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人性不可能脱离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而孤立存在，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不由抽象人物所决定，而由地主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所决定。
多年来，在影视作品中，似乎地主不再变得可憎、可恨，而是有自己的无奈，比如《活着》中的富贵。
这种现象越演越烈，不仅局限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还蔓延到历史上恶名昭著的“大地主”。
比如在2010年，就有上千名刘氏族人想为地霸刘文彩正名，引发了一场啼笑皆非的闹剧。
手段凶残的地主恶霸刘文彩，字星廷，1887年出生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
大邑县安仁镇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是川西土地比较集中的地区。
土地比较集中，在民国时代，就会导致土地资源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
因此，大邑县也是封建剥削较为严重的地区。
根据民国的土地档案，大邑县占总人口3%-4%的地主，拥有70%-80%的耕地。
农民、租户、佃农们不仅要受到地主的盘剥，还要加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各项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而刘文彩就是大邑县地主阶级的一个典型人物。
刘氏家族很早就在川西土地扎下了根子，早在清末时期，刘文彩的爷爷刘宗贤就是大邑县有名的地主。
到了刘文彩这一辈，经历了分家，故而刘文彩早年是一个仅有三四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不过，刘氏家族也深谙中国政治，为了延续家族的势力，便选派了刘文辉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
1922年，四川爆发了军阀混战，刘氏家族趁机登上了政治舞台。
刘文彩和刘文辉是亲兄弟关系，借助其弟刘文辉在四川的军事势力，刘文彩也混上了官职。
1928年，刘文彩被委任为川南水陆护商总处处长，并成立了护商大队。名义上是保护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刘文彩借助官方大肆敛财。
1930年，护商大队又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第18团，刘文彩任团长。
一年之后，刘文彩成为掌管宜宾、江安等81个县征税大权的川南税捐总局总办。
在这期间，刘文彩凭借手中权势，拥兵自重，走私贩烟，荼毒人民。川南人民敢怒不敢言，将其称之为“川南王”、“刘五皇帝”。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1935年，刘文辉在同刘湘的军阀混战中败下阵来，刘文彩也逐渐失去了在川南的势力。
随后，刘文彩就带着搜刮的民脂民膏退居大邑县老宅。
遭遇挫折的刘文彩并没有改变其阶级思想，他企图在大邑县附近实现“四方土地都姓刘”这一愿望。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首先网罗川西、川南及西康省等地十余县的土匪、恶霸、流氓等，组成了四川省民国般的黑社会组织--“公益协进社”。
有了打手，刘文彩就开始在大邑县周边地区大肆兼并土地，要么巧取，要么豪夺。总而言之，就是用尽一切手段搞土地垄断。
夺取之后，还要保卫，刘文彩豪掷千金，组建了手枪连，甚至还将自己的大儿子刘无力，拜上海的黑帮头目杜月笙、黄金荣当徒弟，又通过联姻等方式同省政府及南京中央政府的大批要人广泛结交。
不到三年，刘文彩的田产就猛增到12530余亩，遍及大邑县和川西平原十一个县。如果再算上他的族兄、族弟的等六户地主，所拥有的田地达到了将近30万亩。
无穷无尽的剥削“土皇帝”刘文彩利用其豢养的家丁，以武力的形式将土地从农民的手中夺走，又把攫取的土地分成比例不等的小块租给了农民。
贫苦农民为了生计，就必须向他租地。然后刘文彩就借机向农民收取高额的地租，干起了不劳而获的买卖。
刘文彩在租约中明文规定：租田之前，需要先缴纳一笔无息押金，退佃时如数奉还。
可是民国时期，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货币的价值一贬再贬，押金往往成为了一堆废纸，这无疑又给了无财不贪的刘文彩一种剥削手段。
另外，刘文彩还经常以退佃夺田的方式，要挟农民换订新约，重新交押金。
这一佃一夺，包含了多少农民的血泪，又有多少农户卖儿卖女，恐怕只有天知道。
当时有一位贫苦农民符曹康租种了刘文彩三亩四分田，为了交足押金，变卖了一头水牛。
不几年，刘文彩单方面撕毁了租约，退回的那笔押金，只能给小孩购买碗口般大的一堆花生米。
租户们受到的押金剥削还不是最惨的，更惨的当属地租剥削。
刘文彩制定的高额“铁般租”又名“死租”，他规定：“上、中、下三等田，要分别交租一石一斗、一石、八斗。”
可是，这些租额占据了收成的八成以上。并且，不论收成好坏、不问天灾人祸，佃户们都要按时上缴。如果有佃户胆敢欠缴，就会遭到刘文彩家丁的殴打。
除此之外，刘文彩还在佃户们交租的时候，设置了验租、风谷、过斗、算账四道关卡。
所谓验租，就是将佃户们送来的稻谷进行验证。
刘文彩先命人用锤子扎一扎，然后抓一把丢进水缸。若浮起，就是“不合格”。合格的还要用簸箕筛选，筛选掉的稻谷和水缸里的稻谷都不准带走。
风谷关：刘文彩命身强力壮的家丁摇动“飞轮风谷机”，将验租的稻谷进行第二次筛选。
这些被当作“枇壳”的好稻谷，佃户们也不准带回，而是装进了刘文彩建好的粮仓中。
过斗关：前面两种都是在挑选稻谷中做手脚，而过斗则是在称量上“下功夫”。佃户的稻谷被“吃走”一部后，刘文彩又用特制的收租斗装稻谷，这种量器一般比市斗要高出三升左右，每年额外吞走的粮食高达3500余石（民国时，一石大概是120斤）。
佃户们只要编出顺口溜，表达不满，说：“刘家的斗，豺狼的口。装不完刘家的罪，量不尽佃户的仇。”
算账关：经过层层盘剥，有些佃户的上缴的粮食根本不够刘文彩制定的要求。
于是刘文彩为了杀一儆百，就开始“算账”。等待佃户的往往是阴森森的水牢、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凳……
经过惨无人道的百般折磨后，佃户们要么是一命呜呼，要么就是回家变卖房产，成为流民。
翻案是假，剥削是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刘文彩就死于肺结核。他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是罄竹难书。
四川解放后，刘文彩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划为“恶霸地主”。
1958年，四川省文化局还发文指出：“鉴于大邑县刘文彩十恶不赦的罪行，决定将刘氏家园保留，以当罪证。”
陈毅元帅还亲笔书写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门牌。
1965年，四川美术学校的师生还以刘文彩为原型，创作了现代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分为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等7个部分，全景式展现了刘文彩的斑斑罪行。
12月，《收租院》在中国美术馆复制展出，参观人群络绎不绝，接待观众超过了200万人次。
1966年初，北京电视台还拍摄了同名纪录片，制成电影拷贝，在全国城市和农村连续放映达8年之久，收获了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可是进入20世纪之后，人们逐渐忘却了历史。刘文彩的后人也抓住机会，以各种方式为祖先正名。
比如在1994年3月，大邑县安仁、远兴、苏家三镇联合举办了“庆园鸽鸭会”，邀请了刘氏家族的知名人士参加。
举办方以刘文彩创办了“文彩中学（现为安仁中学）”为由，大肆吹捧刘文彩的“善举”。
一年之后，第二届“鸽鸭会”再次举办，仍旧邀请了刘文彩的后裔，地点依然是中学操场。
同月，恰逢中学建校50周年，有些人就以发展大邑县经济、提高大邑县知名度为借口，修葺了当年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纪念碑”，甚至还一度要恢复“文彩中学”的旧名。
1999年11月，有人出版了一本长达25万字的专著《刘文彩的真相》，文中吹嘘刘文彩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善举”，并非是传说中面目可憎的恶霸。
2010年3月，刘文彩的后人在四川安仁古镇举办了一场祭奠刘文彩的典礼。
刘氏子孙，上下一堂，多达百人。现场的刘氏族人还专门请来了一名西装笔挺的主持人，在台上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念及刘文彩的“义举”、“善举”。
不少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受邀前来，为刘文彩壮大声势，更有甚者拍手称快。
主持人念完，就有刘氏子孙发声，说请求政府，为刘文彩正名。
可让刘氏后人没想到的是，这场活动引来了一位四川记者的关注，他将现场的情况原原本本记录了下来，并发到了网络。
有细心、热心的网友见到这是在祭奠恶霸刘文彩，就开始在帖子下留言：谁也不能颠倒黑白，刘文彩这个地主还能被大规模祭奠。
还有些网友跟帖：“这是地主阶级的回潮，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让这种现象再次发生。”
为地主恶霸鸣冤叫屈，如果仅限于其子孙后代，还算是在人们的意料之内。
可恐怖的是为刘文彩树碑立传的还有不少精英群体，这就让人直冒冷汗。
他们为刘文彩辩护的理由不过是以下几种，刘文彩并非恶霸，他们也有人性好的一面，修建了学校。刘文彩的土地来源于个人才能，是合法收入。
这些理由看似有据可依，实则是偷换概念，显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前提：即“抽象人性论”和“精英特权史观”。
大谈“抽象人性论”的都忽视了刘文彩的阶级性，他本身就是地主，不会因人性的善，就不收地租，雇佣长工就不榨取剩余价值。
之所以刘文彩会施舍一些“善举”，也不过是为了图个名声。
至于这些精英群体为刘文彩辩护，则源于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同一阶层，为刘文彩辩护，就是为了正名自己的社会地位。
说的严重一点，这些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就是“阶级敌人”，理应遭到正义网友的严厉批判和穷追猛打。
结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依据其一生的所作所为为判定标准。纵观刘文彩的一生，盘剥百姓，欺压人民，皆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的“点点善举”丝毫不能掩盖刘文彩的恶霸底色。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如簧而消失，刘文彩的评价早有定论。
任何人要为刘文彩翻案，人民不会答应，历史不会答应，死去的亡魂更不会答应！
参考资料
《“善举”改变不了刘文彩的恶霸本质》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美化“刘文彩”要不得》 历史评论 张永峰
《1949年镇队刘文彩的武装减租斗争》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