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奇佳
夏衍
谈论夏衍与中共隐蔽战线的关系，首 先要谈到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周恩来。
他在 《杨度同志二三事》中这样说过：“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 (杨度)单线联系。”
根据这种口气，夏衍 充当中共早期秘密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 人，似乎与周恩来有一种直接的关系。从 常理推断，这一点并非全无可能：杨度是个 密级很高的秘密党员，原来很可能就是由 周恩来、潘汉年直接掌握的，周恩来将这一 联络关系转出后，以他的细致很可能会指 定接手工作的具体人员；而按照后来夏衍 与周恩来交往的密切程度，周很可能向他 提起过这一工作交接的前因后果。不过， 相关的文献证明材料实在太少，我们对此 就不能作太多推测引申了。
不过，溯源他和中国隐蔽战线关系，恐 怕还要从潘汉年说起。
潘是夏衍接触中共 隐蔽战线的直接领导人和引路人。事实 上，潘汉年还是周恩来与夏衍之间发生工作关系的主要的介绍人。
1920年早期，也就是潘汉年还是“创 造社小伙计”之一的时候，夏衍与潘汉年 可能就已相互结识，但两人有较深的交往 则应当在筹备组建“左联”期间。可能正 是由于这段时间的交往，潘汉年感到夏衍 的冷静、谨慎、周全的性格及知识分子气质 比较适合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
经过一段 时间的考察，1930年9月，②潘汉年直接 带夏衍到杨度家中，将与杨度单线联系的 工作交给了夏衍。当时，潘汉年未透漏杨 度的身份，但告诫夏衍“绝对不能对他怠 慢”,并说这房子是杜月笙的，夏“在紧急 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② 夏衍何时第一次见到了杨度，实际上就 是他最初触及隐蔽战线的时间点。因此，这个 “初始”的问题值得加以辨析。
这个时间点，现在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夏衍自己最初的说法，也就是他在《杨 度同志二三事》的说法：“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 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
二是他在《纪念潘汉年同志》中的说法。
《人 民日报》的原文如此：“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之后不久，他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向“文委” 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 之后……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 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 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 界的薛华立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 五十岁出头一点的绅士。”就 是说他第一次见到杨度是在1931年深秋的一个 晚上。
这是夏衍初见杨度比较流行的、可谓是“官 方”的一个说法。
三是刘客的说法，认为当是1931年5、6月间。(刘客：《周恩来是何时决定由夏衍作为与杨度的单线联系人的?——<周恩来年谱)一则史 实之我见》)
四是沈芸的说法。沈芸《夏衍年表》记载： “(1930年)9月，经潘汉年介绍，结识杨度(皙 子),做其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联络人。”(沈芸： 《夏衍年表》,)
五是杨度的女儿杨云慧晚年的一个说法。
她回忆说：“1928年到1931年，夏公是我家里的 常客。那时我还是中学生，夏公一来，总是在父 亲房里关上门谈话，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我很 少和他讲话，也从不关心这位瘦瘦的、戴眼镜的、 三十岁左右的沈先生到我家来干什么。”(杨云 慧：《夏伯和我们杨度一家》)
以上几种说法，最不可靠的是第二种说法， 也就是一般流行的“官方”的说法。因为杨度已 于1931年9月17日去世,夏衍无论如何不 可能在这一年深秋再见到杨度了。时隔半个世 纪回忆往事，夏公很可能是将日期记混了。
刘客的说法有一定价值，但也不可靠。因为 夏衍说过是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知道自己 联系的对象是杨度。夏衍还说自己每月跟他联 系一次。如是1931年春夏之后夏衍才结识杨度， 估计不容易在记忆中留下一种从容往来的印象。
杨云慧的记忆亦不可靠。她在较早的一个 回忆文章中提及：因演剧活动，她早就认识夏衍， “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父亲和他的关 系”。 ——对夏衍1930年代初时常登门的事情 她似乎完全没有印象了。1944年在周恩来处她 遇见夏衍，夏开玩笑说：“你不认得我，我可早就 认得你，你应该叫我老伯呢!”杨云慧还不理解： “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也不便多问。只当 是他和我说着玩的。”
并且，夏衍在为 杨云慧回忆录作序时明确写道：“我和杨度同志 单线联系的时间不长。”
如是1928年到1931年的工作关系，时间不可谓 不长。
相对而言，沈芸的说法最合乎情理。
如果夏 衍在1930年9月第一次见到杨度，与现有的各种 资料所提及的时间节点都比较吻合。1987年，夏 衍亲手编订的《夏衍选集》中，《纪念潘汉年同志》 一文与《人民日报》原作有一处重要的异文。该 文在说道他和杨度见面时间时这样表述：“我有 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在前一年的九月，他通过 良友图书公司找我……
这 个说法可作为沈芸说的重要旁证。
夏衍与杨度每月联系一次，夏衍的主 要工作是把党内刊物和“禁书”交给他，他 则“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 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由夏衍转给上 级组织。作单线联络人半年后，夏衍才知 道了杨度的身份，不免大吃一惊。
夏衍承担此项工作的时间并不长。 1931年6月，杨度为杜月笙操持杜氏家祠 事后，身体已感不豫，后又因饮食不当引起 胃病发作，于1931年9月17日去世。
杨度是由周恩来直接介绍入党的，身 份特别重要。不过，就隐蔽战线具体的作 用来说，估计他主要起的是战略判断之类 的作用。这从夏衍一个月才与他联系一次 的安排就可以看出。
杨度女儿杨云慧曾回 忆说：“又一次，父亲获得了一个紧急文 件，急欲送给党组织，一时又找不到送的 人。我生母便和二妹云碧假装出去购物， 辗转地把那个文件交给了地下党组 织。”
——这一事件不一定发生在夏衍担 任联络员的时期，但杨度在组织内所发挥 作用的性质可以推想：“紧急文件”的搜集 不是他的职责，因此像上述的情况只能是 特例处理。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夏衍在隐蔽战 线所发挥的就是较为单纯的信息传送渠道 的作用，他本人并未真正介入情报的收集 处理、人员的调配工作等。
1931年秋后，夏衍与潘汉年阔别了五 年多。这期间，夏衍留在上海从事地下斗 争，潘则随中共中央领导阶层撤离了上海 (主要是因为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并逐渐 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夏 衍再与潘见面，已是抗战前夕了。抗战爆 发后，夏衍与潘汉年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交 集，这在他的自传《懒寻旧梦录》、《纪念潘 汉年同志》等文中已有详细的介绍，在此 不赘述。要指出的是，在上海、香港 这些城市相继沦陷后，夏衍还陪伴潘汉年 参与了一些留守作家的安置任务。这其中 至少包括陶晶孙、叶灵凤等人。
20世纪80年代后，夏衍曾数次对陶 晶孙的家人陶赢孙透露如下内情：“陶晶 孙和潘汉年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抗日战 争爆发，上海沦陷后，陶晶孙和他的夫人陶 弥丽，留在上海。1937年12月，我和潘汉 年同志同船离沪南下香港。潘曾告诉我， 他们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孙留下来，因为 晶孙长期留学日本，与日本文艺界有广泛 的交往，他的夫人又是日本人，让晶孙隐蔽 下来，为我们做些工作。由于这是党的秘 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随便说他是 ‘汉奸’,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事实上， 他和左翼女诗人关露一样，他的行动是受 潘汉年领导的。”
至于叶灵凤，抗战结束后曾有他附逆 的传言，这时夏衍立即出来为他辩诬。
他 说：“叶灵凤先生也是香港文协分会理事， 他也是当时香港反对汪逆‘和运’的健将， 香港沦陷后，本报(指《建国日报》——引 者注)同人之一曾和叶氏在防空洞中相 遇，约其同行离港，叶答以‘有事’不能遽离。
后来叶一度被捕后，即接触敌伪出版 刊物，内地就有叶附逆之说，但在1942年， 叶又被捕，备受酷刑，本报社长曾接在渝叶 氏亲属来信，谓叶自沦陷后负有使命留港， 被发觉后生命危险等语，此事亦经中央负 责方面证明属实，所以叶氏经过详情，恐怕 要等他脱险后自己来说明了，我们希望暂 时不作过早的结论。”
数十年后，夏衍更 加明确了叶灵凤承担秘密使命的说法。他 在致姜德明的信中说：“在防空洞里遇到 他的是我，他说‘有事’,则是一九三九年 潘汉年交给他的‘事’,后来(解放前的四 七、四八年)潘说过：要他保持超然态度， 不直接介入政治，留待将来‘为我们帮 忙’。
这些事，潘案以前不让说，潘案后更 不能说了也。”
较有意味的一个现象是：晚年在述及 潘汉年在隐蔽战线功绩的时候，夏衍从来 不说及自己的作用。很多时候，他自己竟 像一个静静陪同在潘汉年身边的旁观者似 的。这种情形显然是不可能的，按照共产 党的情报工作原则，像陶晶孙这样密级的 情报人员，都应当是与潘汉年单线联系并 由潘汉年或专人掌握情况的，潘汉年却把 陶留在上海、叶留在香港的原委告诉了夏 衍，这其中透露出的信息足以让后人回味 了。
据说，作家出身的潘汉年，偏好使用理 想主义色彩浓郁的知识分子当情报干部。 他认为，这种人要么不干，要干就会不惜以 生命为代价，深入虎穴，忍受折磨，坚持始 终；并能在远离领导与组织的特殊环境，保 持应有品质，恪守应有原则。
著名的潘汉 年系统包括的作家就有恽逸群、袁殊、关 露、陶晶孙、叶灵凤、范纪曼等人。而在这 份名单中，或有必要加上夏衍这个边缘人 的名字(夏衍应当是一位自成一军、独当 一面的人物，但他的行动和潘汉年系统又有较深的交集)。
在1937年至1946年之间，夏衍与潘 汉年时聚时分，夏衍主要从事文化战线方 面的工作，而潘汉年则已完全转向了隐蔽 战线。两人之间工作联系是否涉及隐蔽战 线的工作，现已不可详考。⑩
一个有据可考的事例是：抗战期间夏衍 在桂林办报，其最重要的助手翁从六却忽然被紧 急调走了。夏衍在自传中未说明原因。根据现 在逐渐披露的资料，翁从六原来是被调到上海去 支援潘汉年情报系统在岩井公馆的工作了。在 潘汉年的指挥下，袁殊在岩井公馆的渗透是如此 的成功，以至于在日本人的情报系统中为共产党 发展出了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翁从六就是调过 去为这支队伍主管财务的。
袁殊早年在上海办报 时，翁从六即是他主管财务的经理。从类似的隐微的线索看，抗战期间两人在隐 蔽战线方面可能仍有一定的交集。不过遗憾的 是，此类事情少有信史的记录，后人大抵只能由 推测而想象了。
夏衍与潘汉年最后一次有史可确考的在 隐蔽战线的共事关系，是1946年末至 1949年初这一段时间。发生在这一时期 的“民主人士大营送”是两人此次合作共 事的最高成就。
1945年至1946年，夏衍在上海开展 过一段时间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国共和 谈不成，内战形势渐趋明朗后，夏衍曾向周 恩来提出去延安的申请。周恩来同意了， 答应在代表团撤离南京时，带他一起走。
但1946年9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 以他惊人的战略预判能力认定：香港、南洋 一带的统战工作将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区域 工作重心。考虑到潘汉年、夏衍对现代都 市生活比较熟悉，对香港的情况也比较了 解，于是便又派遣他和潘汉年一起参加香 港分局的领导工作。夏衍毫不犹豫地领受 了这个新的任务。
1946年10月30日，夏衍与潘汉年董 慧夫妇一起，飞往香港。其任务是“加强 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民主党派在香港的 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参加香港地 方党派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研讨会议和 情报汇报工作。”
夏衍的工作职务是中共 香港工作委员会成员、南方分局(中共中 央香港分局，1949年2月改为中共中央华 南分局)成员、香港文委书记。潘似乎没 有具体的职务。
他的任职情况好像一直是 这样：比如其1946年的公开身份仅是中共 与“联总”、“行总”的联络代表而已。 1947年和1948年，潘汉年在香港以中共 上海局和香港工委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主要是团结和联系上层民主人士。
只有真 正的圈内人才知道他的“代表”身份包含 的巨大意义：1948年国民党政权总崩溃前 夜，香港的各方势力都要求见共产党驻港 代表，“给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 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
夏衍到香港后，先受命去南洋开展工 作。但由于南洋的特殊历史情况，他工作 的展开不算顺利，1947年8月被英殖民 当局“礼送”出境，回到香港，主要是主持 文化方面的领导、统战工作。而自1948年 8月开始，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协助潘汉年 展开“民主人士大营送”的工作。
周恩来很可能在离开南京、上海的时 候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将国统区 的民主人士安全运抵解放区，并以此为基 础，在解放区召开一个团结了全国最广泛 政治力量的政治协商会议(亦即新中国的 立法会议)。
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他 已开始着手这一工作安排，并且，他已决定 将香港作为唯一的中转站。1947年3月8 日他和任弼时在听取钱之光等的汇报时 说：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 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 去。要钱带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 港建立联系。
此后，钱之光即受命考察烟 台、青岛、大连等地，实地检测运送方案的 可能性和安全性。
1948年8月1日后，此 项工作正式启动。此日，毛泽东电复香港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他们积极响应 中共“五一”口号表示“极为钦佩”,并就召 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 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 问题等，征询他们的意见。
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 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 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 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
1948年8月12日，周恩来为 早日在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起草中共 中央致方方并香港分局电，其中指出：“为 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 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 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 商一个名单电告。”
随后，方方、潘汉年等人和赶到香港的 钱之光研究并着手进行了秘密接送民主人 士前往解放区的工作。
中共香港分局的运 送民主人士的“专门小组”应当即成立于 此时。该小组的负责人是潘汉年、许涤新、 饶彰风和夏衍。潘、许负责经费——主要是租船，夏衍分管与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 物联系，饶彰风则带领杨奇、杜宜、赵讽、陈 紫秋等人负责具体事宜。
在港民主人士大规模北上是在1948 年11月后(辽沈战役后，中共在军事上已 获得绝对优势，所有的人都清楚蒋政权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在此前，中 共已多次分批将部分民主人士运往北方， 这条通道的隐蔽性、安全性得到了考验。
《周恩来年谱》记载：
8月30日起草和任弼时、李维汉 联名的致钱之光电：同意组织一批民 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 但“须注意绝对秘密”。
九月七日，在 获知冯玉祥乘船由美返国途中于九月 一日遇难的消息后，即刻为中共中央 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 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
“第 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 为妥”;
“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 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
“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此后。方方、 潘汉年、钱之光等拟定并开始执行分批秘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计划。在 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胡愈 之、韩兆鹗等陆续到达中共中央城工 部所在地平山县李家庄后，周恩来多 次前去看望，听取他们对筹备召开新 政协的意见。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民主人 士北上高峰期间的情形的记载较多，夏衍 在《纪念潘汉年同志》、《懒寻旧梦录》等文 中已有较详细的记载，他说：
单就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 事，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 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 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一如沈钧儒、 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 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 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 表，②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
当 时东北和华北一部分已经解放，所以 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 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 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 药、纸张、五金运回东北，也就趁此机 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这群知名人士中还有何香凝、李济深、 邓初民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当指韩练 成，“一位西北军的代表”当指周士观。
由于他们这一杰出的工作，国统区的 数百位民主人士得以安全抵达解放区，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充 分、全面、合法的举行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港期间，夏衍与潘汉年在隐蔽战线 上的共事关系还有很多(如策动钱昌照起 义、“两航”起义、龙云起义等),不过，其中 最重要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也是两人 合作最紧密的事件，当属此次“民主人士 大营运”。
夏衍此前的回忆中，一般都将 主要贡献归之于潘汉年，言下之意，他不过 只是适逢其会帮一点“小忙”而已。而我 们通过此番考证试图说明：在周恩来的布局中，协助潘汉年展开隐蔽战线方面的工 作，甚至直接、深度地介入其中，本就是他 赴港工作的一个重要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