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之璋

最近网络上一位学者一直骂孔子，说孔子推动建立了阶级制度，让中国文化停滞几千年，所以要打倒孔家店。这种说法非常幼稚，因为阶级制度根本不是孔子建立的。

阶级制度从商之前就一直存在，从商周一直延续到孔子时代。阶级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在非常漫长的时间内逐渐形成。西方的阶级制度更为严苛，孔子只是没有打破这个阶级制度，在阶级制度的体制内希望各守其分。

所谓君臣父子各守其分，这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还是有贡献的。如果中国文化的阶级制度是孔子建立的，那么对中国文化来说，中国的儒家偏重于伦理道德，这跟西方的神学宗教一样，并不妨碍西方的哲科思维。

中国的儒学也不应该妨碍中国哲学思维以及整个文化的进步。妨碍中国文化进步的是老子、法家韩非子。因为法家变成帝王学以后非常残暴，对帝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个工具中国人运用得很纯熟，所以中国的政治学跟法学在中国文化里绝灭了。

这种现象直到清朝才被一位大学者黄梨洲揭穿它的真面目，黄梨洲有两句话非常有道理，中国两千年之政治皆秦政也，都是实行秦朝的制度。中国两千年之法律皆帝王一人之法也，西方宗教一直是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宗教并没有妨碍西方的哲学思维。

儒学在中国的地位类似西方的宗教，它偏重于道德伦理，理论上没有理由妨碍哲科思维。可是不幸地出现了法家，很多学者直到今天仍认为法家理论周严有可行性。假如中国实行法家，儒家势力不要那么强大，中国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很多人把中国的法家跟西方的法学做比较，实际上是大错特错。中国的法家是一种权谋诡诈之术，是一种帝王术。这种专制帝王做工具的一套东西没有法可言，法家的理论是矛盾的，理论本身就是破坏法制的。

比如《韩非子》的法学里有一条非常高明的理论，法莫过于显，法一定要清楚明白。这是成文法的概念，法一定要述诸文字，文字要清楚明白。可是同时又讲帝王要有二柄，二柄是两个法宝，一个是刑，一个是德。刑是罚，德是赏赐。

当赏给大臣金银财宝他都不喜欢，恐吓处分也不怕，韩非子说此乃无用之臣杀之。另外韩非子在他的文章里再三警告帝王，千万不要相信自己的部下。甚至于君臣之间的关系一日百战，每天做帝王的要提心吊胆，防止部下造反。部下也每天提心吊胆防止被君王加害所以君臣之间没有诚信可言。

君臣之间一日百战是《韩非子》本身的内容，有很多破坏法治的地方。因为真正的法治就是依法治国，这是最重要的精神，帝王贵族也要守法。整个西方的法治是一部老百姓或市民跟君王争权利的斗争史。很多人把英国的《大宪章》视为人类真正法治的开始，因为《大宪章》明文规定限缩国王的权力，不是一切都由国王说了算。国王要受议会的监督，要尊重人民的权利，这种概念在东方从来没有出现过。

韩非子是法家这个说法本身有问题，韩非子不是法家，是法治的破坏者。韩非子的邪恶理论导致中国专制几千年，这种专制是有理论基础、麻痹人心，让知识分子毫无尊严的一种邪恶学说。

所以中国文化最大的迫害者是老子，是韩非子。因为从老子、韩非子的学术被帝王采用以后，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从此没有人再研究法学，也没有人再研究政治学，政治学跟法学在中国文化里消失，这是老子、韩非子最大的罪过。如今把这个罪过推到儒家孔子头上有失公道，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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