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岁的瑞典医生安娜（Anna Hammarström）和75岁的丈夫Eskil Hammarström已经有11个孩子了。他们的孩子里有瑞典著名的歌手Klara Hammarström，有瑞典骑马室内障碍赛青少年组的全国冠军Ingemar Hammarström，也有电视台骑马节目主持人Ellen Hammarström。瑞典国家电视台几年前还专门为他们一家拍了真人秀节目《Hammarström一家》。

如今，安娜又怀上了她和Eskil的第12个孩子。这个孩子是通过植入他们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冻好的受精卵怀上的。这个受精卵本来是冻在乌克兰，但因为俄乌战争，安娜辗转把它从乌克兰救了出来，运到格鲁吉亚之后植入了自己的子宫。

安娜很喜欢怀孕的感觉。尽管她已经58岁了，但孕期体内的荷尔蒙让她充满了活力。为了降低高龄带来的怀孕风险，她每天都严格控制饮食，并经常带着狗狗贝拉去散步。

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的长大，安娜感受到了越来越有力的胎动。不过在产检中还是发现了一些状况。助产士在给安娜做B超检查的时候觉得她的胎盘的位置长得不好，便把她转诊到了隆德大学附属医院让专家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在隆德大学附属医院，专家发现了一个让人担忧的情况。安娜发生了一种严重的妊娠并发症：她的胎盘长进了子宫壁里面，也就是所谓的侵入性胎盘。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安娜可能在生产时发生大出血，甚至可能因为失血过多而丧命。

侵入性胎盘多发生在曾经做过剖腹产手术的孕妇。胎盘的绒毛会沿着子宫里的疤痕侵入到子宫的肌肉层。而安娜之前头胎是三胞胎，二胎是双胞胎，前前后后已经接受过3次剖腹产手术了，因此发生侵入性胎盘的几率要比一般产妇高很多。瑞典全国每年大约50个孕妇会发生侵入性胎盘的情况。

瑞典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在预产期之前就提前几个星期通过剖腹产把安娜肚子里的孩子剖出来，并且在剖腹产的同时实施子宫切除术，这样来避免胎盘剥离的时候发生大出血。这样的手术方案也是欧美应对侵入性胎盘的“金标准”。

但安娜不接受这样的手术方案。虽然她已经58岁，而且已经植入了自己最后一个冷冻的受精卵，但她并不想摘除自己的子宫。作为医生的她也清楚摘除子宫本身也是一个大手术，存在并发症和后遗症的风险。而且她表示：“对我来说，这关乎我作为女性对自己的看法。为什么我要摘除一个健康的器官呢？这同样适用于身体的其他部位。” 隆德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表示如果非要保子宫的话，最多有50%的机会可以保住，但这个概率对于安娜来说太低了。

作为医生的安娜很擅长在网上搜索医学信息。经过数天没日没夜的搜索，她找到了一种可以安全生产并且保住自己子宫的方案：去中国做剖腹产。

侵入性胎盘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曾经做过剖腹产手术的产妇。中国常年以来剖腹产率居高不下，但因为长期以来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并没有很多有剖腹产史的人会再次怀孕生孩子。然而自从开放了二胎三胎以后，这个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数据显示，中国产妇胎盘植入的发生率是1/250，比国际上的1/5000要高出19倍。这样就导致中国的医生应对侵入性胎盘有非常丰富的而经验。

说做就做，安娜立刻给山东省立医院的王红梅医生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在邮件中，安娜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自己搜索到了王红梅发表的关于侵入性胎盘的手术方法的论文，想去山东找她做剖腹产。

王红梅医生只用了几个小时就回信了。她表示山东省立医院是一所公立医院，安娜可以来做手术，但是她不建议安娜来，因为“瑞典太远了，旅程太危险”。

但这个回复并没有拦住安娜。她看到可以手术就立刻着手申请签证，购买机票，最终在孕35周的时候成功乘飞机和丈夫一起抵达了山东济南。当王红梅医生听说自己的瑞典病人到了济南之后还去逛博物馆和商场给孩子们购买礼物的时候，就立刻叫她来医院为她办理了住院手续。

中国的公立医院采血的效率让安娜印象深刻。她介绍道：“一堆患者在护士台前排队，排到了之后把胳膊伸进去就行了。”

各项检查之后，王红梅医生告诉安娜，她有99%的把握可以保住安娜的子宫。这个数字明显比瑞典隆德大学附属医院专家给的50%要高很多。王红梅医生介绍说，她在2016到2018年，刚刚全面放开二胎那段时间，每个星期就要做2-3台侵入性胎盘的手术，因此她对自己的技术还是非常自信的。

剖腹产手术在腰麻下进行，安娜全程保持清醒。手术总共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从旧的剖腹产疤痕进入，最终的出血量和普通剖腹产相差无几。术后王红梅医生用简单的英语向安娜解释，尽管安娜的胎盘覆盖了一个较大的区域，但并没有侵入子宫壁太深。

安娜和丈夫给新出生的第12个孩子起名Rosa。由于早产，Rosa被送去新生儿科住了几天的保温箱。出院后，三个人继续在中国呆了一个月，然后就提着王红梅医生送他们的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到了瑞典。

回到瑞典后，安娜有了新目标：邀请王红梅医生来瑞典，让她跟瑞典医生讲她的手术方法。

记者问安娜：“你如何看待你在这个年龄怀孕所面临的风险？”

安娜回答：“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冒险的人。我不会去跳伞，也不会超速开车，也不做极限滑雪。我评估过自己的身体状况，认为自己是能应对怀孕的，且所有的风险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检查来管理。”

记者继续问：“但你在怀孕后期去中国，这不是一种冒险吗？”

安娜回答：“我并没有感到担忧。我对自己能在中国得到的医疗是有信心的。瑞典医生在应对这种并发症方面并不是很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