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3日，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带着警卫将潘汉年秘密逮捕。毛主席批示：此人从此不能再信任。

了解潘汉年被捕的真相后，陈毅同志深感遗憾：“糊涂，汉年同志糊涂啊！”

那么，“谍王”潘汉年究竟做了什么，令毛主席对他如此寒心？陈云为何至死念念不忘潘汉年？

潘汉年，江苏宜兴县人，1906年出生，19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加入党组织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潘汉年因此来到了上海，并在上海期间展现出了出色的宣传才能。

他的笔锋犀利，深刻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腐败，同时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由于其非凡的能力，潘汉年很快在组织中脱颖而出，并被任命为宣传科长。

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局势骤然恶化，整个国家陷入了血腥的风暴中。仅仅半个月时间，潘汉年身边的许多同志便被反动派逮捕并失踪。

在党组织的指示下，潘汉年转入地下工作，并在江苏省委从事宣传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同时，潘汉年号召全国文艺界人士一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其中尤以鲁迅为代表，他通过创作文章，用笔作为武器，积极抨击国民党反动派。

由于潘汉年卓越的工作能力，以及他与党内领导人博古的旧情，他逐渐步入党中央的核心。

1931年4月，特科上海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导致我党的上海情报组织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众多地下党员被捕或遇害。

在这种危急时刻，党中央决定重建中共特科，并推荐潘汉年担任上海情报局局长。值得注意的是，潘汉年此前并未从事地下工作，但他凭借出色的能力，迅速掌握了相关工作。

在短短几年内，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情报网络。

潘汉年领导下的情报系统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情报人员，其中包括“五种特殊身份”的袁殊、著名文学家关露、黄慕兰等人，他们都是潘汉年麾下赫赫有名的“情报大将”。

事实上，潘汉年的情报系统为我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3年，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常驻在此前敌对的19路军中，直到反蒋政权被蒋介石瓦解。

1934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战略转移。潘汉年与何长工受命与不满蒋介石的粤军将领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消除了对立，实现了互通情报、互借通道，帮助红军顺利通过粤军防区。

1935年遵义会议后，潘汉年作为陈云的副手，潜入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与瘫痪的地下党组织联系，设法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络，汇报遵义会议的成果和红军近况。随后，他与陈云一同前往莫斯科。

1936年，潘汉年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件，秘密往返于莫斯科、上海、香港、西安、保安等地，频繁会见宋庆龄、沈钧儒、邓文仪、张学良、陈立夫等人，为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铺路。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潘汉年积极协调沟通，帮助我方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接触，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将潘汉年调回上海，任副市长，协助陈毅进行上海的改造工作。按照此番规划，潘汉年未来的人生将是一帆风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仅仅五年后，潘汉年便因“内奸”罪名被捕。

1955年，“高饶事件”爆发，深知自己罪行严重的高岗最终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饶漱石则在1955年被捕并关押，接受隔离审查。

此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作为党员干部的高岗竟然叛国叛党，企图夺权，实在令人震惊和愤慨。如果党内还有更多像高岗和饶漱石一样思想扭曲、祸乱国家的人，那将对整个国家带来灾难。

中央针对高岗和饶漱石之间的关系网展开了详细调查。

为了清除党内的潜在危害，党组织决定进行大规模的审查和批评。此时，党内同志们人心惶惶。

为了防止矛盾进一步扩大，毛主席批示，要求全党的干部主动交代革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写成材料提交给组织。如果态度坦诚、知错就改，党组织可以视情况既往不咎。

然而，潘汉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没有选择坦诚交代历史问题，而是隐瞒了自己在抗战期间曾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

1939年，潘汉年负责上海、香港等地的对日伪情报工作。为了更深入地渗透敌方阵营，潘汉年利用自己之前积累的人脉，与许多在汪伪政府中有影响力的人建立了联系。其中有一位便是汪精卫麾下的特务头子李士群。

李士群原本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投奔国民党，在抗战爆发后再次叛变，投靠汪精卫成为汉奸。

为了获取更准确、更有价值的情报，经过党组织批准，潘汉年迅速与李士群建立了“秘密联系通道”。潘汉年也从李士群那里获得了大量重要的情报。

1943年，在华东局的指示下，潘汉年前往上海收集情报，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李士群告诉潘汉年，汪精卫想要见他。

虽然潘汉年深知这其中的利弊，接近汪精卫可以帮助搜集日本情报，但与汪精卫会面也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然而，潘汉年权衡后还是决定见汪精卫。

根据《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记载，这次会面没有实质性内容，汪精卫提出希望我党参与联合政府的提议，但潘汉年立即拒绝了。

可以说，潘汉年没有出卖党的机密，依然忠诚于党。

此后，潘汉年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十二年，但出于种种原因，他并没有及时向组织交代与汪精卫会面的事情。

直到1955年，中央开始审查高岗和饶漱石，潘汉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向老上级陈毅汇报了这一情况。

陈毅听后震惊，直言潘汉年“糊涂”。

在陈毅的提醒下，潘汉年将事情经过实事求是地写成材料，上交中央。由于事情重大，陈毅第二天就将潘汉年的材料交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当即表示：“此人不可信。”

毛主席做出这一判断，既是出于对党和国家大局的考虑，也因为潘汉年在隐蔽战线中的重要性。潘汉年不仅肩负个人生死，更代表着无数隐秘战线成员的生死命运。

毛主席也曾给过潘汉年两次机会解释。

第一次是在1944年底，当潘汉年会见汪精卫的消息传出时，毛主席指示相关部门核实，潘汉年否认了此事。

第二次是1945年初，潘汉年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时，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问询其对敌工作情况，潘汉年再次否认与汪精卫会面。

毛主席信任了潘汉年，并为他辩解，警告情报人员不要轻信谣言。然而，潘汉年最终还是隐瞒了这一重要事实，尽管这一隐瞒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在原则上犯了错误。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代表大会时，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带领的人员抓捕，随后被押送至功德林监狱。

1963年，潘汉年被判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最终这位曾经的“谍王”就此落幕。

许多人为潘汉年仗义执言，周恩来总理曾说道：“我了解潘汉年同志，他投身革命多年，不可能做出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我党的“红色特工之王”李克农更是全力协助他搜集各方面的历史材料，试图证明潘汉年绝对没有叛变投敌。

然而，尽管有如此多人力挺，潘汉年依然未能逃脱特殊历史时期的舆论漩涡，最终未能亲眼看到自己被正名的那一天。1977年，潘汉年因病去世，享年71岁。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潘汉年曾说：“我自己投身革命到今天，已经快五十年了，我相信这些年的革命经历足以证明我的清白，我相信党组织是不会看错人的！”

显然，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忠诚和正直，而历史，最终也给予了他公正的评判。

1979年10月，姚依林探望因病住院的陈云。当姚依林问他还有什么事要交代时，陈云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潘汉年的问题得到解决。”

在陈云的提议下，党组织决定重新调查并审理潘汉年一案。

1982年8月23日，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发布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不仅是对潘汉年个人的公正，也反映了党组织最终对历史的正视。

历史常常充满了复杂与反复，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然而时势也常演悲剧。在潘汉年身上，英雄与悲剧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