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武之璋

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流派，其深邃的哲理与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然而，在深入探究其思想内涵之际，我们亦不能忽视其潜在的缺陷与问题。

中国有句成语叫“求田问舍”，这个典故出自三国时代，作为中国政治上的一个潜规则，它是政治人物自污的一种手段，这种传统由来已久。秦王政二十三年，当秦国计划伐楚时，秦王询问大将王翦需要多少军队才能消灭楚国。王翦回答至少需要60万，而另一位年轻将领李信则表示20万军队就足够了。秦王最终选择了李信，结果李信大败而归。随后，秦始皇亲自去找王翦，以谦逊的态度请求他出山，并承诺给予他60万军队。王翦答应后，出任司令官。然而，在行军过程中，王翦多次停下，通过信差向秦王请求赏赐，理由是家中人口众多，房子不够住。秦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前后赏赐了五次之多。

王翦的部下对此感到困惑，纷纷询问他为何这样做。毕竟，他们尚未出兵，也未立功，却一再要求赏赐。王翦解释说，秦王生性多疑，如今把全国的军队都交给了他，秦王内心其实十分不安。他通过这种方式向秦王表明自己贪财好色、胸无大志，以此消除秦王的疑虑，确保自己的安全。后来，王翦成功灭掉楚国，秦王也没有对他进行任何惩罚。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了“求田问舍”这一政治潜规则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这个故事深刻揭示了老子、韩非子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即对于功勋卓著的大臣，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与防范。这种理论对司马迁的影响尤为显著，令人深感遗憾。司马迁，这位充满正义感的伟大史学家，在其著作《太史公曰》中，对于君王诛杀功臣的行为，其谴责却显得颇为轻淡。他更多地强调了那些有功之臣因未能及时退隐而招致的祸患，对于那些能够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大臣则给予了高度的赞誉。我们必须以更为审慎的态度来审视司马迁的这种评论。

在任何一个政治体系中，论功行赏本是君王的职责和权力，同时也是其应尽的义务。若一味强调功成不居、功成身退，那么又有何人愿意挺身而出，为国家建功立业呢？毕竟，趋利避害乃人之常情。此外，对于君王而言，诛杀功臣无疑是一种严重违背道德的行为，应受到严厉的谴责。遗憾的是，司马迁在思想上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导致他的是非观念变得模糊，对于中国政治黑暗面的理解也显得不够深刻。

我们再举一例以资佐证。萧何，被誉为汉初三杰之首，其政治智慧与谋略为世人所称赞。然而，这位显赫一时的政治家却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某日，刘邦外出征战，宫中事务悉数交由萧何处理。在此期间，萧何大肆购置地产，甚至利用其宰相之权进行强买强卖。待刘邦归来，多人向刘邦控诉萧何的贪污行为，指责他侵吞民财。但是，萧何却处之泰然，因为他深知刘邦对这些事情并不在意。果然，刘邦对萧何的所作所为不仅未加追究，反而以玩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惊讶，并赏赐他更多的金钱。

此案例深刻揭示了中国政治的黑暗面。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功之人在立功之后，常常担心君王会对其进行打压或迫害。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保全自己，其中就包括求田问舍、自污名节等方式。这些方式旨在向君王展示自己的胸无大志和贪财好色，以求得君王的信任和庇护。然而，这种做法无疑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温床，使得中国的贪污问题难以禁绝。

道家思想中的求田问舍、自污名节等潜规则，正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对道家思想进行深入的剖析和反思，以期找到解决中国政治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我们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种思想流派，不断推动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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