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卫生部要废除中医，毛主席听后极力阻止，撤职两名卫生部长

1953年卫生部要废除中医，毛主席听后极力阻止，撤职两名卫生部长

1953年，一场关于中医存废的风波在新中国悄然升起。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王斌提出了废除中医的激进主张，这一决策差点让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医学陷入绝境。正当中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时，一份紧急报告递到了中南海。看完报告的毛主席拍案而起，当即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这个决定不仅挽救了中医的命运，更为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指明了方向。究竟是什么样的报告让毛主席如此震怒？为何两位主管卫生工作的副部长会提出如此激进的主张？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

一、废除中医的提案与争议

1951年初，卫生部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会议由副部长贺诚主持，讨论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方向。在这次会议上，贺诚和王斌联合提出了一份《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议》。这份建议书的核心内容是逐步取消中医制度，全面推广西医治疗体系。

这份建议书提出了三点主要论据：第一，中医理论体系落后，缺乏现代科学依据；第二，中医诊疗方法过于依赖个人经验，难以标准化推广；第三，中医教育体系不完善，无法满足现代医疗需求。

随后，卫生部以＂提高医疗水平＂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医疗改革。1951年3月，卫生部颁布了《中医师暂行条例》。这份条例规定，从1951年起，全国各地不再新设中医学校，现有中医必须参加西医理论考试才能继续执业。

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立竿见影。据统计，1951年底，北京、上海、天津等十二个大城市的中医数量比1949年减少了近四成。到1952年中期，全国范围内有超过三万名中医因无法通过西医考试而被迫停业。

在具体执行层面，各地卫生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医发展的措施。首先，公费医疗制度将中医排除在外，导致看中医的费用无法报销。其次，各地医院纷纷取消中医科室，改设西医诊室。一些地方甚至将中药房改建为西药房，使得民众难以获得中药治疗。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基层卫生部门对中医采取了歧视性政策。例如，在医疗人员招聘中，即使中医临床经验丰富，也往往被拒之门外。一些地方甚至要求中医诊所必须配备西医坐诊，否则不予发放执业许可证。

这场运动对农村地区的影响尤为严重。1952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地区的中医数量锐减至1949年的三分之一。由于西医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这导致大量农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医疗资源短缺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约有60%的农村地区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老中医开始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反映问题。他们指出，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贸然废除中医将导致大量基层群众无法获得及时医治。同时，他们还强调中医在某些慢性病和疑难杂症治疗中的独特优势。

1953年10月，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代表联合向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详细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医面临的困境。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各地中医被排挤的具体案例，并附上了大量群众投诉材料。

二、毛泽东的坚决反对

1953年10月15日，这份由全国中医代表联名上交的报告通过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送达中南海。报告中详细记载的种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紧急会议，与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讨论这一问题。

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卫生部的做法有悖新中国的建设方针。他当场宣布撤销贺诚、王斌的卫生部副部长职务，并要求卫生部立即停止一切限制中医发展的政策。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

几天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卫生部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全盘否定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学遗产，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的阶段，医疗资源十分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依赖西医是不现实的。＂

1953年11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改变对中医的歧视态度，在人员编制、经费投入等方面给予中医同等待遇。

随后，卫生部迅速做出调整。1953年12月1日，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废除了此前的《中医师暂行条例》，重新制定了支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明确规定，各级医疗机构必须设立中医科室，并将中医药费用纳入公费医疗报销范围。

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卫生部在1954年初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和新建中医学校，解决中医人才断层问题。其次，组织编写标准化的中医教材，推动中医教育的规范化。第三，在各级医院设立中医科室，为中医提供执业平台。

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成效。据统计，1954年上半年，全国新增中医诊所2000余家，中医门诊量比1953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在农村地区，通过发展中医，基层医疗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1954年5月，毛泽东再次就中医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中医和西医都有其长处，我们既要继承和发扬中医的优良传统，也要吸收西医的先进经验。关键是要采取科学的态度，而不是盲目排斥或全盘照搬。＂

这次中医存废之争的转折，不仅挽救了中医事业，更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方向。在此基础上，卫生部开始尝试推动中西医结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发展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重视基层医疗工作。他指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要充分发挥中医在基层医疗中的作用，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这一思路为后来＂赤脚医生＂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中西医之争的历史渊源

1929年，北京政府卫生部部长余云岫在《医事杂志》上发表了《废止旧医议》一文，这篇文章掀起了民国时期最大规模的废医存医之争。余云岫在文中提出：＂中医无科学根据，纯属经验之谈，应予取缔。＂这一主张立即得到了汪精卫等人的支持。

1929年2月，余云岫联合汪精卫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废止旧医案》。这份提案的核心内容包括：限期取消中医执业资格，禁止开办中医学校，停止出版中医书籍等。这一提案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

面对废医提案的威胁，以上海中医医学院院长陆渊雷为代表的中医界人士展开了积极抗争。1929年3月17日，全国中医药界在上海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大会，会上成立了＂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会＂。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医存废事关国计民生宣言书》，系统阐述了中医对国民健康的重要价值。

当时的具体情况颇为戏剧性。就在《废止旧医案》提交的当天，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突发重病，经多位西医诊治无效，最终由著名中医施今墨采用中医方法治愈。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支持中医派的有力论据。

1930年，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会在南京设立了游说办事处，积极与国民政府各部门沟通。同时，他们还组织中医界代表走访各省，收集民间中医药救治疑难杂症的典型案例。这些工作为后来的存医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斗争过程中，中医界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首先是改革教育方式，在传统师徒传承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化的中医院校。1931年，上海中医医学院首次采用现代教育模式，开设了解剖学、生理学等西医基础课程。这种改革很快在全国推广，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教育体系。

其次是加强科研工作。1932年，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会成立了中医研究所，系统整理古代医籍，并开展现代实验研究。他们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了多个传统中药方剂的效果，这些研究成果有力反驳了＂中医无科学依据＂的说法。

第三是注重社会实践。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上海中医界组织了多支义诊队，深入前线救护伤员。他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成功治愈了大量伤病员，获得了军方和民众的广泛认可。

到1933年底，在各方努力下，《废止旧医案》最终未能通过。但这场争论并未完全平息。1934年到1935年间，全国各地仍然出现了多起限制中医执业的地方法规。中医界不得不继续进行斗争。

这场持续多年的存废之争，使中医界认识到必须与时俱进。1936年，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会提出了＂中医现代化＂的口号，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积极吸收现代医学的先进经验。这一思路为后来新中国的中西医结合实践提供了重要借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医在战时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战争环境下西药供应困难，中药在治疗伤病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这段经历也为后来毛泽东支持中医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四、两条路线的历史影响

1954年的这场中西医之争在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深远影响。这场争论的结果不仅确立了＂中西医并重＂的基本方针，更重要的是开创了一条独特的医疗发展道路。

从1955年开始，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中西医结合政策。首先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主要医院设立中医科，选派西医人员跟随名老中医学习。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仅1955年上半年，全国就有超过3000名西医开始系统学习中医。

1956年，卫生部在北京成立了首个中西医结合研究所。研究所立足于中医理论，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传统医学进行系统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针灸麻醉的研究。研究人员首次用现代医学仪器记录了针刺时人体的生理变化，为针灸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基层医疗方面，中西医结合政策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1957年，河北省首创＂乡村医生培训班＂，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培训方案，短期培训农村医生。这一做法很快在全国推广，为后来的＂赤脚医生＂运动奠定了基础。

1958年大跃进时期，虽然整个社会出现了一些偏激做法，但在医疗卫生领域，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一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中药材种植运动，建立了数千个中药材种植基地，有效解决了基层用药难的问题。

1960年至1962年的困难时期，中医药在应对医疗物资短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地医院普遍采用中药替代进口西药，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据统计，仅1961年，全国中医药替代进口药品的价值就超过5000万元。

1963年，卫生部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规定》。这份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三结合＂原则：中西医人员结合、中西医理论结合、中西医治疗方法结合。这一原则为后来的医疗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

与此同时，如果当初采纳了卫生部最初的西医路线，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首先是医疗资源的严重不足。当时全国仅有西医2万余人，完全依靠西医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其次是医疗费用问题。西药价格昂贵，普通百姓难以负担。第三是文化传承问题，如果全面废除中医，几千年积累的医药文化遗产将面临失传。

从长远来看，中西医结合路线的确立对中国医疗卫生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到1965年，全国已建成各类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近万所，培养了大批中西医结合人才。这些机构和人才在后来的医疗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农村医疗体系建设方面，中西医结合路线的实施效果尤为显著。通过发展中医药，培训本地医生，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这种做法为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医疗改革典范＂的中国经验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科研领域，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创新发展。通过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理论，不仅提高了中医的科学性，也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些研究成果在国际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新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探索

1966年，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中医药研究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地医疗机构组建专门研究小组，系统整理中医古籍，并结合现代科学方法进行验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蒿素的研究。

1967年1月，在中医药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全国各地医疗机构选派骨干力量组成＂523＂科研项目组。这个项目组采用现代科研方法，对传统中药进行系统研究。经过反复筛选和试验，最终从青蒿中提取出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

1968年，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三级预防＂制度。这一制度将中医的＂治未病＂思想与现代预防医学相结合，建立起了独特的疾病预防体系。在农村地区，通过培训本地医生，开展中西医结合防病工作，有效降低了多种传染病的发病率。

1970年，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各地医院普遍采用＂中西医会诊＂制度，由中医、西医共同参与病例讨论和治疗方案制定。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治疗效果，也促进了两种医学体系的融合。

1971年，针灸麻醉在临床手术中取得重大突破。上海第一医学院完成了首例完全依靠针灸麻醉的开胸手术。这一成就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纽约时报》专门派记者来华采访报道。

1972年，卫生部组织编写了《中西医结合诊疗手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总结中西医结合经验的著作。手册详细记录了各类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为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

1973年，全国中医药研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中西医结合的成功经验，提出了＂继承、创新、提高＂的发展方针。会后，各地纷纷建立中西医结合研究所，开展系统性研究工作。

1974年，中西医结合在农村医疗体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赤脚医生＂运动，大量农村医生掌握了基本的中西医知识。他们采用简便、实用的治疗方法，解决了农村地区的基本医疗需求。

1975年，全国开展了中药现代化研究。研究人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传统中药进行提取、分析和质量标准化研究。这项工作为中药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1976年，在抗震救灾医疗工作中，中西医结合再次显示出独特优势。唐山地震后，全国各地医疗队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救治伤员，创造了多项医学奇迹。特别是在创伤后综合症的治疗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7年，卫生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中西医结合三级医疗网＂。这一制度将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有机结合，形成了完整的医疗服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级医疗机构都能够提供中西医结合服务。

1978年，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系统总结了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确立了中西医结合的学科体系。这次会议标志着中西医结合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不仅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特别是在农村医疗体系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中药现代化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