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汤景延被俘后的镜头，面对敌人的拷问，他始终守口如瓶
世人皆知1948年的上海滩，国共两军正处于剑拔弩张之际。却不知在这座繁华都市的某个角落，一位身着破旧棉袄的中年男子，正在经受着生与死的考验。这个男子就是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汤景延。那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定格了他被俘后的瞬间：手上缠着绷带，眼神却坚定如铁。谁能想到，这位出身富户之家的江苏才俊，曾在抗日战争中以＂草上飞＂的身份周旋于敌我之间，立下过赫赫战功。更令人称奇的是，当他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区司令部看守所的那段日子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利诱收买，他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定力。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在生死考验面前始终不曾低头？
一、从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到抗日救国
1904年，汤景延出生在江苏如皋城西陆家庄。这里是江苏北部的一个富庶之地，汤家世代耕读，家中藏书丰富。幼年的汤景延在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潜心研读四书五经。1920年，16岁的汤景延考入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这所位于上海的学校是当时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体育教育机构之一。
在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求学时光里，汤景延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体育理论和技能，还接触到了五四运动后涌入中国的新思潮。当时的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各种进步思想在此交汇。年轻的汤景延经常参与学生讨论会，关注时事政治，这为他日后的革命生涯埋下了伏笔。
1924年，汤景延从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凭借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家世背景，他被分配到皋县担任宣传干事。在宣传部门工作期间，汤景延负责编写各类文宣材料，组织文化活动。他创办了皋县第一个体育协会，在当地推广现代体育运动，深受百姓欢迎。
这段经历让汤景延对基层社会有了深入了解。他亲眼目睹了当时农村的贫困状况，也见证了地方势力对百姓的盘剥。1927年，他开始在江苏省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军事谋报处任职，负责收集和整理军事情报。这份工作让他对军事affairs有了系统认识，也为他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汤景延正在军事谋报处处理日常公务。他收到了大量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让他无法再安于现职。在一个雨夜，他独自来到灵甸港，找到了当地的抗日志士。
凭借在军事谋报处的经验，汤景延很快成为了海门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骨干。他带领队伍在海门一带开展游击战，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多次成功伏击日军小股部队。然而，当地保安旅各派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让他对这种松散的抗日方式产生了怀疑。
1938年初，汤景延辗转来到泰州，加入了鲁苏皖边区游击纵队。在这里，他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抗日战士，开始了更加有组织的抗日斗争。这支部队纪律严明，作战有方，在当地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正是在这支部队中，汤景延逐渐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抗日救国的目标。
二、潜伏上海，周旋敌我之间的＂草上飞＂
1939年春，汤景延接到组织指示，以商人身份潜入上海。这座被日军占领的＂孤岛＂里，暗流涌动。白天，他出入于各大商行之间，打探军情；夜晚，他则通过秘密电台将情报传递给新四军。为了掩护身份，他在法租界开设了一间小型贸易公司，专营布匹生意。这个掩护非常巧妙，因为当时上海的纺织业十分发达，商人往来频繁，不会引起敌人注意。
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中，汤景延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他以贸易公司为据点，招募了多名可靠的线人。这些人分布在码头、银行、报社等重要场所，收集各类军事和经济情报。为了确保情报的准确性，他常常要亲自核实重要信息。有一次，他得知日军准备在虹口码头秘密运送一批军用物资，便装扮成码头工人，混入装卸队伍，详细记录了物资的种类和数量。
1940年夏天，汤景延获悉日军在上海部署了新式雷达设备。这个情报对新四军的行动至关重要。为了获取更详细的信息，他以日本商社代理人的身份，多次出入虹桥机场附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看到日军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立即用随身携带的特制钢笔拍下了关键照片。这些珍贵的情报为新四军避免了多次损失。
然而，地下工作充满危险。1941年初，日特务机关开始怀疑有内奸向新四军传递情报。汤景延的处境日益危险。为了转移敌人注意力，他主动与一些知名的亲日分子来往，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对日本文化的仰慕。这种伪装让他成功避开了多次搜查。同时，他还在租界里开设了一家茶馆，以此为掩护继续进行情报工作。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强了对上海的控制。汤景延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利用各种机会搜集情报。他注意到日军开始在郊区修建防空设施，便装作测量工程师，实地勘察了这些工事的位置和规模。这些信息后来被证明对解放上海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汤景延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营救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一位重要同志。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行动。他先是通过关系网打探到了监狱的详细布防情况，然后利用与狱警的熟络关系，成功策划了一次劫囚行动。这次行动不仅营救出了被关押的同志，还带出了一批重要文件。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汤景延的地下工作网络已经遍布上海各个角落。他收集的情报涉及日军在上海的兵力部署、重要设施分布、防御工事等多个方面。这些情报为后来解放上海提供了重要参考。日军投降后，他并没有暴露身份，而是继续以商人的身份活动，为即将到来的国共决战做准备。
当时的上海，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国民党特务、帮会分子、外国间谍机构都在暗中活动。汤景延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他创造性地利用商人身份建立的人脉网络，不动声色地打入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正是这种本领，让他在上海这个复杂的大舞台上，赢得了＂草上飞＂的美誉。
三、被俘后的考验：刑讯、利诱与坚守
1948年3月15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清晨，汤景延在上海虹口区一处安全屋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这次被捕源于一起意外泄密，特务机关通过长期跟踪，最终锁定了他的行踪。被捕时，他正在整理一份关于国民党军队调动的重要情报。
汤景延被押送到淞沪警备区司令部看守所。这座位于提篮桥附近的建筑，是当时上海最严密的看守设施之一。特务机关对他的身份早有掌握，知道他是新四军苏浙游击纵队的重要人物，因此在审讯中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手段。
第一轮审讯持续了整整七天。特务们采用了水刑、电刑等多种酷刑。在一次审讯中，他的左手被打断，但他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信息。看守所的档案记录显示，在这七天里，审讯人员轮番上阵，但始终未能撬开他的嘴。
见酷刑无效，特务机关改变策略，开始实施利诱。他们找来汤景延的一位旧识严某，让其充当说客。严某提出可以安排汤景延全家赴台，并许诺给予高额报酬。面对这样的诱惑，汤景延只是笑了笑，没有作答。
4月初，国民党军统特务处处长毛人凤亲自到看守所视察。得知汤景延的案情后，他下令加强审讯力度。特务们开始采用更为狡猾的方式，他们故意在汤景延面前谈论地下党某些同志被捕的消息，企图动摇他的信念。但这些伎俩都未能奏效。
5月，特务机关又使出一招：他们伪造了一份《新闻报》，报道称新四军某支部已被剿灭，试图以此打击汤景延的斗志。汤景延看完报纸后，只说了一句：＂纸里包不住火＂。这句话被记录在审讯档案中，成为他坚定信念的见证。
被俘期间，汤景延并非消极等待。他仔细观察看守所的情况，记下了每个班次的警力部署。他发现，每天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是警戒最薄弱的时段。这个情报后来通过狱中的地下党员传递了出去，为组织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6月的一天，特务机关突然加强了看守所的警戒。原来是他们得到情报，称地下党可能会实施营救行动。为防止意外，他们将汤景延转移到了另一个秘密关押点。在转移途中，汤景延注意到了押送路线，并设法在路过南京路时，用脚在车厢上留下了记号。这些细节虽然微小，却为后来组织掌握他的关押地点提供了线索。
入秋后，特务机关改变了对待汤景延的方式。他们不再使用暴力，而是采取软禁政策，妄图通过长期磨损来瓦解他的意志。每天，他们都派人向他灌输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并且提供较好的伙食。然而，汤景延始终保持缄默，既不表态，也不反驳。
被俘的日子里，汤景延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在牢房里踱步三百圈。看守人员以为他是在活动筋骨，实际上他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持体力，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这种看似简单的坚持，展现了一个地下工作者的意志品质。
看守所的日记本上，记录了一个细节：每当有新犯人被押来审讯时，汤景延总是竖起耳朵仔细倾听，试图从中获取外界信息。即使在被囚禁的困境中，他仍然保持着一个情报工作者的敏锐。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观察，都被他牢牢记在脑中，期待有朝一日能够派上用场。
四、千钧一发：惊险营救与突围
1949年4月23日深夜，上海城区一片寂静。在外滩附近的一处秘密关押点，看守人员按照惯例进行换班。这时，从附近的几个制高点突然射来一阵密集的枪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这是地下党精心策划的一次营救行动。
行动组分为三个小组：突击组、掩护组和接应组。突击组由六名精干队员组成，他们借着枪声掩护，快速突入关押点。掩护组则在周边制高点架设轻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接应组在外围布置了三道防线，准备接应突围。
行动开始后，突击组立即控制了大门守卫。但意外很快发生：关押汤景延的铁门竟然改装了特制锁具，无法撬开。关键时刻，一名队员想起随身携带的炸药，当机立断在门锁处布置了少量炸药。这个冒险的决定，为营救争取了宝贵时间。
爆炸声惊动了附近的巡逻队。敌人的增援部队从多个方向赶来，试图包围这座建筑。掩护组立即展开反击，密集的弹雨将敌人阻挡在外。在这个过程中，掩护组的一名队员中弹负伤，但仍坚持射击，为突击组争取时间。
营救小组找到汤景延时，发现他因长期囚禁而体力不支。两名队员搀扶着他，沿着预先规划的路线撤退。途中，他们必须穿过一段空旷地带。就在这时，敌人的探照灯突然照来。千钧一发之际，接应组及时开火，造成了火力死角，使突击组得以安全通过。
突围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三次敌人的围堵。第一次是在南京路的一个路口，敌人布置了机枪阵地。接应组出其不意，用迫击炮轰击了阵地，为突围队伍开辟了通道。第二次遭遇在一条小巷内，敌人的特务试图近身肉搏。突击组的两名队员与敌人展开巷战，成功击退了追兵。
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撤退的最后阶段。敌人调来了装甲车，对撤退路线进行扫射。掩护组的弹药已经耗尽，情况十分危急。这时，预先埋伏在周边的地下党员开始行动，他们纷纷打开住所的门窗，制造混乱，给追兵造成了困扰。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激战，营救小组终于突出重围，到达了位于法租界的一处安全屋。这次行动共有三名队员负伤，但没有人员伤亡。行动结束后，他们立即分散隐蔽，消失在上海的街巷之中。
这次营救行动的成功，得益于周密的准备。地下党组织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摸清了关押点的位置和警力部署。他们甚至在行动前一周，就安排人手清理了撤退路线上的障碍物，为突围创造有利条件。
更令人惊讶的是，整个行动过程中，营救小组始终与外围的地下党员保持着联系。他们利用事先约定的暗号，借助路边小贩、清洁工等普通群众的掩护，准确把握着敌人的动向。这种严密的组织性，确保了行动的顺利完成。
行动结束后，国民党当局对这起事件进行了大规模调查，但始终未能查出营救行动的具体细节。他们加强了对整个上海地区的戒备，然而为时已晚。汤景延已经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很快恢复了与组织的联系。这次惊险的营救行动，成为了上海地下党战斗史上的一个传奇。
五、胜利在望：解放战争中的最后贡献
1949年5月，刚刚获救的汤景延很快投入到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中。他首先整理了在被关押期间收集的情报，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部署、防御工事位置以及兵力分布情况。这些情报为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提供了重要参考。
5月14日，汤景延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地点设在一家茶馆的后室，他向与会者详细汇报了国民党军队的疲惫状态和军心不稳的情况。特别是他提到，驻守吴淞炮台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出现了哗变迹象，这个情报后来被证实是准确的。
在解放军进攻上海前夕，汤景延组织地下党员打入了国民党的军需仓库系统。通过这个渠道，他们掌握了敌军的粮草储备情况。5月23日晚，他带领一支小分队潜入吴淞口的军需仓库，在不惊动守军的情况下，成功破坏了部分军需物资，打乱了敌军的后勤补给。
解放军攻城期间，汤景延负责协调城内地下党员的配合行动。他设计了一套联络方案，利用报童、算命先生等各类普通市民的身份作为掩护，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个网络及时传递着城内敌军调动的信息，为解放军的进攻提供了准确的战场态势。
5月25日，在解放军攻入市区后，汤景延立即组织地下党员保护重要的工业设施。他带领一支小队提前占领了杨树浦发电厂，阻止了国民党军队实施破坏。同时，他还组织人员看守南市的粮仓，确保了解放后市民的口粮供应。
在接管工作中，汤景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运用在特务机关被关押期间获得的知识，帮助识别了一批潜伏的特务分子。仅在外滩地区，就发现了十多个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据点。这些据点的及时查获，有效防止了敌特分子的破坏活动。
6月初，上海全境解放后，汤景延参与组建了上海市公安局。他将自己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整理成册，编写了一份《特工侦查手册》，为新中国的情报工作提供了宝贵参考。这份手册后来被作为培训教材，使用了很长时间。
在上海市军管会的工作中，汤景延负责接收和甄别旧政府的档案材料。他发现了大量关于地下党组织的机密档案，这些档案的及时处理，保护了大量地下工作者的安全。同时，他还协助军管会接收了国民党在上海的多处军事设施，为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提供了便利。
七月，汤景延参加了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上，他提出了关于加强城市治安管理的建议，特别强调要重视情报工作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这些建议得到采纳，并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在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改造中，汤景延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专长。他协助公安部门建立了一套反特务工作体系，有效打击了残留的敌对势力。同时，他还参与制定了上海市的户籍管理制度，这个制度后来成为全国其他城市的参考模板。
1949年底，当上海基本完成接管工作后，汤景延被调往其他岗位。临行前，他整理了大量在沪工作期间的经验材料，这些材料后来成为了研究上海解放战争史的重要史料。他在上海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协助建立了一个情报员培训班，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专业情报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