罪吧！＂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惊人的往事？那个＂死去的那位＂又是谁？为何需要如此巨额的＂赎罪＂？

一、一个不寻常的日本遗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在东京成城町一座普通的日式庭院里，一群工人正在秘密施工。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在这座庭院的地下挖掘一间水泥密室，室内要安装最先进的防潮系统和通风设备。

这座庭院的主人正是赵欣伯。当时的赵欣伯已经预感到日本即将战败，急于将自己这些年在＂伪满洲国＂搜刮的财富转移。他将大量的黄金、珠宝和当时最值钱的日本帝国银行股票，全部装进了一个特制的保险箱。

这个保险箱并非寻常，是由日本最顶级的保险箱制造商打造，采用了三重密码锁，即使是制造商也无法破解。据当时参与安装的工人回忆，光是把这个保险箱运进地下密室，就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

为了确保这笔财产万无一失，赵欣伯还找来了他最信任的日本友人铃木弥之助。两人在东京的公证处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约定由铃木弥之助代为保管这处房产和地下密室。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49年，赵欣伯在北京猝死，这笔巨额遗产顿时成了无主之物。铃木弥之助看到机会，立即展开了一系列动作。他先是在日本各大报纸上刊登讣告，声称赵碧琰已经去世，企图独吞这笔财产。

消息传出后，情况更加复杂。一时间，从东南亚各地冒出了四个自称是赵碧琰的女人。这四个女人打扮华贵，举止优雅，她们分别来自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都声称自己才是赵欣伯的合法妻子。

1973年，在一次东京法庭的审理中，这四个＂赵碧琰＂同时出现。真正的赵碧琰此时已是76岁高龄，身着朴素，与那四位浓妆艳抹的＂贵妇＂形成鲜明对比。审判中，这些冒充者都拿出了各种＂证据＂，有的出示了与赵欣伯的合影，有的展示了赵欣伯的亲笔信，甚至还有人带来了＂证人＂。

事情一度陷入僵局。直到东京的一位老邻居站出来作证。这位老人回忆说，1945年夏天，他曾看到工人们在赵家庭院地下施工，而且还清楚记得当时陪在赵欣伯身边的，正是眼前这位朴素的老太太。这个意外的证词，成为了整个案件的转折点。

二、汉奸赵欣伯的双面人生

在1890年的河北宛平，赵欣伯出生在一个普通农家。二十岁那年，他考入清廷禁卫军，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日本军事教官。这些教官们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举止优雅，让年轻的赵欣伯对日本产生了浓厚兴趣。

辛亥革命爆发后，赵欣伯辗转来到北京，在一家京剧团当了个旦角。在台上扮演大家闺秀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如何伪装自己。这段经历后来被他的同僚们称为＂最成功的角色扮演＂。

1918年，赵欣伯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部。在这里，他成为了当时日本陆军大学的中文讲师。在课堂上，他结识了两个改变他命运的学生：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侵华战犯。

1926年，张作霖在东北称雄时，赵欣伯凭借着与日本军方的关系，获得了东北保安司令部法务顾问的职位。表面上看，他是张作霖与日本之间的翻译官，实际上却掌握着双方的重要情报。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在1928年6月4日张作霖遇刺前夕，赵欣伯曾三次往返于奉天和东京之间。每次回来，他都会与张作霖进行长时间的密谈。然而，就在张作霖遇刺当天，赵欣伯却意外地改变了行程，没有乘坐那趟致命的列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赵欣伯在日本军方的授意下，第一个提出了＂满洲国＂的概念。他建议将长春改名为＂新京＂，并亲自起草了伪满洲国的建国宣言。因此，他被历史称为＂伪满洲的产婆＂。

在伪满洲国期间，赵欣伯官运亨通，很快就坐上了立法院长的位置。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敛财。他在东北垄断了鸦片贸易，控制了多家银行，甚至染指了当地的煤矿开采权。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37年，赵欣伯因贪污被举报，虽然最终平安度过，但他意识到东北已经不再安全。于是，他开始将资产转移到日本，在东京购置了大量房产。

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欣伯被国民党北平当局逮捕。在狱中，他用重金贿赂司法人员，使得案件一直未能判决。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在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因脑血栓猝死。

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日记。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从1931年到1945年间的资产情况。这些财富，除了在日本的不动产外，还包括大量黄金、珠宝和股票，总价值高达数十亿元。

三、赵碧琰的三重身份转换

在沈阳小西关的胡同里，年轻的耿维馥是远近闻名的才女。1921年春天，她经闺蜜赵慧敏的介绍，认识了刚从日本回来的赵欣伯。当时的赵欣伯已经31岁，而耿维馥只有21岁。

婚后不久，赵欣伯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要求耿维馥改名为＂赵碧琰＂。这个名字，正是赵欣伯前妻的名字。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个要求显得格外刺眼。但为了家庭和睦，耿维馥同意了这个要求，从此以赵碧琰的身份生活。

1925年，赵碧琰生下了儿子赵宗阳。但好景不长，随着赵欣伯逐渐投靠日本，他们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每当赵碧琰劝说丈夫不要与日本人走得太近时，赵欣伯总是置之不理。

1945年日本投降后，赵碧琰的生活再次发生转折。为了躲避丈夫的牵连，她不得不第二次改名，从赵碧琰改回耿碧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带着孩子搬到了北京城郊的一个小院，开始了清贫的生活。

白天，耿碧琰在街道当环卫工人，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扫街。晚上回家后，她还要教儿子读书写字。邻居们只知道她是个勤劳的单亲母亲，没人知道她曾经是＂伪满洲国＂高官的妻子。

1963年的一天，三名解放军干部突然到访。这次意外的拜访，让耿碧琰第三次面临身份转换的机会：是否要重新以赵碧琰的身份，去追讨在日本的巨额遗产。

在法庭上，赵碧琰面对四个冒充者的挑战。这些冒充者打扮时髦，举止优雅，而真正的赵碧琰却穿着朴素的蓝布衫，戴着老式眼镜。当法官询问赵欣伯生前的细节时，只有她能说出赵欣伯左手小指上有一道伤疤，那是1923年在东京读书时不小心被书页划伤的。

最终，在1984年的东京法庭上，76岁的赵碧琰凭借着19份证人证言，终于重新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这一次，她不再是躲避风波的耿碧琰，而是光明正大的赵碧琰，一个即将面对24亿遗产的继承人。

四、国家力量的援助

1963年的一个春日，北京西城区一处普通的四合院迎来了三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代表国家前来的三名解放军干部，其中就包括著名外交家廖承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赵碧琰追回在日本的遗产。

廖承志亲自向赵碧琰解释，新中国不会因为赵欣伯的罪行而惩罚他的家人。赵欣伯已经伏法，他犯下的罪行与家人无关。国家此次派人前来，是想帮助她讨回那些合法的财产。

这次会面后，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小组成员深入东北各地，收集与赵碧琰有关的历史资料。他们走访了沈阳小西关赵碧琰的故居，找到了当年赵欣伯与赵碧琰结婚时的邻居。

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工作组的注意。1923年，赵欣伯在东京留学时，曾给赵碧琰写过一封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们在日本置办的所有财产。这封信被赵碧琰小心保存在一个旧皮箱里，成为了证明她身份的重要证据。

国家还为赵碧琰聘请了著名律师傅志人。傅志人花了三个月时间，走遍东北各地，最终收集到了19份证人证言。这些证人中，不仅有当年的邻居、同事，还包括了溥仪的妹妹。

1970年代初，中日关系逐渐解冻。国家又派出了新的工作组前往日本，实地考察赵欣伯留下的房产。他们发现，在东京成城町的那座房子已经被铃木弥之助占据，但房子的地下密室依然完好无损。

工作组还在日本找到了当年参与修建地下密室的工人。这位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详细回忆了1945年施工的情况，他的证词成为了赵碧琰胜诉的关键证据之一。

1984年，当东京家庭裁判所重新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时，已经84岁高龄的赵碧琰因身体原因无法亲自出庭。在国家的安排下，她的儿子赵宗阳代表她出席了庭审。最终，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这个历经30年的遗产案终于尘埃落定。

五、最后的良心抉择

1984年的中秋节，北京西城区一处四合院里，八十多岁的赵碧琰召集了全家人。院子里摆了一张大圆桌，桌上是简单的月饼和水果。这一天，她要宣布这笔24亿遗产的处理方案。

当天出席的有赵碧琰的儿子赵宗阳、女儿赵宗华，以及几位孙辈。在公证处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赵碧琰拿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这份文件上详细列明了遗产的分配方案：将80%的财产，约19.2亿元捐献给国家；其中15%，约3.6亿元捐给＂中华文化教育财团＂；剩下5%，约1.2亿元由子女平分。

这个决定一出，顿时在场面上掀起了一阵波澜。但赵碧琰只说了一句话：＂这些钱是他欠下的债，理应还给国家和人民。＂

1985年5月16日，赵碧琰来到北京市公证处，正式办理了捐赠手续。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老人家写下捐赠文件时，手很稳，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中，她始终面带微笑，仿佛是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这笔巨额捐款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要知道，1985年北京市民的月平均工资只有40元，就算不吃不喝，一个普通工人要工作500万年才能赚到这么多钱。＂万元户＂在那个年代都被视为富裕家庭，而赵碧琰一次性捐出了相当于24万个＂万元户＂的财富。

捐款后，国家特地派人来了解具体情况。面对众多记者的采访，赵碧琰只说了一句：＂就当是给我死去的那位赎罪吧。＂说完这句话，她就继续回到街道，默默地扫着自己负责的那段路。

直到1989年离世前，赵碧琰一直保持着这份朴素。她住在西城区的老房子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扫街。街坊邻居都不知道，这位和蔼的老人曾经做出过如此惊人的决定。

在赵碧琰去世前的最后一次家庭聚会上，她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一生，活得很踏实。＂这句话，成为了她一生最后的总结。

几天后，她在自己工作了几十年的那条街道上，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9岁。死后的遗物很简单：一件旧布衫，一把用了多年的扫帚，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