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财政一直是一个谜，因为明朝给人的感觉是穷死的，但是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又大量流入中国。但为什么还是穷死了。钱呢？

一般情况，钱只在三个地方，一个在大明朝廷也就是崇祯手里，一个在官宦士绅手里，最后一个在老百姓手里。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明末崇祯没钱，老百姓更没钱。所以，最后钱只能在官宦士绅手里。

这个要追溯到万历年间，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 ，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这个原因很简单，万历皇帝是一个典型的守财奴。为解决军饷不足，于是决定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称为“辽饷”。 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后金和大明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明朝惨败。从此，明朝由攻转为守。

崇祯元年也就是1628年，高迎祥揭竿于安塞，从这个时候开始，崇祯不止要面对关外的后金，还要面对关内的起义军。然而这个时候，明廷朝政腐败，全国饥荒连年，农民大声疾呼：“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

很明显崇祯没有解决问题，高迎祥不止没有被平定，在崇祯三年也就是1630年，又出来一个牛人张献忠。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在陕西米脂走出来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当然这个时候的崇祯还不知道，这几个人会把体弱多病的大明朝搅的翻天覆地。

由于明朝的财政问题及其严重，终于在崇祯九年也就是1636年，武生李琎奏请“搜括臣宰助饷”，也就是让官员出资，然而当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没有同意，但是也没有将其逮捕审问。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年1637年，朱由检听从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在旧额田赋的基础上，每亩加粮六合，每年得银近二百万两，称为“剿饷”。

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崇祯面对自己的大臣，是下不去手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存在怜悯的。

也许这个办法用的比较奏效，两年后，也就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廷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蓟镇，中而畿辅，西而陕西三边，共练兵七十三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七百三十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练饷”。柿子捡软的捏，熟话说，再一再而不再三，但是崇祯又把这只黑手伸向了老百姓。

当然，这次崇祯也象征性的开始要求勋贵捐钱，崇祯十二年1639年，朱由检听从内阁首辅薛国观的建议，开始要求勋戚捐钱助饷。第一个被他开刀的是武清侯李国瑞，朱由检要求李国瑞不仅将应分给李国臣的20万两献出，而且另外20万两也要借给朝廷。李国瑞哭诉自己没有40万两，朱由检最后夺了他的侯爵，李国瑞在忧惧之下病死。

在百姓手里拿钱都是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到自己勋贵这里，几十万两都拿的这么费劲。

当然，百姓手里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最终在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由下岗的役卒李自成带领额外缴纳三饷的百姓去紫禁城找崇祯，最后崇祯自缢煤山，最为讽刺的是崇祯最后却写出“皆诸臣误朕,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当然，在李自成没有打进紫禁城的时候，崇祯也紧急的催捐助饷，崇祯十七年三月也就是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时，崇祯皇帝最后一次催捐助饷，这次范围不仅是勋戚，还包括文武百官和大太监。但多数人都不肯多捐钱。周奎在朱由检哀求下捐了一万两，太监中最富的王之心也仅捐一万两。大学士魏藻德仅助银百两。有的官员则在家门上张贴“此房急卖”告示，或摆出破烂器皿家什兜售。朱由检干脆强行摊派，额定三万两，仅太康伯张国纪出到了两万。费尽周折，只凑齐了二十万两。

死到临头了，才二十万两白银，这个时候的崇祯应该忘了，崇祯十年的一道圣旨增加缴饷，一次就从百姓手里拿到了两百万两白银，崇祯十二年的又一道圣旨增加练饷，一次就从百姓手里拿到了七百三十万两白银。当然了，无论从百姓手里拿多少，崇祯最后都会写出“皆诸臣误朕,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虽然，崇祯在最后求爷爷告奶奶的从勋贵及官员身上要来了二十万两白银，如果崇祯知道李自成从这些人手里拿到了约七千万两白银的时候，会是什么感想呢？也许他会更加肯定的他的想法，皆是诸臣误朕啊。

这就是崇祯的神奇操作，明明天灾频频，还不停的从百姓身上吸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