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天，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周总理连声斥责：“胡闹台！简直是胡闹台！”

门外，陈毅元帅站在那里，神情局促，犹如一个犯错的小孩。他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推开门，迎接等待他的责骂。

“究竟谁给你的权力？让你这么做！”周总理的话如疾风骤雨般劈头盖脸地砸向陈毅。

陈毅到底做了什么，竟让周总理发这么大的火？

陈毅元帅从小勤奋好学。五四运动的浪潮深深震撼了他，激发了他投身爱国运动的决心。1919年，陈毅获得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在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等革命志士。

1921年，陈毅因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引起法国当局的不满，被武装押送回国。尽管如此，他的革命热情丝毫未减。

回国后，他出任《新蜀报》的主笔，借此揭露社会不公，号召民众觉醒。他清楚地意识到，要实现抱负，必须依托一个强大的组织。于是，在同年11月，经肖振声等人介绍，陈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陈毅投身革命洪流，参与组织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等一系列爱国运动。同年8月，他回到四川，与朱德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次年，南昌起义爆发，陈毅与朱德率领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胜利会师。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

1934年，红军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然而，由于腿部受伤，陈毅未能随军长征，而是留在南方，担负起指挥南方红军部队的艰巨任务。他带领部队隐蔽在山林中，与敌军周旋，克服了食物匮乏和严寒的恶劣条件，同时还要应对敌军和野兽的威胁。

这样的艰苦生活持续了三年，但陈毅顽强坚持，不仅牵制了敌军，还为南方留下了宝贵的武装力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然而，这座城市长期被复杂的黑恶势力盘踞，治理难度极大。蒋介石在失守上海后曾狂妄地说：“解放军能打下上海，却绝对搞不好上海。”他之所以有如此自信，是因为自己统治上海多年，也未能彻底铲除内部的黑恶势力。

当国民党和外国势力准备看共产党在上海遭遇挫折时，党中央果断任命行事果断、一身正气的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肩负起整顿这座混乱城市的重任。

陈毅入城前便立下军规：“不得开炮，不得私闯民宅，不骚扰百姓。”入城的第二天，解放军战士们席地而卧，队列整齐，毫无喧哗。这样的纪律与秩序迅速传遍全城，并登上了报刊，引发热议。

蒋介石看后气急败坏，但也不得不承认陈毅非凡的领导能力。毛主席听闻消息后，连声称赞，接连说了四个“好”，充分表达了对陈毅的高度认可。

陈毅正式上任后，立刻着手治理上海的混乱局面。为快速稳定局势，他从各方调集人员加强治安管理，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被派去维持秩序。

他雷厉风行地展开整顿，用了两年时间彻底清除上海的毒品、黑帮以及其他犯罪活动，将曾经的“腐败之城”改造成了一座井然有序的城市。

到了1951年，上海已焕然一新，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陈毅用实际行动打破了所有质疑和嘲笑，将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狠狠打脸。

1955年，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排名我国十大元帅第六。

陈毅元帅的一生，是戎马生涯的缩影。他从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来，又在和平年代承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他的每一步，都承载了无数牺牲与付出，是一位真正肩负血泪与荣光的高级将领。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身兼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等重要职务，还兼任外交部长，工作任务繁重，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为了减轻总理的压力，1953年，毛主席开始物色合适的外交部长人选。经过反复权衡，具有军事才能、政治素养过硬，又在上海市长任内展现过卓越能力的陈毅，成为最佳人选。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与考察，1958年2月21日，在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陈毅正式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当接过这个重任后，陈毅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不禁担忧自己是否能胜任。

当晚，陈毅回到家中，将这一任命告诉了妻子张茜。他坦言，自己担任外交部长，无非会有以下四种结果：

第一种，干出成绩。

从革命战争时期开始，陈毅就以“不服输”的精神闻名，他始终以拼命工作的态度面对挑战。尤其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顽强坚持，为南方留下了重要的武装力量。

此外，陈毅知人善任，解放战争期间，他坚定信任粟裕的军事能力，将指挥权交给粟裕，自己则从全局出发统筹大局。这种格局与胸怀，是他信心的来源。他相信，只要不出意外，自己一定能在外交领域干出一番成绩，这是他心中最理想的情况。

第二种，碌碌无为。

陈毅坦言，自己从建国前便一直带兵打仗，从未从事过外交工作，而外交事务要求极高，包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精准判断以及繁复的礼仪规矩等。相比周总理这样堪称完美的外交家，自己即便再努力，也可能只是表现平平，难以超越前人。

第三种，犯下大错。

外交工作代表着国家的对外形象，许多时候处理的都是国与国之间的重要事务，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严重的外交事件。陈毅直爽的性格和偶尔的随性表达，可能成为隐患，这让他十分清楚，出错的风险始终存在。

第四种，累倒生病。

外交工作的强度极高，频繁的国际访问和长途奔波，加之时差问题，对身体是一种巨大考验。同时，外交事务还需要快速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精神压力巨大。陈毅明白，自己年纪已大，健康状况难免受影响，他提前提醒妻子张茜，要做好心理准备。

尽管陈毅对外交工作有种种顾虑，但他依然选择坦然面对，因为这是他对党的忠诚与对祖国的责任。

担任外交部长后，陈毅依然保持着军人特有的风格。他以无畏的精神、从容的大气和敏捷的头脑，在外交领域创造了卓越的成就，赢得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评价。

1965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刊登了陈毅佩戴墨镜的照片，照片上方赫然写着一行醒目的白底黑字：“THE ENEMY OF ASIA！”翻译过来就是“亚洲的敌人”。这一期《时代周刊》对陈毅进行了深入报道，称他是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是毛主席的代言人。

在新中国建设初期，陈毅兢兢业业，始终保持坚定立场，在国际谈判桌前寸步不让，以强大的气场令对手不敢直视。他的表现成为新中国外交风采的象征，也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对于担任外交部长这项重任，陈毅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工作中从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多次出访和接待活动中，他展现了独具一格的外交风采。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他也在一次国际会议上闹出了一场“国际玩笑”。

1965年，第二届亚非会议原定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决定亲自与陈毅共同参加。然而，就在出发前夕，阿尔及利亚国内发生了军事政变，原定的会议安排受到严重影响。

经过与毛主席汇报后，周总理决定暂时停留在开罗访问，而陈毅率领一行人先行前往阿尔及利亚探查情况。

临行前，周总理特意叮嘱陈毅：“这次会议情况特殊，一定要谨言慎行，有事多沟通。”陈毅点头答应。

然而，当他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发现会议现场秩序混乱，人数稀少，甚至没有主持人。一些小国家的代表因筹备会议投入了大量精力，得知会议可能无法如期召开，焦急万分。

当他们看到中国代表团抵达后，纷纷围上来询问陈毅对会议前景的看法。面对众人焦灼的目光，陈毅当场表态：“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然而，陈毅事后冷静下来回想，却意识到自己的表态过于果断，没有留下足够的余地。陈毅的这番言论很快被部分国家的媒体报道出来，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消周总理得知消息后，对陈毅的言论十分担忧。周总理指出，这种表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误解。

为了妥善解决此事，周总理迅速向毛主席报告情况。经过审慎商讨，中国代表团决定建议暂缓会议召开，避免在局势不稳的情况下强行推动。最终，这场会议未能如期举行。

陈毅深知自己犯了错，一回到北京便直接赶往中南海主动请罪。他来到西花厅门外，见到工作人员便说道：“请罪来了，负荆请罪来了。”

工作人员见状，又觉得好气又好笑。

陈毅推开了周总理的办公室，还没等周总理开口，他便坦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总理，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是我嘴上没把门，您惩罚我吧……”

周总理急步走向陈毅，直视着他，大声斥责道：“是谁给你的权力？我再三嘱咐你，有事要多商议！现在倒好，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

周总理之所以如此动怒，是因为他深知外交部的一言一行，代表的都是中国的国家态度，容不得丝毫差池。

看到陈毅低头认错态度认真，周总理训斥了一番后，也就消了气。他知道，陈毅并无恶意，只是言辞过于直率罢了。

从周总理办公室出来后，陈毅再一次反思了自己的错误，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从那之后，陈毅对外交事务更加尽职尽责，谨言慎行，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陈毅担任外交部长的十余年间，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退缩，而对于小错小失也能虚心接受。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开创了诸多外交佳话——如“围棋外交”，用文化沟通突破中日之间的隔阂；又如在中美关系中，他主张采用“非常规手段”，推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2年1月6日，71岁的陈毅元帅因病逝世。四天后，追悼会如期举行。在京的高级领导干部无一缺席，包括周恩来、叶剑英等人。

陈毅元帅一生戎马倥偬，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一生光辉灿烂，他的贡献将永载史册，永远值得后人铭记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