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年－1850年），福建侯官县人，晚清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民族英雄。

林则徐于1811年考中进士，成为翰林院编修，此后历任江苏按察使、东河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等职。

林则徐为官期间，清正廉洁，能力突出，得到清廷的赏识，时值“嘉道中衰”，鸦片荼毒中华。1839年，林则徐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东禁烟，并于虎门将鸦片全部销毁，史称虎门销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被构陷革职，发配新疆。1845年重获起用，历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虽然已过花甲之年，但历任岗位，兢兢业业，政绩卓著。

虽然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强硬对抗英国殖民者，但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却持开放态度，由他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对晚清洋务运动，甚至日本明治维新都产生重要影响，堪称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1785年，林则徐出生于福建县侯官（福建福州）。林氏祖上虽为当地大家名门，但林家传到林则徐父亲林宾日这里已家道中落。

林宾日乡试不中，只得在当地开设私塾养家糊口，林宾日共有十一名子女，林则徐是次子。

林则徐小的时候，林家微薄的收入已无法覆盖巨大的日常开支，甚至到了“贫窭益甚，三餐无以为继，时常断炊挨饿的地步。”

虽然林则徐家境贫寒，但他的父亲却从未放松对他的教育，四岁时带他入塾习字，六岁时学作文章。

贫寒的家世使林则徐较一般孩子早熟，他懂得生活的不易，除了努力读书，还经常帮助母亲料理家务，1797年，林则徐参加府试，获第一名，次年考中秀才。

1804年，十九岁的林则徐考中举人，在揭晓成绩的那一天，他正式迎娶河南永城知县郑大模之女郑淑卿为妻，至此林则徐凭借不懈的学习努力和婚姻，摆脱了贫困的命运。

但林则徐的志向远非小富即安，他从十几岁时就立下经国救世之志，在以后的时间里他始终践行这一理想。

1806年林则徐应厦门海防同知房永清的聘请，担任书记，主要负责处理商贩洋船来往、米粮兵饷的文书记录。

彼时鸦片走私猖獗，社会风气十分败坏，极大的摧残人的身心健康，从官到民，鸦片几乎无孔不入。

鸦片已成为腐蚀大清朝最厉害的毒药，比以往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外族入侵都要可怕，林则徐就是在这个时候内心笃定一定要铲除鸦片。

1807年，林则徐遇到了他人生第一个伯乐，这一年他被福建巡抚张师诚看中，并被招为幕僚。

在跟随张师诚的四年里，林则徐不仅向其学习公事，还学到了很多官场权谋之道，这为他以后入仕奠定思想基础。

1811年，林则徐在前两次会试名落孙山后，又参加第三次会试，这次以殿试二甲第四名的成绩中进士，被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林则徐在翰林院一干就是十年。

虽然翰林院工作非常枯燥，但林则徐没有选择“躺平”，他利用现有资源，更加努力研究经世之学，等待实现自己济世匡时的志愿。

终于在十年后机会来了，1820年河南南岸河堤发生决口，河南巡抚琦善办事不力，使工程进度缓慢，引发水灾，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道监察御史前往视察。

很快林则徐就发现这是由于料贩囤积居奇工程用料所致，并向朝廷提出科学有用的对策，此建议被嘉庆采纳实施，不久林则徐被授浙江杭嘉湖道，自此京官生涯彻底结束，开始了长期地方任职经历。

1823年，林则徐被擢升为江苏按察使。作为一省司法主官，林则徐到任后夙兴夜寐，不辞辛苦的解决积案问题，短短四个月内就把江苏积压案件处理十之八九，被江苏百姓称颂为“林青天”。

与此同时，林则徐在江苏颁布第一道禁烟令，防止鸦片走私扩散，年底被授予江苏布政使。

在以后的七年里，林则徐又陆续担任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湖北布政使，在此期间他兴修水利、救灾办赈、整顿吏治，均取得积极成效。

以致当时出现“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林公来，我生矣”的称颂。

由于林则徐声名斐然，1831年道光擢升他为河东河道总督，治理河道积弊。

平步青云的林则徐并没有飘飘然，反而更感使命重大，担任河道总督期间，他经常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查看沿河地势，水流情况。

在他的努力下，河道工作有了不小的改进，就连道光都感叹:

“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

由于政绩斐然，林则徐于1832年调任江苏巡抚，1837年升任湖广总督。

作为封疆大吏，林则徐并没有因权力的扩大而膨胀，反而更加务实谨慎，他劝勉农桑，整顿吏治，廉洁奉公。

在面对湖北境内大河泛滥的境况，采取有力措施，形成“江汉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

19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原材料市场，倾销商品，利用强大的海军舰队开疆拓土，建立大量海外殖民地，攫取资源。

英国作为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对外殖民和贸易方面走在前列，彼时的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依靠出口茶叶、丝绸和瓷器，赚取大量白银外汇。

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扭转贸易逆差，将鸦片源源不断地偷运到中国内地贩卖，到1830年代中国每年白银外流五六百万两之多。

吸食鸦片者超过一千万人，上至王公贵族，八旗子弟，下至士兵小吏，普通百姓，无不遭受鸦片毒害。

当时官员们形成弛禁论和严禁论，前者主张准许民间贩卖吸食，以内地生产的鸦片与英国竞争，遏止白银外流。后者则坚决主张打击杜绝吸食鸦片行为。

从各地督抚反馈的29件奏折中，赞成严禁的仅8人，反对者21人。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是坚定的禁烟派代表，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警告说: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与此同时镇国公傅喜吸食鸦片被揭发，道光大惊失色，鸦片烟毒已不知不觉浸染宗室，由此推动道光禁烟决心。

十一月中旬，林则徐被诏令入京，道光在八天中接连八次召见他，表达禁烟的坚决态度，命其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林则徐深感使命重大，一路马不停蹄的赶往广州。不过林则徐并非蛮干之辈，在出发前，他已事先差人秘密潜入广州打探消息，从而掌握一批重要烟犯的姓名、住址等底细。

1839年初，林则徐经过两个多月长途跋涉，终于抵达广州。

当时广东禁烟形势十分严峻，广州作为清朝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几乎所有走私鸦片都从这里上岸，广州十三行聚集了大量英国鸦片商贩。

他们在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上下打点，几乎买通了广州官场的大小官吏，这些官员不仅广收贿赂，自己也是吸食鸦片的“瘾君子”。

在林则徐到达广州后，从官员到烟商挖空心思的贿赂他，企图将他拉下水，促使禁烟计划落空。

面对复杂艰难的状况，林则徐没有退缩，在探访越华书院时还写下:“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豪言壮语，以此向外界传达禁烟的决心。

对于地方办事官员的不配合，林则徐主动联络广州当地主张禁烟的士绅和知识分子，搜寻到鸦片集散地、零售商等一系列禁烟关键信息。

同时林则徐的禁烟态度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的支持，他们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取缔烟贩，堵截趸船。

英商们见林则徐态度强硬，不得已交出一千多箱鸦片，但他们仍持侥幸心理，认为交了差，钦差大臣就该打道回府了，对于大量囤货鸦片仍拖延不交。

然而事实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低估了林则徐。三月份，林则徐传讯十三行洋商，命限期缴烟，并严正声明:

“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时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以为林则徐不过表面恫吓，拒不配合。随后，林则徐会同邓廷桢封锁广州海岸，重兵包围十三行，断其粮草淡水。

林则徐甚至写信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斥责其放纵鸦片贸易，毒害中国百姓健康。

经过一系列坚决斗争，义律等英商终于妥协，他们纷纷上缴全部鸦片，并承诺永不再走私。

六月初，林则徐在虎门海滩新砌的销烟池内销烟，共焚烧鸦片19179箱，2119袋。

经此一役，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闻听后欣喜万分，盛赞:“可称大快人心事！”1840年初林则徐被授两广总督。

随着鸦片贸易被彻底阻断，英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对华关系，并决定通过战争的方式逼迫清廷打开国门。

1840年五月，英国派遣七千远征军从印度出发抵达广东沿海，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由于此前林则徐已获取相关情报，加强沿岸守备，致使英军进攻未能得逞，此后英军沿海岸线一路北上，势如破竹，进犯至浙江。

在英军的炮火威胁下，道光决定妥协，命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谈判，争取以赔偿烟价换取英军退兵南下，同时将坚持抵抗的林则徐革职，发配伊犁“效力赎罪”。

当然，道光此举主要是息事宁人，并非真正惩治林则徐。但不管怎么说，林则徐作为有功之臣不仅未受褒奖，反而成为替罪羊，不得不说这是民族的屈辱和悲哀。

发配新疆后的林则徐没有泄气，反而冷静深思当前局势，虽然他抵制英国鸦片贸易，但对西方的先进科技和武器军舰却十分赞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在好友魏源的帮助下，编译《四洲志》，记述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改变“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 的状况，可谓开眼看世界第一人。

同时还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办理废地开垦，三年里足迹踏遍库车、阿克苏、乌什、和田、喀什噶尔、叶尔羌及伊拉里克、塔尔纳沁等处，行程三万公里。

所到之处兴修水利，推广坎儿井和纺车，被新疆人民誉为“林公井”和“林公车”。

另外，林则徐特别关注地缘和防务，考察期间已深深感受到沙俄侵略的潜在威胁，向布彦泰呼吁亡羊补牢，在晚年更是发出预见性告诫:

“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1845年林则徐被召回京师，在此后的四年间，历任陕甘总督、陕西巡抚及云贵总督等要职，镇压匪患及少数民族起义，赈济灾民，整顿矿政。

1850年六月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发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急调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赶赴广西镇压起义。

此时的林则徐已年过花甲，加之常年在外奔波，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当年十一月林则徐行至潮州，得了严重痢疾，病入膏肓，数天后与世长辞。

清廷感念其功德，赠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赐谥“文忠”。