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敌人苦心经营的"万人大搜山"收场之后，到了6月，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游击区四周的国民党广东军队悄悄撤走，出现了罕有的平静。
我们派人下山打听，才知道这时发生了"两广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加快了侵华步伐，于1935年制造了"华北事变"，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冀察两省，进一步暴露其妄图吞并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
国民党一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屈辱妥协。他们置深重的民族危机于不顾，口口声声叫嚷什么"抗日必先剿共，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加紧其"剿共"的反革命步骤。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抗日救亡的怒潮，一浪高于一浪。
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广东陈济棠、余汉谋的部队等，利用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联合反蒋，发动了"两广事变"。"围剿"我们游击区的余汉谋第一军，就这样悄悄地撤走。
当余汉谋第一军撤走以后，剩下的地方保安团，也把脖子缩起来了。豪绅地主由于失去了靠山，一时惊恐万状。
这是赣粤边形势的一个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的时刻，有一部分同志对"两广事变"的性质认识不清，对陈济棠、余汉谋等抱有幻想。有的则提出要趁机恢复中央苏区，搞公开的政权。
项英、陈毅同志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部署新的斗争，召开了有县委负责同志、游击队长、交通站长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项英、陈毅针对部分同志的思想指出：革命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但以后不是恢复中央苏区，而是要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了。
他们反复叮嘱大家，要正确分析掌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军阀与土豪之间、土豪与土豪之间的矛盾，利用这些矛盾制订出新的斗争策略，积极开展我们的工作。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不能动摇，否则是要吃大亏的。
没有多久，"两广事变"被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所瓦解，陈济棠被迫下野，余汉谋被蒋介石收买，投靠了蒋介石。这幕"倒蒋抗日"的闹剧，便烟消云散。原来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一些同志，这才清醒过来。他们说，要不是坚持游击战的方针，革命又要遭受损失。
这个时候，项英、陈毅重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混战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并决定发宣言，贴标语，散传单，广泛进行宣传活动，积极开展政治斗争。但有的同志对此提出非议，说："这样会暴露目标，把敌人引进山来，自找麻烦。"项英、陈毅说："军事行动不管怎样秘密，但我们的政治口号一定是公开的、明确的。这样做，现在是有点麻烦，对将来却有很大好处。麻烦点不要紧，多走几步就是了。"
项英、陈毅决定以游击队的名义发表《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由大家抄写，连夜出动，分三路出发，去张贴、散发标语和传单。在游击区边缘，我们还突然进入村庄，召集小型会议，向群众展宣传活动。在白区，标语、传单一直到国民党乡公所、联保办事处的门上。一时间，赣县、南康、信丰、大余、南雄和三南等县城和墟镇，都贴有我们鲜明而又及时的政治口号，不仅震惊了敌人，而且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宣传品，深入到人民的心里，鼓舞和指导了他们的斗争。特别是赤白交界和白区的群众看了我们的传单、标语，就纷纷议论："国民党天天讲游击队垮了，其实游击队还在，共产党还在。"
以党的名义、游击队的名义，对重大政治事件，发表文告和宣言，发表重要文章，表明态度，及时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是项英、陈毅同志的一致主张。他们说：我们到这里来打游击，不是为了逃命，不是消极的保存，而是为了发展。而要真正保持自己的力量，就必须发展，必须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深入人心的战斗口号，插一杆红旗在山上。这样做，可以让群众听到共产党的声音，看到共产党的力量，从而能更好地动员和团结群众。游击队的大旗，无论如何不能倒。大旗倒了，就完全变成地下工作了。地下工作不可少，但我们无论如何要保持红军游击队。
我们遵照项英和陈毅同志的意见，曾以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在"华北事变"之后，发表了《为日本侵占华北告群众书》、《告士兵书》等宣言，并提出了"抗日救华北！""全国联合一致抗日！"等口号，在群众中，在国民党士兵中，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实，明确地表达我们党的主张，鲜明地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旗帜，早在红军主力转移时，陈毅同志就是这样做的。比如，1934年11月7日，陈毅同志和梁伯台同志就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和副主任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号《布告》，内容是：
白军士兵弟兄 多是工农出身
受了军阀压迫 才来进攻红军
三年离乡背井 永别儿女双亲
残杀自己兄弟 究竟为谁牺牲
修筑马路堡垒 天天辛苦不停
干饭两顿不饱 军饷克扣干净
于今天寒地冻 棉衣还没上身
受尽官长打骂 当做牛马畜牲
可恨国民狗党 代表资本豪绅
出卖满洲华北 半个中国送尽
高叫无力抗日 屠杀革命人民
不管中国灭亡 围攻苏区红军
我苏维埃政府 工农自己政权
工人增加工资 八时工作一天
打倒豪绅地主 农民分地分田
实行反帝抗日 大队已经先遣
野战红军出动 快要对日作战
白军士兵弟兄 莫听军阀欺骗
切勿烧杀抢掠 你我本无仇冤
协同群众游击 大家打成一片
快把枪头掉转 实行暴动兵变
杀死反动官长 加入红军作战
实现自由解放 革命反日分田
工农兵大团结 胜利就在眼前
二
趁广东军阀离开游击区的机会，项英、陈毅同志决定集中部队进行整训，乘机向白区和国民党军据点扩展，主动打击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
我们把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作了比较大的集中，有时一次集中百把人，这也打，那也打，到处袭击敌人。在一个乌云密布的夜晚，曾彪把油山游击队集中起来，带着三挺机枪，从小汾出发，在板棚下偷渡章水，半夜包围了池江的国民党区公所（设在大庙内）。打了个把小时，就把这个反动据点打得稀里哗啦，生俘自卫队员数十名，缴枪数十余支。天亮以前，胜利地回到小汾一带分散隐蔽。
在这前后，油山游击队又夜袭青龙区公所。游击队先向区公所外面的一个饭馆投掷了手榴弹，打开了通路，然后向区公所发起猛烈攻击，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并迅速地撤离了。第二天拂晓，许多人都拥到区公所来看，只见颓垣残壁上还在冒着青烟，有人还以为"红军游击队也用炮了"。接着，红军游击队还夜袭了长江、留地等村镇的国民党区乡公所。袭击这些区乡公所，我们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搞国民党的报纸。果然，经过几次战斗，红军游击队缴获了不少国民党报纸，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匪首""活动猖獗"的消息，知道自从中央苏区沦于敌手之后，他们仍在各游击区坚持领导游击战争，感到无比快慰。
向南雄水口、里栋、乌径、邓坑等地发起攻击的红军游击队，在群众的密切配合下，里应外合，迅速地解决了战斗。攻打乌径时，生俘反共自卫团长傅振标。攻打邓坑时，捉到土豪江碧山，他给我们送来了布匹、西药和一笔款子。土豪劣绅爱钱如命，然而他有多大罪恶，自己心中有数，就怕杀头。所以，在他们受到惩罚时，宁愿罚款和为我们代办"违禁品"，以求保全性命。
北山一带有个大土豪姓邓，平常为非作歹，作恶多端。他在村前村后筑了两座碉堡，还有几十名团丁防守。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敢在家里睡觉。一天夜里，红军游击队根据群众的报告，悄悄地埋伏在他回家的路上。鸡啼数遍，东方发白，这个大土豪，一手揉着惺忪的眼睛，一手挟着条毛毯，从他躲藏的地方往家里跑。当他走近家门口，游击队的枪口对准他时，他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游击队把他带走后，碉堡里胡乱放起枪来。游击队迅速越过了一个小山坡，选择了一块茅草丛生的开阔地，故意踩出一条"路"来，然后，埋伏在"路"的两旁，并留一部分埋伏在坑道口。这个阵势，就像"品"字形。不久，那些团丁追踪来到茅草地，当他们忽然不见游击队的足迹，正在犹豫的时候，突然枪声大作，这些"饭桶团"被吓得跌跌撞撞没命地跑，跑到坑道口，又遭到埋伏在两旁的游击队的狙击。这次袭击，打死打伤敌人十多名，缴获步枪十七支，游击队员无一伤亡。
北山游击队侦察班长刘燕青，带着几个游击队员化装到一个小镇去侦察敌情。他们在地下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下，把小镇敌人据点的兵力、防守工事和地形摸得清清楚楚。游击队在一个晚上发动了进攻，经过一夜战斗，把敌人赶跑。被迫留下作掩护的三个国民党士兵，也被我们缴了枪，做了俘虏。天色微明，游击队员押着三个俘虏，携带着战利品，胜利地回到了驻地。
陈毅同志亲自审问了这三个俘虏，向他们交代了共产党的俘虏政策，说："你们不要害怕，共产党对俘虏是优待的。只要你们老老实实，我们决不会杀害你们。"接着，陈毅同志让他们在草棚底下坐下来，详细地问了他们是怎样出来当兵？当了几年兵？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村上的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武器装备怎么样？等等。最后，陈毅同志对他们说："你们也是穷人出身，原来都是受压迫、受剥削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专打土豪劣绅为穷人闹翻身的……"陈毅同志当即叫游击队发给每个俘虏三块银元，并向他们宣布：愿回去当兵或者回家种田都可以。
三个俘虏被释放后，除那个矮个子回国民党军队里继续当兵以外，其余两个都回家种田去了。几个月以后，那个矮个子俘虏，却带着另一名国民党士兵，挑着两箱子弹，一挺轻机枪，前来北山游击队投诚了。
三
三南游击队也在军事上发动攻势，袭击了社径。这是附近这片山区中较大的一个圩场，住着百十户人家，开有四十家店铺。每逢圩日，方圆几十里内的群众都来这里赶圩，十分热闹。桃江支流黄田江，横贯全圩。江的北岸是青龙山支脉﹣﹣鲤鱼山。圩的四周用六七尺长的圆木筑成篱笆，东西各一圩门，早开晚闭。离东门外不远的地方，驻着国民党保安团的一个中队；西门里是劣绅叶南山的家，筑有炮楼，伪联保主任李志坚常出入叶家，特别是每逢圩日，李志坚头天晚上定要去叶家住宿。7月的一个夜晚，事先侦察好敌情的侦察班长吴少华（"北山事件"后，他奉命带着一个警卫班来到三南游击队），带领十来个游击队员，在拂晓之前来到鲤鱼山埋伏下来，并派人在东门外占领有利地形，以对付保安队。接着，借着黎明前黑暗的掩护，吴少华和游击队员们爬过圩栏杆，悄悄来到叶南山家的围墙门外。趁天亮里面有人出来开大门时，迅速冲进叶南山的卧房，没等他扣好衣服就将他捆了来。这时，李志坚像个狡猾的狐狸躲进了炮楼，并把炮楼门关上，在枪眼里朝外"呼！呼！"放了两枪。枪声惊动了巡圩的保丁，跑去向保安中队报告。李志坚躲在炮楼里不出来，打又打不进去，而这时天大亮了。吴少华便叫游击队员找来木柴，淋上煤油，点火烧炮楼，而伪保安中队一百余人也在这时从背后迂回过来了。吴少华命令身边的游击队员："把叶南山带走！"叶南山见有保安队来救，怎么也不肯跟着走。吴少华狠狠地给了他两枪，他像死猪一样躺在地上了。游击队员避开保安队的主力，从侧后从容转移上山，安全地回到了游击中心区域。游击队袭击社径，杀了叶南山，为群众报仇的这场战斗，被一些群众编成故事，像说书一样在人民中间流传，很快就在青龙山区传遍了。
四
红军游击队的广泛出击，打击了反动的保安团和地主武装，这对豪绅地主震动很大，在游击队比较活跃的地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几乎全跑光了。他们中间，有的跑到广州，有的跑到赣州，有的跑到县城躲了起来。
随着红军游击队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我们的各项工作也进一步从山里推向山外，推向平原，推向城镇。游击区不断扩大。油山、北山、大龙、三南游击区，都向四周伸张；长安、大阿、禾秋、九渡等墟镇，成了我们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区域。
党组织还派人在新城建立了地下交通站。先后在大余、南雄县城设立了"糖铺"，在龙南县城开设了"铜匠铺"，作为地下工作的据点。另在于都县城开设了一家"裁缝铺"，作为我们与中央苏区建立联系的联络点。
这个期间，党组织的建设也取得了进展。在大余油山地区，先后成立了彭坑、小汾、弓里、平田坳、黄坑、坳头、杨坑等党支部；随后成立了由杨尚奎兼任书记的雄余中心县委（下设北山、油山、南山、水口、梅山和池江六个区委）。在三南，自信南县委成立以后，相继成立了二十多个党支部，成立了小江中心区委和陂头、龙下两个分区委，以及定南月子光党支部。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同时，各地还分别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积极发挥共青团员的作用。在"两广事变"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游击区扩大了，红军游击队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出现了少有的好形势。
五
红军游击队的大发展，给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我们这时也有了比较好的条件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刚上油山时，我们的精神食粮十分缺乏。大家身边只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左"派幼稚病》、《共产国际纲领》、《少共国际纲领》等书籍，几张旧的《红色中华报》以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报刊。大家在行军的时候抢着背，住下的时候抢着读。大家翻来翻去，这些书刊被翻得破破烂烂，封面裱了又裱，里面补了又补。为了解决精神食粮，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指挥机关决定自己动手编教材。那时，项英、陈毅同志都亲自编写了政治、军事和文化教材，如关于形势教育的讲话材料、阶级教育和气节教育的提纲，以及文化课本等，印发给大家学习。记得当时军事政治教材就有十多种，文化课本有五六册。在政治教材中有：《群众工作者必读》、《步哨手册》、《反对十大坏现象》、《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群众工作者必读》是项英同志及时总结游击队的群众工作经验编写的。这本小册子，详尽地论述了群众工作的性质、方针和方法，指出游击战争是群众性的战争，群众工作的好坏，是检验游击队工作的尺度。这本小册子，通过特委的油印处，印发到各个游击队和基层党支部，成为大家做群众工作的指南。
《红色指挥员必读》的内容是：（一）指挥员的职责；（二）战术要诀；（三）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四）行军宿营要诀；（五）侦察警戒要诀；（六）袭击要诀；（七）埋伏要诀。
《红色战士必读》的内容是：（一）歌（红军歌、杀敌歌、拥护苏联歌、游击队歌）;（二）共产党十大政纲；（三）红色战士的职责；（四）五大任务（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反动武装，建立苏维埃，创造红军）;（五）五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侵犯群众的利益，打土豪执行阶级路线，爱惜武器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准打人骂人）;（六）十项注意（武器不离身，说话要小声，行军不能掉队，没有勤务不准离开队伍，打土豪要归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搜俘虏的腰包，对同志要友爱）;（七）射击要领；（八）刺杀要领；（九）士兵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
文化课本的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和阶级斗争常识等。这样，就把读书识字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了。文化课本，还吸收了游击队员自己创作的一些东西。大家读起来不仅容易懂，而且感到比较亲切。长安区区委书记朱赞珍同志原是个文盲，在项英同志的耐心帮助下，坚持刻苦学习文化，识了不少字，后来还能看文件，进步很快。
在深山密林里，书声朗朗。游击战士的生活，更加生动活泼；游击战士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如钢。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