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三国史话》里的提到：“就能使天下及早统一，免于分裂之祸……然则孙权的决意抵抗，周瑜、鲁肃的一力蹿掇孙权抵抗，不过是好乱和行险侥幸而已”。但这种说法，恐怕是一厢情愿了。

第一，东汉末年的各路诸侯之间并没有什么道德高下之分，统一天下、创造治世，并非曹氏的“独家事业”。

确实，当时的曹操统一了北方，而且发展生产、恢复秩序，带给了人们久违的安居乐业。但他的那些对手们又何尝不是呢？

比如袁绍，曾经统一了冀、青、幽、并等河北四州，在当地推行德政、颇得民心（后来当他死后，河北百姓无不悲痛不已、如丧考妣）；

刘表，身处乱世之中，单骑南下、平定荆州七郡，随后恩威并著、招诱有方，开经立学、爱民养士，使得万里肃清、群民悦服，吸引了大批中原士子前来投奔，荆州宛如乱世中的桃花源。

就算是孙氏兄弟，也统一了诸侯林立、战火不断的江东地区；至于刘备集团，后来也统一了西南。他们都在当地励精图治、恢复生产、发展文化，表现得并不比曹氏差。

至于曹操，虽在《述志令》里自称：“无下无有孤，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但这并不能作为他高人一等的理由。

在董卓之后，曹操是对待寻常老百姓最为残暴的诸侯。在征讨陶谦期间，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屠城，曾经“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后，河北将士们投降后被曹操全部活埋，死者达到八万人。后世史学大家评价其“惨毒不仁，恶滔天矣。”

身为汉室臣子，曹操对于汉献帝同样歹毒。当初曹操“请”自己前往许都时，汉献帝已经洞悉其居心不良，曾表示：“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说的已经很直白了：你要是真心辅佐，自然感激不尽；否则，就请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

但曹操只是把汉献帝当作自己的工具而已。后来董贵人被杀前，由于其有孕在身，汉献帝苦苦哀求，却屡遭拒绝；华歆甚至还拖着披头散发、光着脚的董贵人，大大咧咧地从汉献帝身前走过。

这样不光明的政权，能被视为“盛世”的寄托？

第二，从客观历史背景来看，当时没人能创造盛世；就算曹操在赤壁之战获胜，这种局面也不可能出现。

东汉末年、天下支离破碎，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既有地主阶级与农民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也有士大夫集团不再拥护中央皇权、转而以家族利益为中心的现实驱动。甚至早在董卓之乱前，各地行政长官权力过大、早就形同诸侯，被地方官吏视为“主公”；“国家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东汉后期，这种思想趋势逐渐明朗。

因此，农民发起的黄巾起义没有让东汉皇室垮掉，董卓的凉州兵马也逐渐在自相残杀中走向末路，但真正摧毁刘氏皇朝的，是那些本为臣子的世家大族、地方长官、名门贵士。

统治华夏大地400年、恩泽绵长的刘氏尚且被如此抛弃，依靠武力兼并对手的曹氏家族，难道就能在短期内混一宇内、再现盛世吗？情况只怕会更糟。武力也许能降服对手，但真要彻底解决由来已久的社会矛盾，只能靠时间和制度来逐步缓和、调整。

最典型的一个表现：曹魏并不具备团结、协调世家大族的能力。“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对于曹操的出身，当时的世家是真心瞧不上。而曹操也对此耿耿于怀，对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门阀世家刻意打压；他本想杀杨彪，但忌惮于其影响力，退而求其次除掉其子杨修，曾经劝阻他杀害杨彪的孔融也难逃一死。随后他推崇“唯才是举”，也正是为了对抗门第豪族。

而到了他的儿子曹丕执政期间，很快放弃了与门阀世家的对抗，改而推行九品中正制，等同于不得不承认了门第的特权。后来的魏明帝曹睿在位期间，虽然颇有明主之风，但短短几年后就沉迷享乐、大兴土木，曹魏政治逐渐流于严苛；在曹睿死后，司马氏联合了一些门阀事件，很快窃取了曹氏天下，但对于现实矛盾同样束手无策，仅仅几十年后就陷入了更严重的分裂与混乱。

由上可见，认为“赤壁之战阻止了一个盛世的到来”，实在是毫无理由、纯属臆测。曹操势力固然最强，但他并不是历史潮流的代言人；他占据绝对优势却败给孙、刘，本身就说明了他的历史局限性。同时，孙、刘两家同样为历史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不仅开发南方“荒蛮地区”，而且都为统一天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认为：曹魏抵抗诸葛亮北伐，阻止了一个盛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