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时期，甘肃曾发生过三次著名的河湟回乱，但这些动乱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彻底平息。到了民国时期，甘青地区再次爆发了马仲英之乱，也称第四次河湟事变。这场动乱就时间跨度、战斗区域以及带来的破坏程度而言，都远超清朝时期的三次河湟事变。接下来，我们将详细探讨这场回乱给甘青社会带来的深远负面影响。
第四次河湟事变持续了四年多，马仲英带领叛军横扫甘肃和青海，甚至蔓延至新疆。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尸横遍野。据保守估计，仅1928年4月至10月马仲英围攻河州期间，就有约二十万无辜百姓丧命。11月之后，马仲英部队四处游荡，死亡人数继续飙升，成千上万的家庭在这场灾难中支离破碎。尤其是1930至1931年，甘州和肃州两地成为叛军的军粮和物资供应站，百姓在生死线上挣扎，许多人被饿死，甚至有人无奈之下投身叛军行列。
马仲英回乱时期甘青人们真实面貌
为了镇压这场回乱，民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兵力，同时向百姓征收沉重的税负，给本已困苦的民众雪上加霜。1930年4月，国民军进驻甘肃清水县，城内的马匹和骡子被征走，百姓连忙将自家的毛驴藏起来，生怕被征用。村镇间常常遭遇回军或国民军的突袭，土匪也遍地横行。当地百姓的生活堪称水深火热。
有人祸的地方，往往伴随着天灾。早在1920年12月16日，现属于宁夏的甘肃海原就发生了8.6级大地震，导致十八万人死亡，五十万人流离失所。紧接着在1927年5月23日，甘肃古浪又发生了一次8级大地震，仅十分钟内就造成十万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再到1928年，西北发生了大旱，粮食颗粒无收，尤其是陕西和甘肃的灾情最为严重，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饥荒。到了1929年，饥荒愈发严峻，仅兰州市就有13.8万灾民。战乱不断，饥荒连年，瘟疫肆虐，这一切让当地百姓的生活陷入无法言喻的困境。
海原大地震
（二）回汉仇恨加深马仲英之乱加深了回汉两族间的仇恨。其实早在1920年，回军就已策划了暴乱，他们在12月16日晚上开始走到街头迫害汉民。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海原大地震，短短十分钟就夺去了超过二十万人的生命，回乱计划就此胎死腹中。在这场地震中，甘肃清水张家川一位德高望重的回族老人马元章不幸在女婿家中被倒塌的楼房压死，之后葬于张家川宣化岗拱北。马元章的死很快被赋予了许多神话色彩，有人说他一死，大地也为之震动。当时出现了很多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可是当时的老一辈汉族人却认为，海原的灾难是天意的报应。他们宁愿死于地震，也不愿被回军所杀。可见回汉之间的仇恨有多深。
甘肃宣化岗的马元章墓和墓碑 1936年左右拍摄
另一起加剧民族仇恨的事件是国民军焚烧八坊。八坊位于河州南关，人口约四万，是甘肃伊斯兰教的重镇，拥有著名的“八坊十二寺”。马仲英第二次围攻河州时，镇守史赵席聘将汉民组织成民团进行防守。马仲英未能攻克城池并败逃，国民军随后炮轰河州西郊的大拱北，并下令汉族民团出城焚烧八坊，大火持续了整整六昼夜，八坊成了一片焦土，四万多回民的家园和许多历史建筑都付之一炬。这一事件不仅极大激发了回族对汉族的仇恨，也使得八坊的回民因家园被毁纷纷加入了叛军的队伍。在其他回民区，类似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且有不少回族青年在数月前还是叛军的一分子，等到局势暂时平息后，他们就返回老家，摇身一变又成为良民。
现在的河州八坊
在河州和临洮一带，回汉之间冤冤相报的事件层出不穷。马仲英第一次围攻河州时，一些回族趁乱围攻汉族聚集的宁河城，历时六个月，加上瘟疫肆虐，城内汉族百姓苦不堪言。之后马仲英屠杀湟源时，城中的汉族死伤惨重。当地汉民愤怒报复，等到马仲英撤退西宁后，便在湟源东关杀害了所有回民。回汉两族间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北回汉两族彼此仇视，甚至互不往来，但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双方难免有交集和相互影响。以河州为例，部分回族居民染上了汉族的习气，如看吉凶日、酗酒、抽鸦片等，这些行为显然与伊斯兰教的教义相悖。作为甘肃伊斯兰教重镇的河州八坊，约有两成回族人口染上了鸦片瘾，甚至还为汉族开设的鸦片铺子贩卖鸦片。又比如1933年春节期间，河州有几名回族学生偷偷去观看汉族的舞龙表演，结果被阿訇训斥，其中一名学生因过度惊吓而死。尽管回汉之间仇恨深重，但在日常生活中，双方的文化和习惯仍然相互渗透。
甘肃天水张家川的某市场回民在卖羊肉
（三）回族迁徙西北回族的流徙并非马仲英之乱后才有，早在清朝的三次河湟事变后，回族就已被迫迁徙。回乱遭到清廷镇压后，陕西和甘肃的回族纷纷流徙到新疆甚至中苏边境地区。而那些没来得及逃亡的回民，则被清政府迁往定西、平凉、泾源、同心等偏远地区。到了第四次河湟事变后，回族的流徙现象再次加剧。
1. 从陕西到甘肃
早在1889年之前，陕西凤翔一带就有不少回族聚居。但随着1895年第三次回乱的爆发，汉族将所有回民驱逐出凤翔。凤翔的很多回民纷纷前往甘肃天水的清水县。清水县原本是汉族为主的地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回族迁入，原本的汉族居民逐渐迁出。再比如在甘肃河西北山一带，以哲赫忍耶新教为主，这里聚集了很多新教创办人马善仁的后代。这些回族自称「甘肃人」，已经在这里定居了两三代。与此同时，北山地区还有老教徒，原本来自陕西西部，他们在1862年同治陕甘回乱的第二次河湟事变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流徙，最后定居在这里。
2. 河州余民
一个城市在回乱中受的毁坏愈大，当地回族的流徙也愈明显。河州是动乱之乡，人口约四十万，其中六成是回民。到1928年马仲英之乱爆发前，太子寺地区的汉族已所剩无几。毗邻的和政县本也有一些汉民，但随着大量的回民迁入，原来的汉民纷纷迁出。1928年，马仲英三围河州造成了大量的死伤，再加上同年南关八坊的大火，河州几乎成了废墟。原本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回民去了西宁，也有一部分回民去了化隆，还有部分河州回民去了定西的岷县。
回族卖油饼的妇女
天水同样是在回乱期间遭受重创的城市，战乱过后，大批回民被迫迁往银川。天水伊斯兰教重镇张家川，离清水县约七十里。因治安不靖，许多回民从张家川跑到清水作小买卖维生，也有不少妇女为躲避土匪来到这里。
回族食物
（四）总结从清朝到民国，四次回乱导致了许多回民四处流散。这场民族大迁徙无疑深刻影响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结构。而回族迁徙的背后，与回汉之间深深的仇恨紧密相连。起乱的根源，正是回汉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和敌意。随着一场又一场的冲突和屠杀，两族间的仇恨越来越大，形成了当时西北少数民族所面临的真实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